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族化羌系民族党项人创建的西夏王朝兼具内亚性和中国性，但王朝本身没有辽阔的后方根据地，且王朝的前身源于唐朝的边疆藩镇，因此西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北族王朝。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对峙，中后期与金、南宋鼎立，在辽、金都致力于塑造本朝的正统性时，西夏皇室具有怎样的正统观呢?
元昊称帝：作为黄帝后裔的北魏拓跋氏
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后，极力向宋廷宣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他在上北宋的表文中谈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亦云表文声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人甚至记载元昊改姓元，《归田录》云“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
元昊的这项政治宣言，旨在通过北魏拓跋氏之后的尊贵身份来强调自己建立西夏国家的合法性。由于《魏书·序记》称北魏拓跋氏为黄帝之裔，元昊通过坚持以北魏拓跋氏为祖得以成为黄帝之裔，作为黄帝之裔的西夏皇室逐渐认为西夏的国家文明高于周边各族。
西夏六号陵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记有“梯航四 ”，七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记有“大破之虏”、“并吞八荒”、“三年西戎”、“戎夷匪(茹)”、“北塞鞑靼 变俗用夏”、“西戎满”。西夏番文史诗《夏圣根赞歌》云：“四方夷部遣贺使，一中圣处求盟约。”这些虏、戎、夷正是西夏周边文化低于西夏番族的游牧民族。
在西夏番文字典《文海》中，西夏番人解释“汉”为“蛮”、“吐蕃”为“戎羌”、“九姓回鹘”、“契丹”为“夷”。从“北塞鞑靼，变俗用夏”可知西夏皇室正是要以本国的番族文化来改造处于蒙昧状态的鞑靼，西夏的番族文化因而披上了“华夏”的外衣。此时在西夏皇室的眼中，世界上具有文明的民族仅有吐蕃、西夏番人、宋朝汉人，女真金人因为在进攻宋朝时毁灭华夏文化，被夏仁宗仁孝斥为“丑虏”。
天子vs可汗：正统名号之争
西夏皇帝自元昊起皆自称为天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昊正式称帝前“自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元昊既杀山遇，遂谋僣号。”史金波先生指出“ 兀卒 二字，考其音、义，的确应是后来创制的西夏文中的 皇帝 二字。”“第一字除有 皇 意外，尚有 天 、 乾 、 霄 之意，与这个字字音相同，文字构造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西夏字又作 青 字解。因此，这两个字译为 青帝 、 天子 也有一定道理。”
西夏韵书《同音》释“帝”为“兀族，皇帝、天子”。此外，在西夏帝陵残碑中也多次出现“天子”，如神宗遵项陵东碑亭西夏文大字残碑记有“天子”，西夏六号陵东碑亭西夏文残碑记有“天子”，西夏三号陵西碑亭西夏文残碑也记有“天子”。
元昊称帝后，北宋朝野予以强烈谴责。范仲淹在延州致信与元昊，要求元昊停止使用皇帝名号，改用内亚世界的可汗名号。由于北宋一直视西夏为本朝藩镇，因此元昊称帝是宋廷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元昊虽然声称近代有契丹称帝故事，自己援引此例称帝，但仍然被范仲淹驳斥。
西夏与北宋爆发战争后，北宋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接连惨败，宋廷不得不默许元昊称帝，但仍然希望元昊能够改用可汗名号。宋仁宗曾密诏庞籍招抚元昊，《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于是密诏籍招纳元昊：元昊苟称臣，虽仍其僣号亦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
定川寨之战后，宋夏双方开始进行议和。元昊致北宋的外交文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其中“邦泥定国”即西夏番人对本国的自称“白高国”的音译，“兀卒”在西夏番语文中乃皇帝之意，因此“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实际上就是“男白高国皇帝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元昊虽然称宋仁宗为父，如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但是仍然与宋仁宗分享皇帝名号。但是宋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仅以为“兀卒”音同“吾祖”，元昊使用这一称号是对宋廷的大不敬。元昊使臣贺从勖则坚称“兀卒”就是宋廷认为的古代单于、可汗，实际上他非常清楚“兀卒”就是皇帝之意。
宋夏庆历和议达成后，北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对北宋称臣，但元昊在西夏境内始终坚持皇帝的天子名号，拒用内亚世界的可汗名号，力图将本国打造为中原正统王朝谱系中的一员。
九龙之尊：皇权的装饰象征
以天子自居的元昊还将龙纹用作西夏皇室的御用纹样。《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夏毅宗凉祚宠臣毛惟昌“窃衣曩霄所与盘龙服”。曩霄即元昊，可知元昊时就有盘龙服。
辽兴宗征讨西夏时曾俘获元昊的“九龙车”，后被辽使献与北宋。而“九龙”自汉以来就经常被统治者用来装饰皇权：东汉皇宫有九龙门;曹魏洛阳宫殿有九龙殿;北齐在邺城也建有九龙殿;武则天在东都建明堂以九龙装饰;五代十国时，马楚建有九龙殿，闽国王鏻“命锦工作九龙帐”;北宋皇家之景钟“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辽圣宗皇后萧氏也曾造九龙辂;金朝也以九龙车为皇后之车，乃皇后六车之一。
然而为什么是“九龙”?对此，陈怀宇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数字的象征和规范作用，数字和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密切相关，象征指数字的大小象征社会空间的大小和人物权力的大小，如三皇五帝中的数字，如九鼎、九锡、九龙中的数字九等。九是单数中最大的数字，因而九龙也用来象征皇权。”(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西夏制造九龙车明显受到前朝以九龙装饰皇权的思想影响，也体现了西夏皇室欲以九龙来显示本朝的正统性。
西夏帝陵作为逝去西夏帝王的安寝之所，安置有不少龙形器物。这些龙形器物体现了西夏帝陵作为皇室建筑的尊贵特性，象征着保卫西夏帝陵神圣空间的瑞兽，是西夏皇权于冥界的延伸。
西夏帝陵的龙形器物主要包括雕龙石栏柱、龙首鱼身形鸱吻、龙头状套兽、龙头状脊兽，这些器物或竖立于西夏帝陵建筑群的地面，或装饰于各类建筑的屋脊，给人以神圣威严之感，让人深感西夏君王虽逝但龙威依在，是塑造西夏帝陵神圣空间的重要器物。西夏帝陵残碑上的“龙”、龙海”字样、各类残碑的龙纹装饰、陵区北端圣容寺遗址龙纹残方砖也都显示了西夏帝王在世时为真龙，逝世后为睡龙的神圣特性。
意欲进据前朝旧都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昊自称青天子，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而青天子与黄天子相对当另有深义。
元昊称帝时以北魏拓跋氏后裔自居，北魏最初的德运为土德，在孝文帝时改为水德。按五德终始说，继北魏而立的西夏当为木德，而木德尚青，因此元昊自称青天子。另据彭向前先生研究，西夏承继唐朝土德，以金德为本国符德，由于金德尚白，因此西夏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白高国。可见在元昊之后，西夏又将本国德运从木德改为金德。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皇室在对辽、对金外交中基本使用李姓，这体现了西夏皇室在本国政治文化的构建中以唐裔自居。
梁启超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所认为的正统王朝具有六大特征，分别是得地者、据位久者、有前代之血胤、据前代之旧都、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统或出身为中国种族者。(《新史学》)西夏皇室除自称北魏拓跋氏之后及在对外政治交往中采用李唐皇姓外，还表现出对汉唐旧都长安乃至中原的浓厚政治兴趣。
元昊重臣、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代元昊所作致北宋边境露布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中原。”《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元昊有作伪诏谕镇戎兵民，有定关辅之言。”中原地区乃历代正统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域，象征着正朔所在，元昊的露布体现了他意欲进据中原，使西夏成为正统王朝的政治野心。
此外，元昊之子夏毅宗凉祚也怀有进据中原之心。吕大防对宋英宗的奏言中曾谈到：“今凉祚少年继袭，多招亡命，与之为谋，有窥关辅、剑南之意。”
效仿中原王朝举行祭天大典
祭天是中原正统王朝最重要的国家大典。西夏正式祭天始于元昊称帝时。元昊称帝后，遣使上表北宋。表文谈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宋史·夏国传》)
制礼作乐是圣王的政治特权，也是普通帝王成为圣王的重要政治手段。元昊创制西夏文，制礼作乐，是正式称帝前的重要政治准备。周边各族各国的臣服以及本国臣民的拥戴，又为元昊称帝奠定了民意基础。
经过再三礼让这样必要的政治程序后，元昊通过祭天正式称帝。关于元昊祭天，西夏番文《文海宝韵》序云：“寅年十月十一(日)，(风)角城皇帝郊坛备礼，增其依仗，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从“增其依仗”来看，典礼极为隆重。
西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曾上奏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从祭天为元昊称帝的最后一道政治程序来看，祭天在元昊称帝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祭天，元昊得到天意垂睐，在上天的支持下登上帝位，西夏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上天的确认。
由于祭天为历代帝王的政治特权，元昊通过祭天向全国民众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政治身份。祭天是元昊从北宋所封之西平王成为皇帝的重要政治仪式。由于祭天为历代帝王所垄断，因此元昊在向宋仁宗上表中谈到：“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元昊希望宋仁宗允许他在西郊之地称帝，这等于分割了宋仁宗祭天特权以及他的皇帝名号，对宋仁宗“予一人”的政治权威构成了强烈挑战，对北宋王朝的正统性造成了强烈质疑，因此为北宋朝野所谴责，两国进而爆发战争。
在战争爆发至庆历合议之前，北宋朝野对元昊祭天都极为敏感。韩琦、范仲淹曾上言：“今元昊于天都山营造，所居已逼汉界，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朝、西帝之称，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僣。”可见北宋朝野都认为李元昊称帝祭天为僣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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