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385年—433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他留下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名句，刻画生动，贴切自然，处处显示着这位先驱不朽的文学功业。但谢灵运给后人留下同样深刻记忆的，还有他的傲慢与偏激，以及悲剧的人生。

　　站错了队伍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谢灵运出生于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他所在的谢氏家族，是东晋南朝的第一流士族。在东晋百余年的历史上，谢氏与琅邪王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四大家族一起，辅佐皇族司马氏，左右着这个偏安江南的政权。谢灵运的重叔祖谢安、祖父谢玄曾于淝水之战中打败来犯的北方军队，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维持。

　　出生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家族，谢灵运自然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光环。他博览群书，文笔之优美在江南一带没有人能超越。祖父、父亲都去世后，谢灵运的叔叔、谢氏家族的大家长谢混特别照顾他。18岁，谢灵运就承袭了家族爵位，被封为康乐公。

　　这位才气过人的世家子弟在当时可是流行的风向标：他喜欢骑在名贵的马上，穿着华丽的衣服招摇过市，而且他对衣服的款式非常在意，往往琢磨之后进行改进，衣着打扮总是让一批贵族子弟疯狂模仿。

　　谢灵运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东晋国势衰微的末年，外敌强大，国内将领也不安分，想争天下。混乱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刘裕越来越强大，以谢混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却站在了刘裕的敌人、北府军将领刘毅一边。

　　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9月，谢混被刘裕杀害。次月，刘毅兵败自杀。随后，谢灵运的仕途生活便充满了厄运。先是家中生变，以致谢灵运“擅杀门生”。据说这个所谓的“门生”，是谢灵运的家奴桂兴。谢灵运心爱的小妾和桂兴不知怎么走到了一起，心高气傲的谢灵运一忿之下，就把桂兴杀了。本来在那个门阀至上的年代，杀一个家奴算不上什么，但寒门出身的刘裕存心想折名门世家的威风，直接以此为由，把谢灵运罢免了。

　　接着，刘裕提拔了一批新贵。作为曾经的敌对势力，谢氏家族当然不会得到重用，谢灵运的封爵由康乐公降为康乐侯。从情理上来说，此时的谢灵运应该谨小慎微，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自视甚高又性格偏激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心理不免严重失衡，常常大发牢骚。

　　因为政治上不得志，谢灵运索性游山玩水，他被排挤到永嘉(今浙江温州)当太守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秀丽的永嘉山水，激发了谢灵运巨大的创作热情，他写下《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诸多名作。但即使生活如此潇洒，谢灵运还是觉得牵绊太多，第二年秋天，他干脆回故乡会稽郡始宁县过起了隐居生活。

　　开创一个诗歌流派

　　东汉魏晋以来，社会上隐逸风气大盛，与此同时，山水也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谢灵运对山水和隐逸生活情有独钟，当然，这也与谢氏家族“隐逸传统”的影响有关。谢灵运的重叔祖谢安曾“高卧东山”，隐居10年，直到世人发出“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感慨，才在40岁时出仕。谢安晚年退出政坛以后，又去过自己的隐居生活，谢灵运在《述祖德诗》其二中这样称赞道：“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

　　谢灵运的父祖都葬在会稽始宁县，故乡有田宅园林。谢灵运回去以后，进一步扩充土地，并兴造石壁精舍等新的建筑，与当地的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

　　最让谢灵运高兴的是，他在隐居生活中创作的诗文一传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洛阳纸贵的影响力，文人无论贵贱，莫不抄写，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灵运的主要成就在山水诗，从他开始，山水诗才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谢灵运山水诗所取得的成就，与佛教的影响密不可分。自后汉以来，佛教传播甚广，兴造寺塔，翻译经卷，在南北分裂的动乱年代里，佛教迅速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而佛经广阔的想象力与深邃的思辨性，也一下子吸引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和文人，谢灵运就是其中之一。他撰写《金刚经注》，与僧人竺道生一起修订北凉僧人昙无谶所译的40卷本《大般涅槃经》，而且与佛教中的名流如庐山慧远禅师等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外，谢灵运很可能还是中国最早学习梵文的学者，他写过一部专门的梵文研究著述《十四音训叙》。

　　文帝刘义隆即位后，很欣赏谢灵运的才华，征他为秘书监。但谢灵运的境遇并没有根本转变，文帝对他仍然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而名气远不如谢灵运的人，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谢灵运更加不平，干脆称病不朝。他的性格缺陷，在早年“擅杀门生”一事就已显露端倪，此时更无所顾忌，常常私自出游，十数日不归，既不报告，也不请假。但文帝对谢灵运还是很宽容的，让他自己上表，赐假回乡。但回到会稽的谢灵运依然故我，游乐无度，夜以继日，被御史中丞傅隆所奏，终于遭到彻底罢免。

　　以为是山贼

　　免官之后的谢灵运，生活愈加放纵，常常率领家奴门生数百人登山游玩。他甚至专门发明了一种登山时穿的鞋子，鞋底安有两个木齿，可根据路况拆卸，后世称之为“谢公屐”。

　　如果仅仅是结伴出游，搞点小发明，也就罢了，可谢灵运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他处处喜欢讲排场，所到之处，总是凿山挖湖，大兴土木，造成的社会影响很不好，对地方政府而言更是一种惊扰。有一次，他率领着随从几百人，从始宁县的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临海太守王琇听到报告，大吃一惊，以为是山贼来袭，严阵以待，后来知道是谢灵运在率队游玩，才松下一口气。

　　与那些权贵相比，谢灵运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但是当他对待老百姓这样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时，却很少有同情心，甚至还侵害百姓利益。会稽城的东面有一个回踵湖，水草丰茂、鱼虾众多，老百姓都赖以为生，谢灵运却上表要求将湖水放掉，变为自己的私田。文帝命令州郡履行，但会稽的孟太守顾及百姓利益，坚决不给。谢灵运既然得不到回踵湖，又求始宁县的岯崲(音同“批黄”)湖，孟太守同样没有给他。谢灵运于是逢人便说孟太守的坏话。

　　考虑到他与孟太守之间的矛盾，文帝将谢灵运调到了江西。但换了地方的谢灵运根本没有悔改之意，所作所为和之前如出一辙。种种不端被人检举揭发后，临川司徒刘义康派人前去收押谢灵运。面对紧张的形势，谢灵运先下手为强，不但武装拒捕，还发兵叛逃。他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首诗里，谢灵运将自己与反抗暴秦的张良、鲁仲连相比，具有很强的“造反”色彩。这本是杀头的重罪，但谢灵运被捕获后，在文帝的坚持下免于一死，被发配广州。

　　元嘉十年(433年)冬天，又有一桩牵涉谢灵运的旧案被揭发出来。这一次，文帝没有再包容谢灵运，命令在广州处决他。

　　生于贵族之家的谢灵运，富贵荣华唾手可得，对于他个人而言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很难说得清，要看他自己如何把握。可偏偏谢灵运是一个不知足的人！经济的富足对他来说不够，生活的清闲也不够，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明星般的文学影响力仍然不够，加上他傲慢、偏激的性格，最终造成了悲剧。他学过佛，喜欢游历山水并擅于刻画山水，但这些对谢灵运的心灵似乎没有太多的滋润。以文帝为代表的当权者已经对他很宽容，可是他根本不领情，依然故我，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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