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城门有“内九外七”一说，而“内九”即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南面的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其又称前三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此九门亦称为“京城九门”。

　　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因当时北京的城墙多沿用元代大都旧城，虽有修缮，但其各项设施并不完备。朝廷欲对其进行大规模的修建，但京师九门的大规模修缮是在明英宗时，英宗在正统元年(1436年)，决定对城池进行建设，而京师九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便是阮安。

　　为迁都北京 明朝越南征调各类人才

　　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所载：“太监阮安，亦名阿留，交趾人。为人清苦节俭，善谋划，尤长于工作之事。其修营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诸司公宇及治塞杨村驿诸河，皆大著劳绩”。这里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阮安，又叫阿留，交趾(今越南)人。基本上参与了当时北京所有的大型工程建设。但阮安为何会从越南来到北京，并成为建筑师，其中有一番缘由。

　　明成祖时两国有隙，朱棣趁越南皇朝内乱之时，于1407年派将军张辅出兵占领越南，并设立了交趾布政司(行省)，进行直接统治。由于明成祖朱棣要迁都北京，建造衙署、宫殿，急需各种能工巧匠，便要求张辅在交趾广泛征调各种人才。

　　张辅曾经三次在交趾征招各类人才共一万六千人，并且张辅还把其中长得比较秀美的少年变成太监，送往北京。这些少年到达北京后，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攻研中国经史，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得到了重用，如司礼监太监范弘、御用监太监王瑾、阮浪等人，阮安亦在其中。

　　史书中对阮安专业才能也有所记载，《明史·宦官传一·阮安》中载，“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划，工部奉行而已。”也就是说，阮安在设计方面独具匠心，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百官的官署，而其勘测设计极为精心，详细地了解工程的规划设计，而工部对他的设计仅是照办。由此可见阮安在建筑规划方面的才能，所以阮安负责京师九门的修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京九门修缮 起用军人及服劳役的人

　　明英宗决定修缮京师九门，但修葺方案却迟迟没有落实。最初工部侍郎蔡信提出了修建方案，但因其需征调18万人，没有得到明英宗朱祁镇的同意。这样，在正统元年(1436年)10月，英宗便命阮安负责此事。在《明实录·英宗实录》便有这样的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

　　通过种种细节可知，阮安的方案主要有三点：一、关于建材方面：因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所以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征缴，只使用官府积存的，使得物尽其用。二、关于修缮的工作人员：征用京军及服劳役的人，对于军卒，让他们停止操练，参加兴建工程。这些军夫的待遇是：增加其月粮，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安排好班次，实行的是轮班制。三、关于施工调度，阮安是逐个击破，所以北京城九门按照先后顺序是依次营建。

　　阮安的方案较蔡信的方案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数较少，不足蔡信方案要求人数的一半。二是军人参与修建京师九门，这样有两大优点：第一、军人执行力较强、易调控;第二、尽量减少了对百姓的惊扰。所以军人的参加也是此项工程能在两年多时间里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规格较高，与阮安共同负责此项目的还有沈清和吴中。沈清当时为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协助都督管理当地的军事，而吴中当时为少保工部尚书，正二品，相当于现在主管工业与信息化部、农业部、水利部、建设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并且吴中当时已是花甲之年，历任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可谓四朝元老，曾主持修建宫殿、三陵(长陵、献陵、景陵)等工程，其地位不言而喻。由此可见英宗对此事的重视;而阮安的名字居首，亦可看出英宗对其的信任。

　　老门只有洞 新城门建筑具防御功能

　　由于北京城整体承袭元大都，在此之前九座大门并未得到修缮，所以阮安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更有甚者，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有修建，所以其工程量大且难度系数较高。而阮安修建京师九门，始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终止于正统四年四月，历时两年多实属不易。

　　虽为修缮，但所“修”必有所建，对此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最先营建的是西直门和阜成门，在正月便开始;其后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

　　对城楼的修缮主要包括：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护城壕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

　　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了九道水闸。使两桥之间有水闸，水从城西北角流出，环城东流，过九桥九闸，从城东南角过大通桥而出。至此，城门的基础设施皆已完备，时人皆赞其“固若金汤”。而这四个字也恰好符合了英宗修缮九门的根本目的。

　　修缮京师九门，不仅为装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军事防御力。因城门在方便居民出入来往的同时，却也使其成为防御上的薄弱点，是敌人攻城略地的突破口。明朝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而北京作为京师，位置偏北，经常受其侵扰，所以北京城的防御至关重要，这也就是为何英宗会如此重视京师九门修建的原因。

　　针对此目的，阮安在修缮京师九门时，将每个城门都设计为一组建筑群，其包括城门楼(正楼)、瓮城、箭楼(月城楼)、闸楼等。利用建筑布局的整体性来弥补其防御上的不足。而城门自身则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城台、城门洞和城楼。城楼建在城台之上，一、雄伟壮观，以显示京师之威、天子之气;二、可以标明城门的位置，使人们在城中或城外很轻易地发现，引导人们出城或入城，发挥其交通枢纽功能;三、城楼整体设计较高、有极佳的空间优势，在近处可以观察出入城的人们，在远处则可以“窥敌情，准备警戒战斗”;四、城门建楼也方便了派兵驻守，存放武器军械。

　　正阳门位重 九门完工令城有新颜

　　现在最为著名的城门楼就是正阳门的正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前门楼。阮安在修缮正阳门时，历时最久、耗费最大，并且作为重中之重，是放在最后进行大规模整修。明清时期，正阳门虽经过多次整修，但依然可以看到阮安此次修建的影子。关于前门楼有许多民谣，其中我们听得最多的便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从中我们可知正阳门之高大雄伟。

　　相应的，阮安为城门辅助修建的瓮城，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北京城的防御力。所谓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一座小型城池，其作用是把防御线由城门向城楼外移，起到保护城楼的作用。翁城的城门与主城门一般不相对，不直通，将两个城门建成90度角，在其左或右拐角出入，其防守意义大于进攻意义。

　　月城楼即箭楼，箭楼是建在瓮城的正中间，与城楼相对。

　　“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一、可以居高临下，瞭望侦察敌情;二、因角楼造型奇特多姿、配以黄色琉璃瓦顶和鎏金宝顶，显得庄重美观，有极佳的装饰效果。

　　随着整个工程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时人赞其“足以耸万国之瞻矣”。大学士杨士奇对其赞曰“崇楼杰宇，岿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为镜，焕然一新”，并肯定为“前所未有”。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赞其曰“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亦是对阮安修建京师九门的肯定。

　　怀才之人若不遇用己之主，其才必没于世，与常人无异。阮安是幸运的，遇到了明成祖朱棣和英宗朱祁镇，尽管其只是一个宦官，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才能的展现。所以我们今天仍能够从历史的残垣断壁中窥见昔日北京城的恢弘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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