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是反对犯上作乱的，比如张三杀了君主，孔子就在他的编年史上写为“张三弑其君”。但如果张三杀的是一个昏君，孔子就隐去了张三的名字，写为“国人弑其君”。这就叫做春秋笔法。杀人的主体成了“国人”，是国人皆曰可杀的意思，张三是代表国人拿刀的。“弑”是贬意词，孔子认为杀君主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罗国齐氏被处决后，美国总统表示遗憾一样。
对于武王伐纣，因为属于犯上，孔子没有表态。《论语》中有赞扬周武王的句子，说明孔子对武王伐纣是肯定的。《论语》中不提伐纣之事。只有这几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这段话首先抛掉了大前提。“三分天下有其二”，怎么有了的?周原来的地盤只有陕西栒邑一带很小的地方。经过古公覃父等三代人的经营，逐渐扩大了地盤。西北一带是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取的，可以说是自己争来的。但是江汉流域一带，却是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使其“贰于己”的，也就是说，是用“不臣”的手段取得的。这怎么叫“犹服事殷”呢?孔子认为，周本来具备了灭商的实力，没有提前动手，这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假设一个部门经理，夺走了公司三分之二的资产，只是没有夺取董事长的位置，能说他的道德高尚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称曹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王莽和赵匡胤在篡位之前，同样也可以说是高尚的人。
实际上，周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与春秋时列国没有灭周道理是一样的。周室衰微，列国还打着“尊王”这个招牌，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周天子分封的。如果不用这面破旗，他们祖宗的基业就失去了理论根据。该动手时没有动手，只是时机没有成熟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孔子是殷商的后裔，肯定周伐商就是忘了自己的祖先。
孟子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他说武王伐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有道伐无道，杀了个“一夫”。所以后代人把周武王伐纣与商汤伐桀并称为汤武革命。
孟子的论述同样是有逻辑问题的。如果有道伐无道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明末清兵入关就是正义之师了。因为当时的明朝政府，连汉族人自己也说不好嘛。
其次是有道和无道由谁来界定即谁来做裁判的问题。如果只由胜利者来裁定，那显然是不公平的。比如武王伐纣，不能只听周武王的，因为他也是当事人。统治者的思想有强大的威慑力，周朝顺民们写的历史只好跟着说，就连孔子也只能说“吾从周”，所以后代人的历史未必可靠。正如伊拉克战争，不能只听姓乔的说。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能证明东条英机是个好人。我们现在要知道武王伐纣的真实情况，还应该听一听反方的声音。比如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曾扣马而谏，他们的著作倒值得一看，可惜没有。还有伐纣胜利后，殷民曾经造反，如果发现了造反殷民的日记，那就很有参考价值。
再就是有道和无道很难有固定的标准，所以孟子的论点同样没有大前提，只能陷入循环论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论据。胜利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力量强大，力量强大者多助，包括内助。多助者有道，失败者无道。其实和“成则为王败则寇”是一个意思。假如武王伐纣时有另一股势力把武王打败，周武王就是无道的。罪名是很现成的——以下犯上，以臣弑君。
孟子的逻辑前提实践证明是不成立的，因为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并不是一个行王道仁政的君主，而秦国是一个主张杀伐残暴的国家。
成王败寇是几千年来的习惯思维。有钱人就是有本事的人，他的财产就是证明，被枪毙的一定是坏人。喜欢打落水狗，墙倒众人推，是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嘲笑失败者，给死人脸上抹黑更是国人的惯技。
周幽王死在骊山下，于是就有了千金买笑，“数举”烽火戏诸侯的荒诞故事;秦二世而亡，秦朝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好人(鲁迅语)，秦始皇就不是他爸爸的儿子，他的母亲成了一个大破鞋;晋灭蜀，刘禅投降了，于是就有了乐不思蜀的故事，阿斗成了千古懦夫的代称;隋灭陈，于是就有了陈叔宝君臣天堑无忧的故事，陈后主和周丽华成了后人取笑的对象;宋灭南唐，于是就有了后主铁练锁江的故事。
纣王果真是无道的吗?连孔子也说纣王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坏。
武王在牧野宣布的纣的几条罪状是：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诱四方奴隶。前三条可说是多管闲事，纣王听女人的话，不祭祖宗，不信任亲族，干你武王屁事?从现代人的理念看，第一条是妇女同男人一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条是破除迷信，厚今薄古，第三条是不任人唯亲，纣王的这三条罪状恰恰证明纣王的政治理念要比周武王更有先进性。最后一条越发令人费解，很多的逃亡奴隶到了纣王那里，不正说明了纣王对奴隶的待遇要仁慈宽厚一些吗?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这第四条罪状是纣失败的主要原因。纣招诱四方的奴隶和罪人，才引起各国上层奴隶主的不满，加剧了纣与诸侯国的矛盾，给了周以可乘之机。但纣是怎样“招诱”奴隶的，奴隶们为什么要逃到纣王那里去，这些问题都没有翔实的资料。现代历史家如果也站在商末奴隶主的角度以此来谴责纣王，观点未免太陈旧了。
我们看《中国通史》是怎样写的：
他(周文王)又针对着殷纣招诱奴隶为其它小国所怨恨的形势，提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左传·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据春秋时楚国申无宇说，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这条法律的制订，并不意味着周文王维护旧存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用来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纣的一个手段。而且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里，仍有很多奴隶存在的事实。
意思很明白，周文王提出这个法律，并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的秩序，而只是利用纣同诸侯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纣王势力的策略而已。再往下看：
公元前1066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夫 们愿意出去作战，籍以取得食粮。……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据说，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块，其它财物可以想见。西周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看了这段描述，总令人觉得周国是遭了灾荒，武王为了转移矛盾，率领一大群饥民到商纣那里抢劫掳掠，然后取而代之。纣王因为成天沉湎于酒色，当然抵挡不住。但周武王也不是什么仁义之师。武王伐纣不过是改朝换代，说成有道伐无道的“革命”行为，就有点过誉了。
纣还有一条罪状就是周公《酒诰篇》中说的酗酒。说纣王通宵达旦地喝酒，连上天也震怒了。但细考究起来，喝酒不过是个人嗜好，同现在的吸烟一样，虽然有害健康，但绝不会构成死罪。刘伶，陶潜，李白，都是有名的酒鬼，古今论家无人说三道四。齐桓公汉高祖也是酒色之徒，为什么单单以此来谴责纣王呢?
再一件就是杀比干了。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也是个王子。对纣王的杀比干，不外以下情况：一是宫廷斗争，如同李世民射杀建成元吉一样，无所谓对与错的;二是属于路线斗争，如果纣王是正确路线，比干是错误路线，那纣王就是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民同例，纣王无错。如果比干是正确的，那错就在纣王。但当领导的杀错个把人，也不算什么大事，哪个君主哪个时代没有冤案?即使是杀错了，比起后代的大戮功臣，宁可错杀三千来，也算不了什么。可惜关于谁对谁错，好像历史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我们后代人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周文王有着明显的野心，纣王也只是把他当政治犯看待，囚于羑里，而没有杀他，最后放虎归山。说明纣绝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小时候听说鼓书的说封神演义，第一句就是“纣王无道宠妲己”。心中老是疑惑：一个人爱自己的老婆，怎么成了过错呢?长大了才知道，原来纣王的错误主要是对周的战争中输了。唐朝安史之乱，马嵬坡发生兵变，唐玄宗不是自裁以谢天下，而是让兵士把杨玉环缢死。后来有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写了一篇《长恨歌》，歌颂皇帝与贵妃忠贞不渝不爱情。所谓忠贞，就是把对方当做替罪羊。纣王却不是这样，他自焚而死，决不苟活。如果商平定了周武王的叛乱，商的统绪再延续若干年，一定也会有一个文学家撰文，赞扬纣王与妲己的爱情，那简直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如果那样，历史家们就该这样写了：修鹿台是为了给首都建一个标志性建筑，如果保存到现在，一定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池肉林，殷纣时生产发展，产品丰富，我们祖国商代就开始搞菜篮子工程了。
我们说纣王是个暴君，大多源于周朝的记载和《史记》。但太史公也是听人说的，那些记载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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