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迫于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清廷突然宣布“预备立宪”。一时间，国人失望已久的晦暗情绪霎那间被希望点燃。大家翘首以盼，热切关注着这场关乎国家未来乃至个人命运的不同寻常的改革。

　　为表诚意，清廷把欲行改良的事体按先后列出一份清单，重点有中央与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比如中央成立资政院，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员由民众投票产生，允许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自治，司法独立等等，按年以及先后秩序逐步推行。清政府这次“立宪运动”虽有外力逼迫的因素，但其自身亦不乏诚意，可以说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与汹涌民意，抑或是借改良自救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立宪”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犹如《水浒传》中 “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被洪太尉一起释放了出来，局面竟至无法收拾。事情完全朝着朝廷意愿与大众希翼相反的方向走去，“预备立宪”竟然预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立宪”比“庚子新政”走得更远，是一场要动真格、力度更大、更为迅猛的改革的伊始。其实，翻阅各种史料后获知清廷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有极其深刻的内因与外因，可谓内外一起发力倒逼庙堂自我革新产生的难得向好局面。从外部环境看，东西列强强烈要求清廷改革，在《辛亥条约》签署前的谈判中，各国公使都表达了这种意愿，希望清政府励精图治，自内而外进行一场彻底改革，回归到人类文明的轨迹中来。此刻，清廷早已被洋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多次交锋，文的武的都不是对手，比枪炮比民主比仁义比道德全不是个。只能俯首帖耳，唯洋人马首是瞻。已沦为“洋人朝廷” 的大清，只能看洋人脸色行事，洋大人发话只能照办。不过，站在千千万万大清草根百姓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角度看，“预备立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热切期待改革，其迫切之情可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时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1904年在东三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日俄战争，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强盗居然在别国的地盘上大打出手，目的是抢夺东北的实际控制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力干预，竟无耻宣布中立，悠然作壁上观。此战以日胜俄败告终，东邻岛国日本，一直被泱泱大清视作“蕞尔小邦” 、弹丸之地，此战居然以弱胜强击败强大的沙皇俄国，东北因此易主。当年甲午惨败，早已引发大清朝野震动;如今这弹丸之国再次击败地跨欧亚的“熊霸”俄国，清廷不得不惊叹日本经“民治维新”后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并艳羡“立宪”之魅力与奇效，由此自上而下反思自身腐朽落后的专制体制积弊。一些位高权重的开明官员认为，日本完胜沙俄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机制改良的胜利，简而言之就是“宪政”战胜了专制。以此类推，大清长期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自身老朽的封建专制，沿袭数千年之久的 “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万千权贵为皇帝一人所豢养，万般利益都在其中，“天下为家”早成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除旧布新、学习近邻日本成了朝野大多数人的共识。朝廷广大中高级官吏、各驻外使节纷纷上书要求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效法日本，力倡新政。

　　与朝廷自我改良的迫切形成鲜明地比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极力鼓吹排满革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粤桂等省沿海、沿边各地频频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满脑子革命狂热、只相信用武力推翻满清的人士出发点是好的，却从未或根本不屑于反思日本“立宪”后所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民众焕发出的生命张力，或许也未想过中国长期落后挨打也是因循守旧、官本位、崇拜威权、愚弄、禁锢民间思想所致，机制不改，用暴力把满人赶走又怎样?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偏激，加上清廷“预备立宪”先天不足，总之，历史没有给大清这座庞大的破船漏屋一次自我改良、自我救赎的绝佳机会。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遣思想比较开明的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别国的先进政治。第二年六月，五大臣归国。载泽、端方在呈上的考察报告中力主推行立宪，说立宪有“皇位永固、 外患渐清、内乱可弭”等三大好处，慈禧阅后颇为心动，不禁“ 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并与载泽等彻夜长谈。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清廷正式对外宣布“预备立宪，” 上谕云：“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中国“政令积久相沿，日处阽危(危险)，受患迫切，” “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上谕还给出效法西洋、东洋宪政的底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似乎与日本民治维新后的权力格局有几分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皇权是虚，而大清是为皇位永固。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清廷“预备立宪”或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无疑是古往今来唯一一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举措，值得点赞。回望历史，西门豹、商鞅、王莽、王安石发起的历次“变法，” 哪一次不是为了加强皇权，哪一次又和民众有一丝一毫关系?只有这次“立宪”和普罗大众利益息息相关，中国首次和“选票制”如此接近。”改革愿景很好，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天意民心，但具体实施时间，怎么改，从哪里入手，上谕里没有宣布。这只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可早可迟，可疾可缓，主动权全操纵在朝廷抑或是叶赫那拉氏一人之手。

　　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灾难深重的广袤土地上，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鲁迅曾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可见改革之难。围绕着“立宪”与否，大清官员立刻分出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一派力挺，一派反对。改革，说白了就是一次权力以及利益的再分配。俗话说“在权力与金钱上，没有人是君子，”官员们在现实利益面前再也无法保持淡定心理与中庸之道，更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全力相争。新晋权贵袁世凯紧抓“立宪”这面大旗，公开表示“ 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 为行新法“当以死力相争”。貌似开明的袁世凯开出的具体改革方案是“裁撤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归并其他政府机关，成立责任内阁。设立总理大臣一名，协理大臣两名。”袁世凯毛遂自荐求协理大臣一席，总理大臣则非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莫属。袁世凯的提议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已具现代政治之雏形，但提议一出，立马招致满蒙亲贵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一贯排斥歧视汉人的铁良与袁世凯在朝堂上激烈争吵，声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非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铁良的盟友为数不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铁杆粉丝有保守愚昧的荣庆等达官贵人，这些人抱成一团，力阻新政。这些因循守旧、闭目塞听之人认为“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极力抗拒新政。载泽奏铁良有意阻挠立宪，在慈禧的呵责下，铁良才有所收敛。庙堂之上訾议汹汹：有保守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全面更张，宜缓不宜急;有人议论道，内阁不如军机处，容易滋生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权臣;有的干脆反对立宪，甚至赤膊上阵，对朝廷正式颁布的“预备立宪”给予公开抵制。一时间，双方唇枪舌战不休，吵吵嚷嚷不止，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弄得庙堂之上人心惶惶，各类或真或假、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宗室王公听说立宪后不准他们参政，于是结伙成天到慈禧面前哭诉，这些平素养尊处优的皇亲贵戚们如苍蝇般整日嗡嗡聒噪个不停，被弄得心神不宁、寝食难安、烦躁难忍的慈禧说：“让我如此为难，还不如跳湖去死。”

　　经过一段时间明里暗里的激烈博弈与相互妥协，差点夭折的立宪改革终于磕磕绊绊的定案：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保留。共设十一个部：吏部、度支(财政)、陆军部、法务部、学政部、民政部、外务部、礼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理藩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清廷宣布，满汉不分畛域，不问出身，能者上，庸者下，其实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明显满人占优。文献记载，11个部尚书中，7个满人，5位汉人，一位蒙人。外交、度支(财政)、陆军等要害部门均由满族人全权掌控。这次改革，在机构设置上有很大进步，职能部门几乎减少了一半，机构瘦身，能防止衙门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政府机关责任渐重，效率有望提高;各职能部门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更精更专，行政与司法开始渐渐分离，相互之间可以制约、监督。但许多人认为，清政府不愿做虚君，换个名目继续大权独揽，如此立宪步子还是小了，而且朝廷有厚此薄彼、借机敛权之嫌，立即引起舆论的激烈批评。有报刊社论写道：“唯汲汲于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唯恐稍纵即逝者。”上海《申报》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官制改革乃“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

　　双方足足争吵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非议才刚刚开始。立宪是民主政治，没有争议才怪。所谓民主政治是多数人都能参与国家的管理，都有监督质疑的权利。不再是全国民众用一人的头脑来思考，不再是只有皇上一人的声音，其他的人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可以忽略不计，不再是只有一人有权拍板，别人都被他蛮横代表了。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文胆梁启超发表了大量鞭辟入里的雄文，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目标直刺那些恋权如命、畏首畏尾、叶公好龙式的满蒙亲贵。梁启超独立潮头，一呼百应，清廷再次感觉到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接着清廷又颁布了一些细则，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预定将要筹备设立资政院、审计院，其余的将依次设立，但原有的满蒙大吏，其职位大都保留，不过换个称谓而已。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嘶吼着爱国救亡的呐喊冲破了清廷严禁集会、结社、办报的制度藩篱，许多有识之人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等七、八十个民间组织、社团，创办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理念的报刊杂志，大力宣扬强国富民、救亡图存之道，一直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民间数千年来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团体被强行解散，报刊也星罗凋零，越来越少，中国社会又归于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阴郁之中。

　　立宪谕旨颁布后，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宣扬立宪、科普新知的团体。上海、广东等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均成立了宪政研究会，有些甚至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人们迫不及待地投身到这一历史洪流中来，这些团体宣传立宪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为组织立宪献言献策，和清廷“预备立宪”的初衷并无实际冲突，朝廷又怎么能阻止呢?

1906年,威海卫华民庆祝立宪

　　后来成为辛亥元老的杨度主办的《中国时报》力主召开国会，并围绕着国会这个主题，大做文章。杨度等睿智之士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僵化的专制政体和不负责任的政府，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只有成立并召开国会，把专制政体化茧为宪政体制，把不负责任的政府促逼成负责任政府，愈加衰朽不堪的国势才有可能浴火重生、重现生机。速开国会，必须民众力争才行，假若民众不据理力争，没有哪个政府愿开国会让别人监督自己的。杨度的具体做法就是广泛征集各界签名，力促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的清廷速下决心组建国会、广纳民意、推行新政。在杨度的倡导下，各界人士纷纷签名，他的倡议也得到各省拥实权开明督抚们的积极响应，官民遥相呼应，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大佬的倾情加入，弄得清廷“压力山大，”十分被动。

　　已经没有威信的清廷，只要一颁布任何条律，人们就会用立宪作为天枰来衡量。既然立法权已被广泛质疑，就很难用所谓法律条令来大逞专制淫威了。数千年不容质疑的皇权首次被人们广泛蔑视、质疑、揶揄，朝廷终于尝到被民众监督的滋味了。其实，假若一个政府很稳固、很自信，就不怕别人监督、批评，也不怕有人挖墙脚、搞乱子，身正不怕影子歪嘛。可一贯视民如寇仇，长期与民为敌，对民不仁不义，自认“家即天下，天下即家(慈禧名言)” 的清政府何曾有此自信呢?它的稳固建立在所有的舆论要看皇帝眼色行事，所有的喉舌只能发出一种声音，让万民因恐惧而噤口。具体就是把所有的媒体都严密控制起来只发出一种声音，但天下亿万苍生悠悠之口能全部封住吗?清末一季，各种版本的顺口溜、童谣、流言蜚语、真假难辨的谣言此起彼伏，禁得住吗?

　　迫于压力，清廷终于放开了一道口子。立宪会议得以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市议会、县议会，民主之制似乎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清廷“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但凭心而论，也是一步步走将去，并无走回头路的迹象，只是万分恋栈手中权力，除此之外其它都可以谈。倘若假以时日，宪政基础夯实，民主蔚然成风，爱新觉罗氏自愿妥协，成为享有一定权利的“虚君”也不是不可期待之事。但激进的革命党人早已按捺不住，他们不相信满清权要有此诚心，更不信其有此动力。第二批宪政考察团刚离开京城，一到天津站就被极度排满的党人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绍英身受重伤，吴樾也是三名死者之一。和以前不同的是，当时的报刊几乎一边倒的同情考察团的遭遇，纷纷发文谴责党人这种不顾后果的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再次出洋考察是学习国外先进政治经验，是关系到中国之前途、国民之未来的大事，凡稍有爱国心的人都应该支持，而不是暴力吓阻，希望清廷不畏艰险，不惧流血，奋勇前行。但被爆炸声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却畏畏缩缩，想裹足不前，主张不能急就，只宜缓行。

       三位受伤大臣中，绍英伤势最重，一直在洋人办的医院里治疗养伤。有人在报上撰文讥讽他，说他借口养伤，实际上在借机逃避，不准备出去考察了。绍英听后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从绍英的话里可以看出，清廷内部的开明大臣对立宪是有殷殷厚望，并不惜性命、着力践行的，只可惜有些人不愿给予时间，想用瞬间之暴力解决千年之沉疴，实在有些操之过及，一声巨响，丧失了一次和平、理性改良弊制的大好时机，殊为可惜。接着又发生数起满洲大员遇刺事件，五千余年来所仅见的大好历史机遇就这样被革命党的暴力手段扼杀在摇篮里了。

　　在此期间，各地发生了民众请愿风潮，诸省纷派代表赴京，利用各自渠道拜访满蒙亲贵，代表们剖肝沥胆，泣血陈情。本已决心力推新政的朝廷似被吴樾那颗炸弹炸掉了魂，态度一下子变得模棱两可起来。慈禧肯定了代表们的爱国热忱与忧民之心，但婉拒速开国会的请求。之后朝廷数次以国家幅员辽阔、财政困难、民智未开、地方灾荒不断、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资政院正在筹备即将开府办公为由搪塞乃至公开拒绝了各省代表杜鹃泣血般的乞请。文献记载，以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18省督抚、将领联合上书恳请速开国会并成立内阁，出乎意料的是，挂牌剪彩不久的资政院先行通过此议案，民众又重燃希望。各省议员、民众纷纷赴京请愿，一时间，民意汹涌，声势浩大。请愿活动声音动静虽大，但值得一提的是，都是在和平理性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无出格戾行。各省封疆大吏与民众踊跃签名，仅奉天一省就征集到30余万人的签名。在来自庙堂内、江湖中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

　　嗜权如命的清廷这样做其实已很不容易了，但人们似乎并不满意。有人认为，清廷仅仅做出些许让步，是否真有诚意值得观察。此事让亟待一撸到底的人们生疑清廷是否在以退为进，其对宪政的态度是否有叶公好龙、虚作应付之嫌。果然，在做出小小妥协姿态后，清廷再发的上谕口气为之一变，变得异常严厉了：“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倘有无知愚氓籍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严惩!”其实，在之前历次民众的请愿活动时，面对血脉贲张、一片赤诚的请愿者队伍，清廷早已暗中调集军队、磨刀霍霍之声隐隐传来。思想极端保守的庆亲王奕劻派遣密探四处活动，跟踪代表们的行踪，并密令各省严密监视谘议局的一举一动，暗查诸代表的姓名、职业、出身、住址、社会关系并秘密存档，只是顾忌舆论与民意才没有作出下一步动作。

　　如今朝廷虽宣布提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又马上变脸，面目变得狰狞起来。措辞严厉的上谕似乎忘了立宪的精髓与宗旨就是协商，相互妥协让渡，互相监督制约，让一切回归理性的框架范围，忘了这才是立宪的最终目的，这小小的让步又变成了皇上恩赐。随后，清廷终于祭出霹雳手段：第四拨请愿代表被武装押解回原籍，直隶总督陈夔龙受命调集军警包围抗议罢课学生，并秘密逮捕学生领袖温世霖。四川、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学生请愿被镇压，一切似乎又复归原点。

　　有个叫张怀芝的将军听说各省议员在京集会时，公然带领一队荷枪实弹的“丘八”冲进议会大厅。众议员正群情激愤、口沫横飞地辩论、演讲，忽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大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顿时惊呆哑火，会场鸦雀无声。张怀芝见状十分得意，兴头一来他大刺刺登台即席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位是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诸位的爹，诸位好比是我儿子。父命儿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君好自为之，免得逼我动粗，让尔等自讨没趣!”张怀芝过足官瘾、话瘾，心中给自己的演讲打了满分，随后趾高气扬地带队离去。张怀芝这厮好歹没有动粗，也让场下议员们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秀才遇见兵，有理又怎样?众人聒噪一番，只好匆匆散去。

1906年载泽出使英国伯明翰

　　各地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就这样被扑灭，真好似“繁花落尽君辞去，”喧闹过后，只剩一地鸡毛。

　　民众的热血与希望被清廷无情压制。在“立宪”的幌子下畏首畏尾的清廷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宣布成立了“皇族内阁，”等于换汤不换药，自己把自己彻底孤立起来，也把民众推到了暴力抗争的对立之路上去。本来可以商榷的事情变得尖锐起来，双方剑拔弩张，势同水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义士徐锡麟曾断言：“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之后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他的预言。

　　一场惊天的风暴已在暗自酝酿之中，一场更为剧烈的变动已被功亏一篑的“预备立宪”催生。

　　假如革命党人足够耐心给清廷一些时间，假如没有吴樾扔出的那枚炸弹，假如清廷诚心立宪，锐意改革，或许就不会有之后的那场惊天巨变，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抛头洒血、牺牲性命、誓死共和。假如清廷诚心立宪，或许历史的车辙就不会那么触目惊心，或许历史将向良性与理智的方向走去。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更不能推倒重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噩梦醒来，该来的一切还是来了，古老中国似乎无力挣脱加诸于身的魔咒，再次陷入砸烂重建、再砸烂再重建的轮回宿命的怪圈里而无力自拔。

　　晚清这场如火如荼的“预备立宪”改革，表面是满汉之争，其实内因错综复杂，各种势力怀揣各种目的掺合进来。各种利益诉求或博弈、或妥协，却无法达成“立宪”共识，最终虎头蛇尾，黯然退场。

　　可以这么说，“预备立宪”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终于预备出一场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百年共和之梦，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是上天有意折腾这个古老民族吗?这类似于斯芬克斯之谜的“天问”到哪儿去求解?鉴湖女侠秋瑾振聋发聩的一呼“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似乎给出了答案，一次次血雨腥风，哪里才有尽时?

　　晚清就是在这种氤氤氲氲、风雨如晦的气氛中踉踉跄跄走向辛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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