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在离任之际发表告别演说是个例行程式。比起同样也是行礼如仪的总统就职演说，离任演说中很少有在历史上留下特别印记的。但也有两个例外。

一个是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其之所以被视为重要历史文本，是因为这位国父在演说中告诫国民，在国内不要陷入派别纷争，对外不可卷入欧洲大陆的结盟和战争（即所谓“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原则）。

此后至今，在众多总统离任演说中，受关注的程度和历史重要性可与华盛顿相比的，无疑只有150多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离任演说了。而其中被牢牢记住的，当属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那部分内容。

艾森豪威尔谈到，在冷战的持久威胁之下，为了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美国人必须而且已经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建立和保持规模和力量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以及“一个巨大的、永久性的军事装备工业”。他接着讲出了其漫长军事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席话：

如今，庞大的军事组织与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总体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心灵上的影响，可以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议会和联邦政府的每一间办公室被感受到。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漠视这种变化的严峻意义。我们的辛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计，乃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卷入这种变化之中。

在政府的各个场合，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寻求不正当的影响力，无论它是蓄意还是不自觉地。权力越界现象灾难性上升的趋势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状况对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构成威胁……

这样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参与和领导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巨大扩张的总统，其政治遗言却直指军人和军事工业的潜在危害，这在令人感叹其深心谋国之余，也可用以勾连美国历史延续和断裂的某些重要面向。

美国人的反军国主义

虽然美国诞生于一场战争，而且此后的成长历程中也伴随着各种规模的战争和扩张冲动，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却始终强固地存在着某种贬抑战争、军队、军人和军工产业的因素。

作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美国人历来相信，和平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的民主政治共生，而对外战争则是暴政的温床。他们认为：战争会导致军备扩张，军备扩张会导致政府和军事机器对国民经济资源的过度榨取，又会使那些和军备相关的利益集团势力坐大。而且，那些操持军事事务的人偏爱保密，惯于排拒公共民主监督。

与此相关，一种对军队、军人和军工利益集团的意图和行为的阴谋论观点在美国十分常见。

20世纪以前，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确不算尚武好战，甚至可以说它有一种“反军国主义”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决定参战的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军种所属的军工企业，其产能远不敷战事所需。美国这才大举动员私营产业部门生产军需产品，由此军工生产和私营产业部门的结构性联结得以确立。私营产业部门中有许多人介入了军需生产和后勤动员，成为第一批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之间进出行走的人。这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雏形。

但一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断定，它没有必要保持大规模常备武力。战争期间一度暴涨的军工生产也相应回落。而且，对一战结果的不满、失望与对战争和军事的根深蒂固的疑惧、抵触结合起来，使新的、更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主宰了整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氛。

与此相关，一战中参与军工的私营企业成为公众舆论普遍指责的对象，针对军火商的阴谋论盛行一时。他们被斥为“贩卖死亡的商人”，为了利润施用阴谋手段将美国推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公众担心，这个巨大而隐秘的力量仍在操弄美国的内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国国会成立以杰拉尔德奈参议员为主席的调查军火工业的专门委员会，其结论应和了对军火工业的阴谋论看法。“奈委员会”认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固有界限被侵蚀，对国家是不祥之兆；而把美国推入一战的，是军火商和银行家牟取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目标。

奈委员会没有使用“军工复合体”一词，但究其所指，大体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谈论的那种情况。

美国军火商的力量有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被构筑起来，成为美国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而这个战争机器与其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联结和共生关系一经牢固确立，即再无全面消退可能。

20年代末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在10年间推行的各项刺激计划并没有使美国真正脱离困境。正是凭借二战中的巨大的军工需求，美国经济才真正摆脱大萧条，重新繁荣起来。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军事支出导致经济扩张（而不是榨取经济资源）的思路和逻辑。

而美国舆论氛围也因战争而大变，战前对军火商的指责、恐惧似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为战争使得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在美国内外赢得“民主的兵工厂”的美誉，其巨量产能对击败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法否认。

上述诸般趋势，更因冷战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强化。在整个50年如火如荼的军备竞赛中，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迈入历史上最长的黄金期，而立国以来直至二战当中一直存在的小规模国营军火工业则在5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中消失了。

这个过程反映了现代军事机器的经济技术规律：现代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必须综合多个行业和产业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军种所属企业固有的自足、封闭特征使之无法适应其中的效率要求。

这个过程也反映了私营产业界话语力量的壮大：它以公营军工企业效率不良、不符合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原则为由，敦促国会和政府对其实施 “私有化”，从而消除了它那实力本就不强的竞争对手。

这样，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占美国政府预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军费开支就全部流向私营产业部门，军工复合体的完备形态就此形成并持久存在。

以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军工生产的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通用电气、麦道、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罗克韦尔、通用汽车、国际商用机器（IBM）等大公司为一方，以掌握巨额军费开销的国防部及所辖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在“买主-卖家”合同关系基础上构成军工复合体的基本关系。

战后美国新兴的重要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都与国防合同有密切关系。以IBM为例，1950年代其收入的一半来自国防部门。

在政府和军队与产业界的强化了的关系中，除了明面上的合同，还有复杂的公关活动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企业处心积虑开展针对五角大楼的所谓“市场情报”活动，通过结交国防部官员取得军购计划方面的信息和人脉。

1959年众议院的一个专门调查发现，军工企业的确有意识地采用“宴饮说服策略”。由于国会在武器拨款方面的特殊分量，企业界还经常采用一个策略，即在向五角大楼提交某项新武器计划之前，先向一位关键职位上的国会议员实施游说，以期其武器方案获得先期有利地位。50年代末以来有个一度受到特别关注的情况是军队和企业之间存在的“旋转门”。

1969年，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经调查发现，涉及军事订货合同的最大的100家企业雇佣了2000多名退役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这些退役军人很容易接近军队和五角大楼，对军事采购计划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可想而知。

从企业界向政府机构的人员流动也不鲜见，通用汽车总经理威尔逊和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麦克纳马拉分别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成为国防部长，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很难被视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毋宁说它是一个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综合关系网络。在企业与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之外，它还包含或涉及其他一些要素和现象。

在华盛顿，除五角大楼之外，国会山的活动也有不少牵涉其中：至少包括与军工利益有瓜葛的国会议员和代表军工产业的游说集团。经济高度倚重国防工业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和社区，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和企业的工会组织，其表现往往与军工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

在华盛顿内外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面向五角大楼的智库和顾问公司，它们就军事技术、政策和战略问题等项目从军方或政府那里承接研究项目合同，兰德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全国各地，与能源部有稳定合同关系的十多个国家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也经常参与军事技术项目。

而承接来自五角大楼的研究合同的大学里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组成“军工学复合体”的组成要素（实际上，军事机构与知识和学术领域之间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用“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一语才能说明问题）。

军工复合体重塑美国

军工复合体的存在，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注入新的因素，也部分地重塑了它的权力精英体系。它使美国人所习惯的安排和做法、所秉持的原则和信念受到挤压，从而产生不安、不适，乃至于焦虑和危机感。艾森豪威尔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论说就反映了美国社会面对这种变化的纠结情绪和复杂心态。

自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以来，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美国社会对它的警惧关注也不曾消失。国会和其他机构曾进行过多次与之有关的调查。越南战争后期对军工复合体的指责批判一度非常激烈广泛。后冷战时期美国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有关争议也往往涉及军工复合体的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看，军工复合体已经深刻地嵌入美国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亦受制于美国社会的监督和制衡力量，并没有造成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很多人担心的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经济的过度军事化。

但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对它的存在和影响抱有不安甚至不祥之感，因为它是维持和扩张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最基本、也最难从根本上克服的实体力量。在军工复合体身上，依附着美国经过二战、冷战而培育出的一种军事传统和战略文化，一种美国独有的杂糅了军人、公司管理者和技术专家风格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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