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上丝路商业航线逐渐向西开辟，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原有的《山海经》式传说玄幻式地理观逐渐被打破，《魏略》中记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艰辛无比，尤其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大海。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岭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然而在中华文明早期源头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蔚蓝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桨，而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证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亚洲大陆东端的早期居民，已经有能力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与民俗，即有可能经过海路，穿越渤海与黄海，抵达辽东半岛。而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则证明了海洋贸易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影响。

　　早熟的华夏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力并没有因海洋的存在而受到阻隔。早在成书于西汉的《尚书大传》，以及王充《论衡》中记载，周代即有越南北部与来自日本岛屿的使节来到首都镐京，献上珍贵的长羽珍禽“雉”与珍贵的香草“鬯”，作为西周时期中原文明已经与东瀛以及亚洲东南半岛地区拥有海上交往的佐证，当时的航路大约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经过对马海峡、冲岛以及大岛，最终抵达筑前，在《日本书记》中，称之为“北海道中”。近年来，日本考古学界曾在备后三原町、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区，陆续发现来自中原的铜剑、明刀钱、铜铎等文物，也证明了这条贸易航线昔日的兴盛。

　　春秋时代，随着中原各诸侯国国力的扩张，临海诸侯国如齐、吴、越、楚等，纷纷出于政治、军事与经济目的积极开展沿海与近海航行。春秋时代吴越两国水军中最大战船“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二尺五寸，可载士兵、桨挠手等共93人。《尚书·禹贡》中即记载了当时最早的沿海航路，从北方的黄河入海口向南，绕过山东半岛东端，沿黄海东海南下，到达淮河与长江入海口，早期兴盛的海港包括渤海西北的碣石(河北昌黎)、山东的转附(芝罘)、长江口的吴(苏州)、钱塘江口的句章(宁波)，以及番禺(广州)。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把风详细分为小、大、掫、狂四级。战国时代《吕氏春秋·有始》中，已经将把八个方向的风详细命名为“炎”“熏”“涛”等，并进一步创立出推算月令与海洋季风风向变化的“十二辰风表”(《周礼》)。

　　几乎早在路上丝绸之路刚刚形成的时刻，中原文明就发现，较之陆上交通线路时常因政治动荡而发生的梗阻，海洋是一片更为自由与便捷的通道。汉武帝继位初期，即派遣使者出海，寻求政治外交上的联络与全新的贸易通道。这条最早的南海贸易通路始于日南(越南广治)、雷州半岛的徐闻，以及广西合浦。在航行5个月后，到达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南部)，再航行4个月，到达邑卢没(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然后抵达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口)，再船行两月有余，抵达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使团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与丝织品，交换这些国家的珍珠宝石(明珠、碧琉璃、奇石)。

　　丝绸，是中国文明向外最早输出的产品，与迟迟未能获得丝绸生产技术的西方与中亚相比，近邻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无疑幸运得多。来自中原腹地的蚕种沿海路东传，越过朝鲜半岛，最终抵达日本。其确凿时间当在仲哀天皇八年(199)。不到半个世纪后的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经朝鲜半岛至魏都洛阳，魏明帝封其为“亲魏倭王”并赐大量丝织品，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10张、绀地句文锦3匹、蒨绛50匹、绀青50匹，这是中国丝绸制品作为外交往来赠品的最早记载。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卷》记载，在应神天皇在位期间(270～299)，朝鲜百济国曾向日本贡上两名纺织工匠，擅长韩缎的卓素和擅长吴服(中国吴越之地丝绸服装)的西素。

　　东汉时期，从东南亚一带前往中原遣使通好的国家就已经包括日南(越南，131年)、天竺(印度，159年、161年)、掸国(今缅甸，97年、120年)，其中掸国国王雍由调不仅进贡珍宝，还奉上魔术师(乐及幻人)，能够“变化吐火，自支解，善跳丸”，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记载，这些魔术师自称来自与掸国西南直通的“海西”，即西方遥远的强国大秦，中国的目光，首次与遥远的欧洲有了对接。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传统上被认为是罗马帝国。今日被丝路研究者广泛列举的一条史料，即是《后汉书·大秦传》中记载，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越南)入朝参觐，献上象牙、犀角、玳瑁等宝物。尽管学界对此使团是否为罗马帝国朝廷所派使团，抑或私人商团，一直纠缠不清，但两国此时已有间接贸易往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繒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直言罗马意欲绕过安息、天竺等海上贸易中介，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往来以获丰厚利润。作为佐证，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自然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中国和来自埃及、希腊的商人在阿里卡曼陀(印度东南海岸)沟通两国贸易，交换的商品包括蓝宝石、明珠、香料和各种珍贵的丝织品。”罗马商船通往中国的航路大致为穿越尼罗河、红海，向东南方跨越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西南部、东南半岛，最终抵达广州。

　　随着海上丝路商业航线逐渐向西开辟，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原有的《山海经》式传说玄幻式地理观逐渐被打破，《魏略》中记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条支，即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原本被中原视为天下疆域的西极，当张骞初次出使西域时，于公元前128年到西方时，该地刚刚从属于安息，所以《大宛传》说张骞听闻条支“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然而《汉书》中说其副使甘英抵达的条支，则可能是位于波斯湾古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汇聚入口的梅塞—喀拉塞(Mésène-Characène)，后为亚历山大大帝扩建为商业港口城市，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后被洪水毁坏。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国君主安条克四世将其复建，命名为安条克(Antionchia)，后此地建立一半独立阿拉伯王公国，名为喀拉塞—斯潘西努，成为安息(帕提亚王国)属国。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腊、罗马、伽尔底、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印度商贾云集于此。当时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程度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早期中国地理方志记载中的模糊描述，给今日的研究者造成了许多疑惑与歧义，《魏略》中的条支西大海到底指在何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后汉书》等书所说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的海水”。白鸟认为，“海西国”(大秦的别名)顾名思义应当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地区，即埃及。白鸟进一步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Alexander一名省去A与S等音后，即成(A)lek(s)an(dria)，译成中文就是“黎轩”，即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灭亡，这样，中文所说的大秦(黎轩)，就是指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与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而中国学者余太山则认为，黎轩在埃及，大秦则为意大利，本无关系，可是，“当汉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即埃及王国已不复存在，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合二为一了”。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班超对西域的进一步经营，两汉在国力鼎盛时期都对域外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更刺激了航行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修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用以训练水军，装备了高达数十丈、甲板上有三层建筑的楼船，在东汉丹阳太守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记载了我国南方近海航行中高超的驭风技术，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在广州出土的两汉年代陶制船模以及木船残留中，已经发现了舵与横隔舱的设计，横梁、隔舱版以铆钉结合，并用桐油灰密封船板之间的缝隙。

　　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中原战乱不休，但沿海割据政权如孙吴，亦大力开拓海上贸易与外交。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记载：吴人士燮为交阯太守，每有出入，“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说明西域至交州者人数之多，其胡人中便有极西之大秦人。同书记载：“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术帽、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士燮弟士武时贡马凡数百匹。”《通志·四夷传》卷一百九十八“扶南”条记载，吴国使者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今中南半岛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一部)，曾建议其国人用中原输入的丝绸，制成筒裙与横幅等衣物。

　　在此段动荡混乱时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使节与贸易商人，中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旅行，也有了一批全新的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其遗留的旅行笔记种种，也拓展着中国了解外部的视界。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在这西来东去的弘法队伍中，其记述最为翔实丰富者，当属东晋高僧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不顾60岁高龄，从长安出发，带领慧景、慧应等僧人，前往天竺。

　　法显西行求经之路为陆上丝绸之路，归途则取海上丝路，从印度多摩梨国(今日印度港口孟加拉邦塔姆卢)起航，途经狮子国(斯里兰卡)、耶婆提(爪哇)，最终在广州上岸。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西南郊区的布拉辛哈拉，至今还保存有遗址“法显洞”，为法显居处。在记载中，他因“去汉积年……同行分披，顾影唯几”看到玉佛像边有当地商人送来的“晋地白绢扇”为供养，竟然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此轶事也进一步作为来自中原的丝绸以及其他手工制品在东南亚普及的旁证。在这本行纪中，法显提及，从多摩梨到广州的航线已经固定，大约航行需要50日，且高度繁荣，有能够乘载超过200人的大型商船往来，魏晋时代中国沿海与南亚海上贸易往来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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