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苏联针对波兰军人的屠杀事件)

　　卡廷的枪声和尸骨

　　1943年4月13日，正当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败涂地之际，德国柏林电台广播了一则令世界震惊的消息，他们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挖出了埋有波兰军官尸体的万人冢。当时，德国工兵师为修复当地遭炸毁的铁路、公路及基他工程，强行招募来罗、捷、波、法等国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就在那里，几个劳工在掘地时挖到埋着大量尸骨的坟冢。德国声称，这些波兰军官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手法。纳粹当局组织了一个以刑事和病理学家为成员的国际委员会对万人坑进行考察，在这个委员会的调查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惨状：

　　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地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抹平并种上了小松树，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皮毛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

　　尽管国际社会对此将信将疑，但德国的指控已严重损伤了苏联在盟友中的声誉。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正陷入焦头烂额之中。希特勒抓住机会，命德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大肆炒作，以挑拨苏联与盟国的关系。

　　苏联栽赃掩盖罪行

　　“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苏联政府说，波兰的战俘们在1941年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区从事建设工作。他们是在同年7月德军占领该地区后被杀害，他们的死亡与苏联完全没有关系。不过，苏联的反击经不起推敲，苏德互相攻击，口诛笔伐。

　　苏联利用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有利地位，最终把屠杀事件推到了希特勒的头上。为了表示对事件的重视，1944年德军撤走后，苏联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现场反调查。该委员会认定，这些坟墓中的11000具尸体，是在1941年9月至12月之间被枪杀的，德国人雇佣了500名俄国人做这件事，事后又将其处决了。英美当时对苏联的说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们都不愿在共同对抗德国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中触怒苏联。此外，由于纳粹德国的行径臭名昭著，尤其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使得国际社会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卡廷惨案的真相被苏联成功地掩盖起来。

　　1945年，德国法西斯灭亡，苏联以胜利者和审判者的姿态高高地端坐在纽伦堡的审判席上。在审判中苏联当局公布了对2万多名波兰死者的调查报告，将这盆脏水全部泼在德国人的身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再也不会被损害了。

　　但波兰人心里非常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虽然他们当时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就算有证据他们也不敢公布，因为二战后的波兰，地处华约阵营前线，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命运是掌握在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手中的。波兰领导人长期保持缄默，对卡廷事件自己不谈，也不许别人谈。卡廷上空阴魂不散。

　　戈尔巴乔夫勇敢揭露真相

　　“卡廷事件”的证据始终保存在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档案中，在事件发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苏联克格勃领导人曾多次建议将当年屠杀波兰俘虏的秘密文件全部销毁，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文件并没有被销毁。最后，这些尘封50多年的俄罗斯第一密档，传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总统办公室主任一道，开启了总统密档第一卷的封印。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个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

　　在1992年10月14日举行的俄波通报会议上，波兰总统瓦文萨手接密档副本，语音嘶哑。面对这些50年前冷冰冰的密档，他依然“感到全身颤抖”。

　　密档中有三份文件是苏联制造了卡廷惨案的直接证据。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贝利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的人数、军阶、职业和政治态度。报告说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等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因此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二.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头目谢列平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核实了卡廷惨案中被枪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报告强调说，如果档案馆继续保留这些档案，“一旦泄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建议继续利用1944年专门委员会的结论，将其他有关文件全部销毁。但不知什么原因，赫鲁晓夫和历届苏联领导人，都没有将这些文件销毁，真相才最终得以大白于天下。

　　波兰报刊盛赞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做出的“悔罪的姿态”，“其伟大可以同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的跪拜请罪相提并论。”

　　苏联从背后捅了波兰一刀

　　卡廷惨案的缘起要追溯到苏德瓜分波兰。早在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在附带秘密协定书中就定下了东西瓜分波兰的条约。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眼看着波兰在德军战车的横扫下一败涂地，斯大林知道，趁火打劫的时候到了。9月17日，他下令苏军越过波苏边界。而正与德军苦战的波军经受不住东西夹击，元帅里兹·斯来格里下令，不把苏军当作交战一方，对苏军的入侵不予抵抗，波兰人认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会给他们人道的待遇。苏军很快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并越过寇松线，占领比亚威斯托克等地区，俘获了130242名波兰军人，其中有125803人被押送到苏联，关进刚刚组建不久的8个战俘营。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他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从此，苏德在波兰的领土上接壤。

　　1939年10月3日，由于战俘营中人员众多，苏联在管理和供给上不堪重负，贝利亚在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分批遣散了大部分波兰士兵，剩下一批高级军政官员被集中关押在旧别尔斯克营和科泽尔斯克营，间谍人员、宪兵、狱吏等则被送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波兰社会的精英，包括军官、科学家、教授、官员、贵族等等。除了后来移交给德国的41819人以外，留在苏联战俘营中的大约为43000人。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来看，苏联在1940年3月以前并没有屠杀这些战俘的想法，后来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

　　苏联的战俘营在建立之时就设立了特别科，主要任务是“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的情绪。”斯大林借此可以随时掌握战俘的一举一动。1939年战俘管理局提交的报告中称，有部分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反苏宣传，说“苏联同法西斯勾结，如果英国和法国反对苏联，波兰就会存在，我们应该从后方提供帮助。”报告还列举了战俘营中发生的自杀、逃跑、绝食、怠工、抗议等事件。1940年2月，战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我们返回波兰去，赶走德国人和犹太人，然后再打倒布尔什维克。”

　　随着此类报告的不断增多，斯大林愈发不安，他终于意识到这些战俘就是一批潜在的敌人，如果将其释放，他们势必会高举反苏的大旗。但如果将这些战俘一直关在集中营里，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还有发生暴动的危险。

　　苏联立国后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西方大国曾多次对其进行武装干涉，而波兰恰恰是这些国家武装干涉苏联的前沿阵地。斯大林担心，苏联手中这批心怀仇恨的波兰军官，在战后很可能会掌握波兰的政权，而这样的政权正是苏联无法接受的。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的危险性比普通人大得多，如果把他们同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只能给苏占区正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主义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那里的苏维埃化改造，包括工农业的国有化、剥夺有产者的财产等等措施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抵触和反抗。

　　1940年3月，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枪决战俘的绝密报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等人都在这份报告上签名。尔后这份报告经过斯大林的修改，最终变成了政治局的决议。三座战俘营中波兰精英的命运，从被俘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

　　屠杀是按照有计划、高速度、高效率、高保密的要求进行的，具体的屠杀过程由苏联内务部警备局局长布洛欣负责，计划的设计和执行都相当周密。这些波兰人根本没有想到苏联的领导人对他们下了屠杀令，他们被一批一批地押解到一间特殊的审讯室处死，这间小屋作了隔音处理，不会有枪声传出。

　　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 随后，由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将尸体运到卡廷的黑森林区埋葬，盖上泥土，种上树木。

　　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被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枪毙。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应当说，苏联当局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为此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

　　俄波仇恨由来已久

　　卡廷惨案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播撒下新的仇恨。历史上，这两个民族的恩怨由来已久。

　　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人种、语言上同属斯拉夫人，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波兰人信仰天主教，从中世纪后期起就不断发生冲突。500年间，野心勃勃的波兰军队曾两度杀进莫斯科，贪得无厌的俄国人则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到一战前夕，实际上波兰已变成俄罗斯的属国。

　　一战中，波兰成为俄军与德、奥匈军拉锯的战场，最终被德军占领。根据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约，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放弃波兰全部领土，波兰的独立在巴黎和会上获得确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德国和俄罗斯都在历史上与波兰有着复杂的恩恩怨怨，然而面对两个同样敌视自己的强邻，波兰人对苏联有着格外的愤怒。东欧问题专家普利泽尔曾经指出，波兰人也许畏惧德国人，但他们总感到，他们与西部邻居分享着共同的文明。波兰元帅斯米格莱·雷诺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同德国人在一起，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同苏联人在一起，我们会有丧失灵魂的危险。”

　　刚刚复国的波兰，四周的边界都没有确定，凡尔赛和约只是对其西部的边界做出了规定。对于东部边界，协约国建议，在波兰与苏俄之间划定一条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米代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也就是后来的寇松线)，但以毕苏茨基为代表的波兰政府却力图恢复1772 年第一次瓜分前的“历史边界”，也就是说，要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划归波兰。于是，波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因苏俄被排除在巴黎和会之外，而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协约国鼓励波兰依靠军事力量去解决东部的边界问题，波兰铁腕人物毕苏茨基也正打算这样做。

　　1920年，趁苏俄国内战争之机，毕苏茨基开始了用武力解决东部“历史边界”的道路。4月25日，大规模的苏波战争爆发了，波军的主攻方向是基辅。由于毕苏茨基对红军主力所在方位的错误判断，波军在红军的进攻之下一路溃退。这种局面是协约国不愿看到的。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致电苏俄政府，建议双方停战，红军从协约国当年确定的分界线上后撤50公里。列宁将寇松的建议视为“一个骗局”，建议斯大林“迅速下令猛烈加强攻势”，朝华沙进军，希望将波兰变成一个苏维埃国家，以瓦解凡尔赛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而斯大林却反对在波兰展开进一步进攻，他早在1920年的6月就曾对乌克兰罗斯塔社的记者说过，“某些同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斯大林的判断在后来的波苏战争中都得到了证实。当红军抵达波兰时，波兰人民并没有像列宁预期的那样，把红军看作自己的解放者，而是把红军当作了颠覆波兰共和国的敌人。劳师远征的红军得不到后方及时供应，8月15日，在华沙近郊拉杰敏的决战中惨遭失败。在红军不得不继续撤退的情况下，急需在和平环境里休养生息的苏俄与波兰签订了里加条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划给了波兰。

　　苏波战争结束了，但苏俄之间的边界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战争中，红军损失30余万人，波军也损失10余万人。此战在莫斯科心中撒下了仇恨的种子，为1939年苏联再次进攻波兰、1940年卡廷惨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卡廷惨案这一令人发指的屠杀事件是俄、波之间长期仇恨的罪恶果实。斯大林置人道主义与国际影响于不顾，悍然下令屠杀2万多手无寸铁的波兰精英，其专横跋扈可见一斑。极左的意识形态蒙蔽了苏联领导人的双眼，国家机器的残酷统治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它们是斯大林的帮凶。在卡廷惨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大清洗时代的方法和逻辑：“从肉体上无情地消灭一切阶级敌人”。显而易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正义的，所以才不敢承认而撒下一个又一个弥天大谎。那些遭无辜屠杀的波兰军政要员们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他们竟会成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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