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王强大难制是令封建帝王感到头痛的问题。汉景帝采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结果引发“七国之乱”，后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之策，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明初，朱元璋遍封诸子为王，因“分封太侈”，造成易君之后藩王拥兵自重，朝廷权威不立。建文帝朱允炆面临这种困局，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行削藩，迫使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在这场叔侄之间的较量中，身为长辈的朱棣最终胜出。朱棣能够取代朱允炆，主要原因是朱允炆在决策、用人、军事指挥上屡犯错误，使自己得天下人心、以顺讨逆的优势逐渐失去。而朱棣很少犯错，知己知彼，进退有方，胜利属于他是迟早的事情。另外，朱棣的运气比对方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突然刮起的大风使他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难怪朱棣自己说：“此天授，非人力也。”

明代重大事件回顾

朱允炆失误之一：重用齐泰黄子澄激化矛盾

朱元璋在登上帝位的第一年，就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标病故。九月，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第二子，因朱标长子朱雄英早死，故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而不少藩王都拥有重兵，皇太孙朱允炆对此深感忧虑。由于朱元璋的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先后死去，镇守北平的第四子朱棣势力最大，便成为朱允炆的心腹大患。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皇帝位。燕王“自北平奔丧”，朱允炆称太祖有遗诏，令诸王不得来京奔丧。诸王认为哪里有父死遗令子孙不得奔丧之理，对遗诏的真伪颇有怀疑，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朱允炆与众多叔父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朱允炆起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卿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军国事。齐黄二人坚决主张削藩，于是朱允炆与他们密谋削藩之事。

对于如何着手削藩，齐泰和黄子澄有不同的看法。齐泰想先削燕王，黄子澄说：“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他认为削藩应先从有不法行为的藩王开始，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又有不法行为，应先削周王。恰逢周王次子告其父谋不轨，并牵连到燕王、齐王、湘王。朱允炆便命曹国公李景隆到开封把朱橚抓回京师。没过多久，朝廷又逮捕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梗等，对朝廷早有戒心的朱棣更加“疑惧”。

朱允炆失误之二：不听卓敬高巍言引发战争

户部侍郎卓敬也在思考朝廷应如何解决藩王拥兵自重的问题，他秘密上疏朱允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建议把燕王改封为南昌王，把他调离北平。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说：“燕王，朕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卓敬叩头说：“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但朱允炆不采纳他的意见。

吏部官员高巍对朝廷削藩持不同意见，他上书朱允炆，称：“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朝廷纪纲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盖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不削之削也。”

高巍提到的贾谊、晁错、主父偃均为西汉人。汉初同姓王势力强大，贾谊建议汉文帝把大国分为小国，晁错屡次向汉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汉景帝时，吴王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景帝用晁错之策，引起“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诸王虽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并未采用削藩措施，而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并封其子弟为列侯。推恩诏下后，诸侯王纷纷请求把土地分给子弟，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

高巍劝朱允炆“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与卓敬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应是解决明初藩王强大难制问题的良策。但朱允炆优柔寡断，“嘉之而不能用”。他坚决推行削藩，很快就把火烧到燕王朱棣身上。

朱允炆失误之三：讲仁义重蹈宋襄公覆辙

公元1399年7月，朱棣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朱允炆决定出兵伐燕，并布告天下。他任命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以附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率师三十万北伐。又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使盛庸、平安等分道并进。当时朱允炆方锐意文治，每天与学士方孝孺等人讨论周官法度，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齐泰、黄子澄二人。在部队出发前，朱允炆告诫将士：“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朱允炆天性仁孝，他明令诸将不得伤害燕王，相信是真心之言。但他没想到这句圣旨直接关系到这场战争的胜败。俗语说，擒贼先擒王，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首领，才能彻底战胜敌人。燕王以逆犯顺，全靠他个人的威信，如果他一死，“靖难之师”便失去了灵魂，燕军便会不战自溃。朱允炆在将士出征前说出这样的话，给朱棣提供了保护伞，使将士面对朱棣时不敢放手一搏。

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朱棣每每身先士卒，虽然“濒于危者数”，但明军诸将“莫敢加刃”。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之战中，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燕师败退时朱棣独自一人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逼。在滹沱河之战中，朱棣竟然在对方阵地中野宿，被明军发现后又穿营而过，而官军将士“莫敢一矢相加遗”，眼睁睁地看着朱棣扬长而去。春秋时期，宋襄公用仁义道德指导战争，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战中坐失战机，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做了“仁义”的牺牲品。朱允炆不懂得战争的规律，在关键时刻讲仁义，重蹈宋襄公的覆辙，最终被朱棣打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燕王朱棣福大命大：几场关键战役均得风助

朱棣之所以发动“靖难之役”，实在是逼于削藩的无奈之举。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实力相对较弱的朱棣竟打败了实力强大的朝廷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总结其原因，除了朱允炆用人不当、指挥失误和朱棣善于用兵外，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天时”对朱棣的眷顾，在几场重大战役中，天气都帮了朱棣的大忙，使他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战争初期，朱棣在北方战场进展顺利，燕军先后攻下通州、蓟县、怀柔等地，屡挫朝廷军队。面对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朱棣厉兵秣马，出奇兵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败耿炳文。建文元年八月，朱允炆以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五十万大军伐燕。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双方战于白沟河。在鏖战之际，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吹折李景隆的大将旗。燕军乘风纵火，官军大乱，奔声如雷，李景隆狼狈逃窜。九月，朝廷再次换将，命盛庸代替李景隆。次年三月，燕军与盛庸战于夹河，燕将谭渊战死，燕军不利。次日，朱棣整众再战，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仍不分胜负。正在双方难分难解之际，又刮起一阵东北风，两军咫尺不相见，燕军乘风大呼进击，盛庸军大败，退保真定。过了几天，两军又在藁城（今河北石家庄东部）相遇，官军列方阵于西南，燕军从四面攻击，朱棣率精锐攻其东北隅，“会大风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官军大溃，朱棣乘胜追击，斩首六万余级。

燕军在白沟河、夹河和藁城三场大战中皆得风助，朱棣深感庆幸，他认为：“此天授，非人力也。”后来，朱棣改变以往只顾攻城略地的战略，挥师南下，疾趋京师，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攻陷南京。朱允炆纵火焚烧宫殿，不知所终。传言朱允炆从地道逃出皇宫，追随者有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四十余人。

“靖难之役”源于“分封太侈”

明初叔侄相争的“靖难之役”之所以发生，表面上是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起的，而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分封太侈”。是否分封诸子或功臣为王是历代开国皇帝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秦朝开国之初，丞相王绾等人曾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诸子为王，理由是国家幅员辽阔，“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秦始皇叫大臣们讨论分封诸子为王是否妥当。廷尉李斯提出反对，他说周初大封同姓子弟，但年代久远之后，亲属关系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李斯主张不必分封诸子和功臣，用“公赋税重赏赐之”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才是“安宁之术”。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意见，结果留下了天下大乱后王室孤立无援的后患。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吸取“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起初是同姓王与异姓王并存，后来刘邦逐步除掉异姓王，只保留同姓王。由于当时同姓王势力太大，后来终于造成“七国之乱”。晋初，武帝司马炎也大封同姓子弟为王，这些同姓王都握有军政大权，结果酿成“八王之乱”。唐代采用折中措施，虽封皇室子弟为王，但“有名号而无国邑”。宋代对唐代的做法稍作改动，封王只及自身，不得世袭。元代封皇子为王，并将他们派往各行中书省，专制一方。

朱元璋总结历代经验教训，最终决定封诸子为藩王。他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但朱元璋封诸子为藩王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对其弊端考虑不周，而且在具体分封措施上也有失妥当，藩王虽无行政权，但封国很大，还握有军权，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都远远超过万人，导致后来朱允炆不得不削藩。

叶伯巨上书直言“侈封”弊端

对于朱元璋“分封太侈”的弊端，当时很多大臣都看不出来，反而在平遥县当训导的叶伯巨看得一清二楚。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星变屡次出现，钦天监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叶伯巨应诏上书，直言“当今之事，太过者三”。

叶伯巨所说朱元璋做得太过分的三件事是“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对于“分封太侈”一事，叶伯巨认为，古代圣王分封诸侯，其目的是“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而今天“裂土分封诸王”，是“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但在具体措施上，“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叶伯巨指出：“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叶伯巨说：“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然独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无他，分封逾制之过也。”他认为汉朝的“七国之乱”和晋朝“八王之乱”及刘渊、石勒扰乱中原都是“分封逾制”造成的。

叶伯巨建议：“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乱。愿陛下及诸王未至国之先，节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以待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世为屏藩，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宗社，莫先于此。”叶伯巨的意思是赶在诸王赴国就任之前，把他们的封地分成若干份，只给他们一份，其余先空置下来，留待以后分封给他们的子孙。这本是有利于明朝长治久安的建议，但朱元璋阅罢大怒，骂道：“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把叶伯巨抓来后，大臣见朱元璋“怒稍懈”，建议先把叶伯巨关起来，后来叶伯巨终因此事死于狱中。“靖难之役”发生后，朝中大臣都很佩服叶伯巨的先见之明。

袁珙称朱棣有“太平天子”相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洪武九年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建文帝接受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后，矛头直指拥有重兵的朱棣。朱棣虽然暗中防备，但仍不敢公开与朝廷对抗。促成朱棣起兵的是僧人道衍和著名相士袁珙。道衍即姚广孝，苏州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精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和阴阳术数，对《易经》和兵法也颇有研究。在嵩山寺认识袁珙。袁珙说他：“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之俦也，幸自爱！”刘秉忠是辅佐元世祖忽必烈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也是僧人，故袁珙把道衍比作刘秉忠。

后来，道衍经人推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随朱棣至北平后，道衍住持庆寿寺。他常常“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高祖崩，以次削夺诸藩，周、湘、代、齐、岷等皆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燕王起兵”。朱棣觉得起兵没有把握取胜，他说：“民心向彼，奈何？”道衍回答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为了打消朱棣的疑虑，坚定他起兵的信心，道衍还给朱棣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相士袁珙，一个是卜者金忠。《明史》称袁珙生有异禀，尝游海外，遇异僧别古崖，得相人术真传。相人“百人一谬”，在元末已很出名。朱棣对袁珙的相术将信将疑，袁珙到达北平后，朱棣混杂在九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武士当中，统一装束手拿弓矢饮于市肆中，没想到还是给袁珙一眼就看出来，从没见过朱棣的袁珙直接走到朱棣跟前跪下，说：“殿下何轻身至此。”朱棣不出声起身就走。回宫后召袁珙入府。袁珙审视了一番朱棣，说：“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听到这句话，朱棣终于下决心起兵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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