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庆幸的是已全部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那么他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奇珍异宝运到天津的呢?

　　溥仪

　　七八十口大木箱的书画运往天津如何躲避检查?

　　关于事情的经过，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溥佳对此的回忆：“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接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本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做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在日本公使馆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绝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厢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厢几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正如溥仪曾对他的亲信随侍李国雄所说：“那天经化装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坊，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尽心尽力护卫他，对旁边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当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若有敢挡者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第二天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

　　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的珍宝秘密转移过来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

　　溥仪在天津过着似乎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生活，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其一为政治心愿。岁月的推移不但没能泯灭溥仪“敬天法祖”、“恢复祖业”的幻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迫切，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国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溥仪魂牵梦绕的还是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溥仪在张园刚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秘密地转移过来。其中包括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箱70件，挂轴1箱21件。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个。

　　这批字画珍宝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溥仪的身边，令他欣喜万分、兴奋异常，自从被赶出北京故宫后这是一件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了。虽然溥仪早已在外国人办的华比银行以“浩然堂”的名义存入了大批的款项，同时在关内外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仅当时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就有12万垧。这些土地租赁出去变相剥削成千上万的农民，使他们终身用劳动所得向其献纳贡租。溥仪的房产收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这些溥仪认为只是一种不稳定、保障系数不高的浮产，成为不了一生的依靠。而由京盗运来的大批历代法书名画珍宝，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北京故宫时拥有的奇珍异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溥仪对民间的珍品是不屑一顾的。可在天津过他“寓公”生活时的情况则不同，一方面要满足他的占有之嗜好，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他的挥霍之欲望，所以他购买了大量古物和名贵的金银首饰。如在天津仿衣街的同泰祥瓷器店购买了一批仿古瓷瓶和乾隆年间制造的五彩瓷瓶，精选了各国的金币60多枚收藏。

　　一个失意的小军阀为何敢在溥仪面前指名要这要那?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

　　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对奉系将领中最早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溥仪的复辟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和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毕庶澄是张宗昌手下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溥仪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溥仪对他抱有较大的希望，所以赏给他的古玩珍宝和活动经费也不在少数。后来当毕庶澄被褚玉璞枪毙后，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汉玉”的故事。

　　所谓的“汉玉”，并非汉朝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就是曾经被装入棺材中，经过多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侵蚀作用，而成为红色、土色或黑色的旧玉。达官显赫和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汉玉”，当作古董来收藏。

　　溥仪在北京故宫盗运出的“汉玉”相当多，不论是从年代、玉质、色泽等方面来讲都是世上罕见的珍品。溥仪十分喜欢“汉玉”，平时不论穿长袍马褂、朝服还是西装，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这主要是因为“汉玉”有这样一种传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发生一条裂痕，而人便可安然无恙。”毕庶澄也十分喜欢“汉玉”，多次向溥仪讨要。溥仪为了拉拢他曾赏给他几块成色相当不错的“汉玉”，毕庶澄也总是把“汉玉”挂在身上。据传当毕庶澄被枪毙中弹倒地后，多时尚未断气。有人发现他身上挂有“汉玉”，方悟出他没有断气的原因，等到把他身上的“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当然，这只是好事者所杜撰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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