右文政策下的赵宋王朝，曾经诞生了一大批贤能文士，这些人，有的身居政坛，保国安民;有的醉心文辞，开文坛一代风尚。北宋前期的名相寇准(961—1023年)适逢其会，他以文人起家，早年发迹，之后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寇准为官做事，一贯严正刚直，正是这种性格，一度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的仕途充满了波澜与坎坷。
拒绝欺君 十九登第
寇准年幼丧父，但他并未因此荒废学业、流落街头，他凭借天资聪慧而博览群书，广增学识，尤其对《春秋》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抱有浓厚兴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便考中贡士，并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宋太宗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年纪太轻者往往不被他看好，皇上认为这样的人缺乏历练，血气方刚，行事缺乏稳重。有鉴于此，寇准周围的人出于好心，都劝他多报一些年岁，以增大录取机率。寇准却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我寇准才刚刚得到进取，难道就要开始欺君吗?”这时，寇准的刚直不阿性格第一次在历史上体现了出来。后参加殿试，他果然中第，这令时人在惊叹之余也对寇准多了几分敬佩。
进士及第后，寇准先后被朝廷授予大理评事、知县、殿中丞、通判郓州等职务。自从踏入仕途，寇准的生活境遇较以往也大有改善，他逐渐走向了荣华富贵。寇准性格豪爽，乐于宴饮，每次与朋友聚会，都会大讲排场。正史上说，寇家从来都不曾点过油灯，总是燃起价格昂贵的蜡烛。但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奢华的生活并没有动摇寇准的上进心，也没有改变他的耿介刚直之性格，因而他的仕途依旧平坦顺畅，官职也不断地晋级高升。
屡逆龙鳞 忠言直谏
寇准这块少年得志的好材料，没有因年纪太轻而遭到埋没，宋朝廷对他不断委以重任，他还曾经担任过右正言、直馆、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等官职。每次朝会上百官言事，寇准都不甘做“沉默的小伙伴”，他总是踊跃大胆发言且言辞激烈。对此，宋太宗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看走眼，寇准正是自己所钟爱的那种直臣，所以宋太宗对寇准格外器重。不久又下旨擢升寇爱卿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
从此，寇准更是不负圣望，他不但努力工作，而且还在宋太宗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忠诚。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向宋太宗奏事，但寇准意见与太宗意见不合，太宗越听越不高兴，索性转身向后宫走。寇准见状，竟忘了君臣名分，他上前一把抓住太宗的龙袍，执意请皇上听完自己的陈奏。好在宋太宗也不是不讲情理的蛮横昏君，他对寇准还算客气，只得再次回到龙椅上，重新听取寇准的谏言。
宋太宗绝对堪称明君，他明辨是非，认为寇准抓挽帝衣，并无他意，皆是出于寇准的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因此，越想越觉得寇爱卿可爱，越想就越觉得寇爱卿可堪大用。所以，他常常在众人面前夸赞寇准道：“朕得到了寇准，就等于唐太宗得到了魏征!”其乐意之心情溢于言表。
淳化二年(991年)的春季，对于靠耕种为生的北宋农民而言，是一个难熬的季节。开春之后，天气大旱，几个月几乎不见一滴雨水。百姓收成不好，就意味着将不能按时足量缴纳赋税，也就意味着流民潮的兴起和贫民暴动的潜伏滋生，做君王的宋太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虽然他不一定愿意在嘴上承认，但他心里清楚，百姓才是自己真正的衣食父母，才是头上的天。于是，太宗召集朝廷大臣，讨论天灾的缘起。除了寇准，殿下大臣几乎异口同声地“以天数对”，也就是认为是老天爷在作怪，天下大旱并不是人力所能为的。然而寇准却另有别论，他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下大旱是由刑罚不公所导致。别人都把责任推到了虚幻的“天”那里，而寇准却把皮球踢给了宋太宗——说刑罚不公正，不就是在论人事吗，人事当然应由宋太宗负总责了。寇准的话令宋太宗极为难堪，听罢他的话，“太宗怒，起入禁中”。
但没过多久，太宗就回过了神来，他认为寇准必定出言有据，就决定独自召见寇准。太宗面前，寇准提出要求，他要当面质问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王沔等人，太宗应允。王沔等来到后，寇准言辞激烈地问道：“在前些时候，祖吉和王淮都犯了贪污受贿之罪，祖吉罪行较轻，却被你们处死了;而王沔之弟王淮侵夺财物达到了千万，却仅仅被施以杖刑，后又官复原职，这难道不是你们这帮人执法不公、徇私舞弊吗?”王沔听罢寇准的问话，立马跪倒向太宗谢罪，太宗责骂了王沔一番。至此，太宗更认为寇准乃是可用之人，他旋即下旨，册封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后又升任枢密院长官。
寇准虽然因性格耿介而不止一次让宋太宗难堪，但却能够得到宋太宗的重用，毫无疑问，这是与宋太宗的开明密不可分的。
点拨太宗 助定国本
一次，寇准与温仲舒结伴而行，忽然路边跑来了一个疯子，拦住他们的车马并口中大呼“万岁”。这本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寇准因在朝刚直而树下了不少政敌，当这件小事传到政敌耳朵中以后，就变成了寇准欲“篡权夺位”的无中生有之“大事”。寇准素来与枢密院另一长官张逊不和，张逊获悉此事后，便唆使王宾到太宗那里告御状。在太宗面前，寇准与张逊互相对骂，并互揭对方的短处，二人作为朝廷大员竟然在朝堂之上玩起了泼妇骂街，这令太宗极为恼火。二人均遭贬斥，寇准被降为了青州行政长官。
第二年，宋太宗便因思念寇准而又召他回朝，并拜其为参知政事，寇准成了北宋王朝的副宰相。寇准从青州刚刚返京，就被思臣心切的太宗迫不及待地召到了宫中。太宗想就皇储问题听一听寇准的意见。刚刚结束外放生涯的寇准，此时仿佛暂时少了之前的耿直与坦荡，他联想当初冯拯曾上书请太宗册立皇储而遭致龙颜大怒，冯拯本人也被流放到了岭南，于是寇准决定对此事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便搪塞太宗道：“立太子的事情，皇上还是不要和妇人、宦官商量，也不要和近臣商量，您自己选择一位可以托付的贤者就是了。”但这一次太宗是诚恳的，他的确想在立国本这件大事上听一下寇准的意思并得到他的支持，便又说：“你看襄王怎么样?”寇准答复说：“知子莫如父，既然皇上认为合适，就请您早下决心吧。”知寇准对皇储人选没有意见，太宗便下定了决心，他马上决定以襄王赵元侃为检校太傅、开封尹(北宋皇帝即位以前，多任此职)，又改封寿王。待至至道元年(995年)，赵元侃又被立为了皇太子，并改名赵恒。
其实，赵恒既不是宋太宗的长子，其母亲也不是当朝皇后，他之所以能够为父皇看重，除了本身的聪明贤能、孝敬父皇外，在诸皇子中排名靠前也是他得以成为皇嗣的重要条件。赵恒在诸皇子中排名第三，在他的大哥疯掉、二哥暴亡以后，太宗自然把目光投在了他的身上。《宋史》上说他幼时“姿表特异”，与诸王游玩嬉戏时总是自称“元帅”，看来其领导气质自儿时即已具备。赵恒在十八九岁时便被父亲册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宋朝的名义宰相。虽然赵恒以皇子而为宰相，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但他被父皇所钟爱仍可略见一斑。对于时常进宫奏事进言的寇准而言，皇三子的优秀他自然心中有数，所以当太宗提到襄王时，寇准没有表示反对。
有一回赵恒外出，当开封市民望见皇太子车驾时，都伏地跪拜并大声高呼：“少年天子也”。宋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不悦，召来寇准对他哭诉道：“人心都归属太子了，天下百姓又欲置我于何地呢?”而寇准则笑着对太宗拜贺，并说：“这正是江山社稷的福啊!”宋太宗这才转忧为乐，并下旨宴请寇准，直到大醉而罢。
激怒同僚 刚直遭贬宋太宗晚年时期，渭水流域的秦州出现了大范围的番民骚乱，朝廷命温仲舒前去平定。温仲舒到达事发地之后，采取了驱逐加隔离的强硬“大棒”政策，将番民统统迁至渭水以北，并下令修筑高墙栅栏，欲隔绝番民的南下。这一切，却引起了番民的更大怒火，他们不断寻衅滋事，挑起事端。宋太宗对温仲舒的平叛策略持担忧态度，他唯恐这将招致更大的灾祸，于是便问策于寇准。寇准以唐代帝王为榜样，抨击了温仲舒的做法，并劝说宋太宗重视辖区内各民族友好交往，主张持安抚政策。太宗见寇准言之有理，便把温仲舒调至了凤翔，又改派寇准前去接触番民，消除汉番隔阂。寇准一到任，便反温仲舒之道而行之，不久便解决了秦州的番民骚乱问题。
册立太子及平定番民骚乱二事，着实让寇准风光了好一阵子。但他的那种耿直刚毅甚至自以为是的为人处世态度，也给他的仕途生涯带来了莫大的曲折与坎坷。至道二年(996年)，寇准因朝官名次排列的先后问题而与虞部员外郎冯拯发生了冲突，冯拯为刚硬的寇准所激怒，于是向皇帝进言，说寇准强硬霸道、目中无人。正值此时，广东转运使康戬也向宋太宗反映，说朝廷大臣因不敢与寇准抗争，所以寇准才“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冯拯与康戬的“小报告”令宋太宗非常恼怒，便召来吕端询问情况。吕端在皇帝面前不敢虚瞒，就实事求是地说：“寇准性情刚硬又自以为是，臣等都不愿意与他争执，主要是怕伤了国体，造成恶劣的影响。”
宋太宗一向爱惜寇准的才能，并认可他的赤胆忠心，但他也无法容忍寇准对同僚这种近乎蛮横不讲理的态度，便趁寇准觐见之际，将前面的事告诉了他，目的在于给寇准提个醒，让他也有所收敛，改改自己过于强硬的脾气。而寇准非但不领情，他反而要当着太宗的面，与那些“诬陷”他的人辩论一番。然而寇准这次是打错了算盘，他还以为这次又将是淳化二年大旱一事的翻版，宋太宗给了他个闭门羹，对他说：“如果在朝廷上辩论，你将在众人面前失去做副宰相的脸面啊!”但寇准却仍不肯罢休，他再次发扬“扯龙袍”精神，依然固执己见。这无异于向皇上头上浇凉水，寇准的固执让太宗彻底凉了心，太宗叹息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说罢，便下达了外放寇准为邓州长官的指令。寇准再一次因在太宗面前喋喋不休地争论而遭贬黜。
新帝承统 擢为宰相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或许是为了报答寇准的助登储位，或许是爱惜寇准的治国才华，或许二者兼而有之，真宗登基以后，寇准被授尚书工部侍郎，后又经过一些迁转，真宗又任命寇准为三司使。
在享有“圣相”之美誉的李沆去世后，真宗便任命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以填补最高行政权力的真空。毕士安入宫叩谢圣恩时，真宗对他说：“不久以后，朕就会把爱卿升为宰相。朕倚赖爱卿已经很久了，但如今乃多事之秋，朕欲再选拔一位可以与爱卿一同为相的，爱卿看谁最合适?”毕士安答真宗道：“当宰相，只有那些具备大的治国之才者，方可胜任，微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是真的宰辅之材。”
真宗对曰：“但我听说寇准强硬刚直，爱好意气用事。”毕士安又进一步赞美寇准说：“寇准秉直方正，慷慨且有大节，能够忘身徇国，秉道疾邪，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朝臣当中几乎无人能像他一样的。如今天下之民虽然蒙受皇恩，涵养安佚，然而西北边患尚严重，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得到格外重用的人。”
听罢此言，真宗便坚定了起用寇准的信心，不过为谨慎起见，他决定一方面同时任命毕士安与寇准为同平章事，另一方面又令毕士安位居首位，以便震慑寇准的刚直。在毕士安的强烈推荐之下，寇准得以第一次拜相。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寇准为相，依旧守正嫉恶。纵观中国古史，历朝历代都不缺奸诈小人，寇准的这种性格虽然于忠直大臣无害，但却令那些奸臣倍感不安，唯恐哪天遭到寇准的责难，因此对于寇准，“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一天，一个名叫申宗古的布衣竟然无中生有，状告起了当朝宰相寇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申宗古定是暗中受人指使。申宗古诬告说寇准交通安王赵元杰，意欲图谋不轨。虽然寇准倍感冤屈，但毕竟申宗古乃一平民百姓，他寇大人也不便与他殿下辩论，更何况申宗古所告乃是会被族诛的谋逆之最，故这令寇准诚惶诚恐，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俨然成了黄莲充口的哑巴。
危难之际，还是毕士安出面帮助寇准化险为夷。毕士安下令逮捕诬告者申宗古，逼迫其说出了真相，并斩杀申宗古;除此之外，他又在皇帝面前极力辩争，说明寇准绝对没有谋反之心。鉴于寇准平时虽刚直但胸怀坦荡，真宗也没有深入追究下去，此事便就此了结。经过毕士安的不懈努力，寇准终于又恢复了清白之身。
在寇准的所有同僚中，只有毕士安不但诚心地推荐寇准为相，而且诚心地帮助寇准摆脱困境，因此毕士安是最有恩于寇准的朝廷高官。
不畏强敌 奉帝亲征
北宋时期，北方边患极为严重，契丹与西夏两个强劲之敌，犹如两头猛兽，伺机南下侵袭宋境，给赵宋以致命重创。寇准为相之时，正值契丹族大辽政权放纵其骑兵侵扰北宋北部边境，沿边百姓受苦深重。有鉴于此，寇准建议朝廷练兵拜将，并挑选骁锐之师屯守边关要害，以防被契丹军队的侵扰。果然，契丹在冬季向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边关告急，朝廷不断收到来自北方的战情文书，有时，紧急文书一天多达五封之多。寇准却将文书扣下，每天对酒当歌，若无其事。真宗得知寇准这一状态后，下令召来寇准询问究竟。寇准说：“陛下若解决边患，倒也不难，只要您御驾亲征就可。”
宋真宗可不是一个善决断、有勇气的君主，对于寇准的建议，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下令群臣讨论。朝中奸臣王钦若、陈尧叟乃南方人，他们各自建议皇上南迁到自己的家乡，以避敌。当真宗将王陈二人的意思转达寇准后，他佯装不知谁的主意，不点名说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最后在寇准的执意请求下，宋真宗决定北上亲征契丹。为搬开王钦若这个绊脚石，寇准举荐他出镇河北大名。
当北宋士兵听说当今万岁亲自来征讨侵略者时，精神振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和真宗銮驾的远行，天生胆怯且又无主见的真宗在一帮大臣的鼓动下，竟然不敢再继续向前甚至产生了休战的念头。当此之时，辽国掌权者萧太后也向北宋发出了议和的建议。这正中宋真宗的下怀，他不管寇准如何苦谏，执意要求派遣使臣，与辽使商讨议和之事。受宋真宗派遣，曹利用代表北宋，前去辽营。真宗曾当面对曹利用讲，只要辽国同意撤兵，北宋方面可答应每年赠与辽国银两一百万。
为了尽量挽回北宋的面子，将北宋的负担降低至最低限度，曹利用出发之前，寇准将他单独召入营中，对他说：“虽然皇上那样讲，但你去谈判时，所谈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若超过此数，皇上不杀你，我也要取下你的头颅!”
后来曹利用与辽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双方规定：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年长，辽圣宗称其为兄;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这个条约，对于北宋来讲，的确是将损失降至了最低限度，这个结果是相当难得的。当然，这个结果的出现，若论首功，非寇准莫属。
错用奸佞 客死异乡
寇准耿直甚至自以为是的性格始终是他仕途多坎坷的原因。寇准为相，往往“用人不以次”，这令同僚颇为不悦。尤其是当他因澶渊之功而被加官以后，朝官更是多有嫉妒他之人。不久，在王钦若的挑拨之下，宋真宗又免去了寇准的相位，并将其外放。直到王钦若等小人被免官后，寇准才在宰相王旦的建议下，重新回朝任职，此后他又担任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等要职。
天禧三年(1019年)，宋真宗因风疾无法理政，刘皇后趁机把持朝廷大权。寇准秘密与真宗交谈，建议由皇太子摄理国政，并“择方正大臣为羽翼”。真宗表示赞许。但二人计划遭到泄漏，在刘皇后、丁谓等人的操控下，寇准被罢免相职，并被授予虚职太子太傅，封莱国公。之后在丁谓的挑拨下，朝廷将寇准一贬再贬，寇准最后竟然在年过花甲之后客死异乡。
可以说，是丁谓的不断打击与排挤，才最终导致了寇准的悲惨下场。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当初丁谓高升，乃是源于寇准的举荐。一开始，寇准没有认清丁谓的丑恶嘴脸与落井下石的奸臣作风，还曾在宰相李沆面前夸赞丁谓。李沆是什么人啊?他素以“先识之远”而被人颂扬为“真圣人”、“圣相”，看人别说一般，从来都不会错。对于寇准的举荐，李沆不以为然。寇准纳闷，请李丞相指点。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反问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两人的对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李沆认为丁某人为人有问题，对于这种小人，不能予以提拔重用;寇准则认为像丁谓这样有才能的人，怎能一直压抑其才，金子终会发光的!显然正直的寇准对丁谓做了错误的判断与估计。最后李沆笑着对寇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得势后的丁谓只知巴结主子，从而获得宠信，他不但在真宗崇道中表现活跃，而且还总找机会谄媚上司寇准。一次，两人一起在朝房用饭，寇准不小心将几粒米粘在了自己的胡须上。丁谓见状，立马上去为寇准拂去，还不失时机地赞美寇丞相的胡须“好好漂亮”。自此以后，“溜须”就成了巴结上司的专用词。直到寇准被丁谓所贬，他才“始伏沆言”，然为时已晚。
寇准一生，因刚直不阿而发迹，并逐渐受到重用，这是他的性格在清明之世给他所带来的幸运与荣耀;然而，不听尊长良言，执意与同僚争辩，自以为是地任选官员，也使他遭遇了巨大的政治灾难，并因此而导致仕途曲折，多次罢相，最后又客死他乡，这又是令后世为其扼腕叹息之处。
因自信而获得重用，后因自以为是而遭到贬斥，这是对寇准为官生涯的最完整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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