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锥击宦官一伙，刚毅果断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熹宗时期的御史(监察官)，由于上书弹劾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祸乱朝政，被逮捕入狱，并死在了狱中。明思宗(即崇祯皇帝)继位后，对朝政进行改革，黄宗羲觉得为父亲申冤的机会到了，就写好了申诉状，带了一把锥子进京申冤。等他赶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的冤案已经得到了平反，大宦官魏忠贤等人也被赶出了朝廷。但是，宦官的势力还没有清理干净，那些魏忠贤的帮凶们有的还在逍遥法外。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追究魏忠贤的同党帮凶，要一网打尽。崇祯皇帝接到他的建议书后，给刑部下了命令，指示要快速查办那些宦官团伙。

1628年五月，刑部开庭审理魏忠贤的心腹许显纯和他的帮凶崔应元，黄宗羲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到庭对证。由于许显纯是前朝孝定皇后的外孙，审讯的官员碍于皇族情面，问案非常软弱，许、崔二人百般抵赖，气焰还很嚣张。黄宗羲在边上越看越生气，也不顾什么审案的规矩，抽出在衣袖里藏着的那把从老家带来的锥子就向许显纯猛刺，大声喝道：“你们这些混蛋害死我的父亲，作恶多端。铁证如山，现在还敢狡辩!”那把锥子是很锋利的，扎到身上，血流如注吓得许显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我招，我招。”但招供同时又说：“我是皇后的外孙，按照法律，应当从轻地发落。”黄宗羲义正辞严地驳斥：“你罪大恶极，害了多少忠臣的性命，即使是真正的皇族子孙，也够杀头的份了，何况你一个外亲。”又当众痛打崔应元，并把他的胡须扯下了一大把，拿去祭奠他父亲的亡灵。在那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损坏的年代，揪掉别人的胡须，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了。

黄宗羲的仗义而出，使审判进行的很顺利，也使那些还没有被追究的人非常害怕。

当天夜里，已经归入另案处理的另一个宦官团伙骨干人物李实秘密派人给黄宗羲送去了三千两白银，恳请他到时候不要出庭作证、放过自己。黄宗羲当然义正辞严的拒绝，并连夜奋笔疾书，把李实实施贿赂的阴谋上报朝廷：“到这个时候还敢行贿，他的自我申辩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审理李实的时候，黄宗羲早早就去了，面对主审官的讯问，李实还想狡辩，可看到黄宗羲又拔出了利锥，连忙说：“愿招，愿招”。

等到刑部把应该受到追究的宦官集团成员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都判了罪之后，黄宗羲又组织受宦官迫害至死的那些大臣的遗孤子弟一起到曾关押过他们父亲监狱的中门，设坛祭奠。哭声惊动朝廷，崇祯皇帝被他这种忠孝而又嫉恶如仇、果敢刚毅的行为感动，他的声名与事迹更是在京城上下广为传颂。

这一年，黄宗羲十九岁。

二、不与清朝合作，保持气节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之后，黄宗羲积极投入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中。

虽然明朝末年和南明小朝廷时期的政治是非常昏暗的，权奸当道，黄宗羲也曾作为异己分子被捕入狱，差一点就没了性命。但是，作为明朝的遗民，在外族入侵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反清复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先是变卖家产招集了六百多青壮年组成“世忠营”，响应江南地区的反清斗争；后又在南明朝廷与各支抗清军队中往返奔走，或是直接指挥小股部队与清军开战，或是积极为前线将领出谋划策，其间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而在所不顾。从1645年清军进逼江南，直到1661年南明永历政权灭亡、郑成功渡海入台湾，十六年间为复明的事业呕心沥血，全家颠沛流离。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抵抗是无益的，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和文臣争权夺利、武将拥兵自重的行为，已经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外族入侵，这种奋起反抗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1661年，黄宗羲痛感恢复大业已经彻底无望，告别了这种东躲西藏、迁徙不定的生活，在浙江余姚正式定居下来，开始从事讲学、著书立说的事业。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开始着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黄宗羲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清朝廷多次征召，让他到北京做官，但他都坚决不赴召，保持了一个遗民的气节。

1678年，清政府准备编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儒科”(就是给名声响的大知识分子以科举的出身)以延揽人才。康熙的侍讲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学生陈锡暇当时在北京做官，知道消息后立刻代表黄宗羲坚决推辞，因为他深知老师的为人与骨气。黄宗羲听说这件事后马上就给陈锡嘏写信表示感谢，说如果硬要招他入京，也就跟杀他一样。

167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史局开修《明史》，修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又想聘请黄宗羲出山，黄宗羲仍然拒绝。当他的学生万斯同应聘入京时，黄宗羲谆谆告诫：“国家可以亡，但历史不能断，你们可以去参加编修明朝的历史，但应该只是以布衣百姓的身份参加，不领清朝的俸禄，也不做清朝的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

1680年，徐元文再次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总督、巡抚要“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推托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就任。但他毕竟对明史的编修是关心的，所以，当康熙让督抚派人把他关于明史研究的笔记都抄录之后呈送明史馆时，他也就不反对了。并且，后来，也同意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明史的修写工作。

直到1690年，黄宗羲已经八十一岁了，康熙帝还对他念念不忘，又召请他进京做顾问，他自然仍是不去。康熙帝也就只能感叹人才难得了。

黄宗羲在自身保持气节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目睹清初的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由当初的反感逐渐过渡到最后的认同。为了明史的修写，虽然他自己坚决不与清朝合作，但也同意自己的学生与儿子去参加。这种既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又兼顾大局的举动，是值得后人赞赏的。

三、专心著书立说，成一代宗师

黄宗羲早年就以才名闻于当时，后来又成为明末著名文人社团“复社”的中坚分子。抗清斗争失败后，他专心钻研经史，著书立说，四处讲学，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清代前期他与孙奇逢、李顺被并称为“国初三大儒”，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王夫之一起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家”。

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大儒，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纲领。

1653年，在抗清斗争的进行过程中，由于战事的不顺使得黄宗羲开始思索总结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治国济世有所帮助的著作，写下了后来被称为《留书》的政论稿。十年之后，随着抗清斗争的彻底失败，他也脱离了戎马倥偬的战事奔波，思索也更为深入，在《留书》原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扩充，写成《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中国自秦朝创立皇帝制度以后，几千年来沿袭相传，并经各朝各代统治者的强化和美化，使得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完善，成为统治权力中的最高代表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但是，黄宗羲却在《明夷待访录》中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揭露君主制的实质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实行君臣平等、人权平等。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理性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了一个富含民主意识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纲。黄宗羲的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论断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更对后世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史学方面，黄宗羲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研究要务实，要严谨求实，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为总结历史经验，给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编选了宋、元、明三朝的“文案”、“学案”《断代学术思想史》，又用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完成了《四明山志》等重要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一些地方文献资料。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在他的带动与培养下。形成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一大批学术人才成长起来，对后世的“经世应务”(吸取历史经验，为实践斗争服务)、“寓褒贬于史”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此外，黄宗羲还写了大量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夭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据后人统计，著作总数有一百一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两千万字以上。他的出色才学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这种一生奋斗不息、不倦追求真知的勤奋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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