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出去的是白花花的盐，换回来的则是白花花的银子。有钱的盐商们，当然要任性一把了。两淮盐政衙门的官员，每天吃饭就花费五十两银子，笔墨纸等杂项又耗费七十两。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孔勇
两百多年前，一名因贪污罪被判入狱的清朝官员，面对铁窗，悔恨交加，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
我是个坏人吗？我到底算不算个好人呢？可我小时候也是苦读圣贤书啊。走到今天，十年寒窗风雨，好不容易才金榜题名。走到今天，我不容易啊！为了圣上，为了朝廷，我辛辛苦苦当差，我大半辈子都交给了大清。你说，我这点俸禄，还比不上盐商一趟行盐的银子，凭什么呀……我收过他们的银子吗？没有！我嫌他们的银子脏，嫌他们有铜臭味。可惜了那些字画啊！放在我这里，总比放在那些不识字、只识阿堵物的土财主手里强得多吧。
看过《大清盐商》电视剧的人，对这段自白当然不会陌生，它出自剧中的两淮盐运使卢德恭之口。伴随着卢大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可以知道他寒窗苦读数十年，一心想成为圣贤，怎料却变成了人人不耻的贪官污吏。但卢大人仍然不服，因为相比那些盐商的暴利致富来说，自己这点小贪根本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晚节不保的卢大人仍然傲气十足，对没文化的盐商们狠狠嘲讽了一番。
仅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卢大人时刻都在回避自己的贪污问题，并且试图把矛盾转嫁到其他人身上。那么，他说的对不对呢？大清盐商们过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盐商与官员、盐商与皇帝之间存在着哪些复杂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仅是依靠剧本显然还不够。好在《大清盐商》事出有据，并非凭空虚造，借着卢大人的话，回到历史的现场，不难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数盐商,有钱就是任性
盐，是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用物品，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制盐、采盐、售盐都是由国家来操办。但让堂堂一个国家去做买卖，听着总不是那么回事，所以采取的方式是商人去干，国家监管，美其名曰“官督商办”。到了清朝，两淮地区盐业发达，获利丰厚，成了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卖出去的是白花花的盐，换回来的则是白花花的银子。有钱的盐商们，当然要任性一把了。
早在雍正即位之初，就听人汇报说，那些盐商们的衣服房子极其奢华，吃饭的工具也非常精巧昂贵，每日里吃喝聚会，歌舞升平，金银珠宝多得数不过来，甚至连他们家人奴仆的生活也堪比官员。这种风气尤其以淮扬盐商最为严重，所以下决心一定要严厉查处。到了乾隆朝，此风非但没有改正，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单从盐商们对他们上司的供应中就能看到。两淮盐政衙门的官员，每天吃饭就花费五十两银子，笔墨纸等杂项又耗费七十两。要知道，清代一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保守来说也要两百多元，因此盐官们的日用开支均已过万。长此以往，数量更为巨大。这些花销，自然都来自有钱的盐商们。
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乾隆年间两淮有一个叫黄均太的盐商，吃一碗蛋炒饭就要花费五十两银子。之所以贵，乃是因为讲究至极。必须保证每一粒米都要完整，且粒粒分开，浸泡蛋汁。外层金黄锃亮，里面雪白甜香。与这碗饭配套的还有所谓的百鱼汤，即用鲤鱼白、乌鱼片、斑鱼肝、鲫鱼舌、黄鱼膘、鲨鱼翅等各种不同鱼的材料煲出来的鱼汤。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估计做梦都想不到一碗饭、一锅汤竟有那么多讲究。道光时期的李澄，也从老一辈人那里听说，两淮盐商的家产，首先以千万计，其次才以百万来计。资本在百万以下的盐商只能称为小商，在那些富达千万的总商们面前，根本就不好意思拿出手，难怪会经常被戏弄、指使，抬不起头来。
盐商们吃喝玩乐的费用，相比他们的家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所以还有人帮他们花钱。《大清盐商》从清廷派阿克占前去查处两淮盐务问题展开，由此牵涉出了被称为乾隆朝三大贪腐案之一的“盐引案”。盐业暴利，举世皆知，但面对国家征税时，盐商却叫穷不迭，那么他们的钱又去哪里了？问题的关键还要从剧中不时提到的那份“秘密账本”入手。
精打细算的盐商们，把做生意的经验也用到了人情往来上。不论是顶头上司盐运使，还是地方知县、知府，省城巡抚和总督，乃至京城的达官贵人，盐商们都努力渗透，一一打点。本着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这些操作显然不能公之于众，但盐商们均记录在了一本小册子中。对收过好处的官员们来说，这份“秘密账本”无疑是最要命的。一旦被皇上知道，少不了杀头之罪。而对盐商们来说，“秘密账本”不仅是疏通关系的支出明细，更是自己的一道护身符。遇到那些拿了银子却不买账或者落井下石的官员时，只要晃一下“秘密账本”，马上就能让他乖乖听话。既然如此，官员与商人之间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你情我愿，闷声发大财，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秘密账本”是不能公开示人的。撕破了脸，官员的乌纱帽固然保不住，盐商的生意同样也没法去做。明白这个道理，盐务官们也就懒得去操那份闲心，还不如该拿的拿，该收的收，毕竟大家还要在一起愉快地玩耍嘛。有了这种觉悟，盐务官们也变得任性起来。当时官场流行着一段话：“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吏是馨。……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两淮盐务之肥，早已是尽人皆知，趋之若鹜。
依靠盐商这座大金山，盐运使们借花献佛，只为博得龙颜一悦。向来喜欢南巡的乾隆帝就曾说，我一路南下住的行宫，不过是暂时用来住宿而已，何必搞得那么奢侈嘛。以前吉庆为盐政时，我已经觉得很奢华了，没想到后来的普福、高恒这些人更狠，总要比前任修得更为精致。高恒即是《大清盐商》剧中因贪污被处决的国舅爷，史有其人。可见，看惯了繁华无数的乾隆爷，在盐商们展现的财力面前也不禁啧啧称奇，自惭形秽。
没的说，盐商们就是这么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吃盐商,吃喝玩乐下江南
盐商能够聚集起惊人的财产，一方面因为在国家垄断之下经营，大树底下好乘凉，包产包销，稳赚不赔；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熟悉官场潜规则，知恩图报，竭尽全力回馈朝廷，从而获得皇上的欢心和照顾。嘉庆时，有人就观察到，盐商们经常受到皇帝的邀请，要么叫来聊聊天，要么一起吃吃饭，跟大官员们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清廷还不惜将皇室资产借给他们，虽然也收取一定的利息，但总是额外加恩了。
《大清盐商》剧中主角之一、扬州盐商领导者汪朝宗，人物原型是乾隆时期的著名盐商江春。他与乾隆的亲密关系，可作为盐商与皇帝水乳交融的典型代表。江春出生于盐商世家，祖父、父亲时就经营有道，资产丰厚，但毕竟与皇帝亲自照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影响没那么大。而且，清朝时期“士、农、工、商”的等级关系严格划分，商人地位很低，江春便走上了科举考试的老路子。但江春怎么考都不中第，只好继承家业，干起了卖盐的生意。这下可好，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遇到一个能花钱的皇帝，江春在乾隆时期真正爆发起来。
江春受到重视和脱颖而出，是在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时。在此之前，皇帝南下扬州早已是几十年前康熙朝的旧闻。面对这样的大场面，扬州的官员和盐商们不禁发愁，怎么接待乾隆爷才好呢？招待不周，是为不敬；招待过头，又担心做不到点上。这时，身为扬州盐商总商的江春主动请缨，精心筹划，把乾隆爷伺候得尽兴而来，满意而归。扬州的盐商们当然要感谢江春的功劳，乾隆爷也不忘江春的付出，赏给他“奉宸苑卿”这样的三品头衔。虽然只是个荣誉称号，没什么权力，但对于一个盐商来说，已经足以欢天喜地了。
体会到南巡甜头的乾隆帝，此后又频频来到扬州，且每次都受到江春等盐商们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招待。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时，江春早已把扬州虹桥东的江园修缮一新。乾隆赏园观景，频频点头称赞。1780年和1784年两次南巡扬州，乾隆更是放下了天子之尊，撇开当地的行宫和衙门，住进了江春的康山草堂，闲话家常，好生亲密。乾隆抱着江家的小孩儿，放在膝盖上，摸摸头，弄弄手，还亲自解开身上佩戴的荷包相送。江春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估计早就语无伦次，唯有叩头谢恩方能稍微表达激动心情了。1790年，江春受到乾隆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千叟宴”，与一帮国家的老臣们和寿星们同桌开席，谈笑风生。以一介布衣而结交天子，江春称得上清代盐商恩荣至极的代表。史载他在两淮盐商当中，每说一句话，想一个主意，就是政策和指令，其他人均不敢有什么疑义，只要点头哈腰，照此去办就可以了。
面对皇上的恩惠，聪明的盐商们当然心领神会，极力报答。除了造园修路，服侍好圣上的起居玩乐，像江春等人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恨不得自己是皇上肚里的蛔虫，金口还没开，就已经吩咐下面办理执行了。据清代野史记载，有一次乾隆南巡扬州，游玩至大虹园时，触景生情，对左右陪同的人说，这里景色不错啊，很像北京的琼岛风光，只可惜少了一座白塔。江春听到后，立即贿赂皇上身边的大臣，要了一幅北京白塔的图纸，连夜赶造出一座白塔来。次日再来，乾隆看到后惊讶得合不上嘴。还是不信，过去敲了两下，果然是砖石造成的。只得叹服这些盐商财力雄厚，能量巨大。还有的说这座白塔是江春命人用白纸和银票连夜堆垒而成的。总之，富足的盐商们挥金如土，在所不辞，竭尽全力满足皇上的一切要求。这也是他们在受到皇帝恩惠之后做出的回馈之举。
找盐商,打个仗修个厨房
施人以恩，必有所求。如果说修个园子、建个白塔就能让乾隆满足的话，那我们也太低估乾隆爷的胃口了。面对这些富可敌国的盐商，乾隆爷有一套完整的对付策略。你们不是有钱吗，那好，我有的是钱袋。你们奢侈消费我不管，只要把我的钱袋装满就行。银子嘛，多多益善，谁还会嫌多？身为一国之君，谁会闲着没事住在你一个盐商家里，抱着你家孩子逗乐呢，看中的当然是你钱柜里的银票。这可苦了那些平日里感觉很富裕的盐商们。他们发现，皇上每次狮子大开口，动不动就几十万、几百万的要钱，钱袋似乎永远填不满。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君”。
乾隆自称是“十全老人”，在位期间共发兵十次，平定动乱。据时人统计，单是这十次战事的军费就达到了一亿多两白银，相比清廷的年均税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怎么办？有盐商！国家遇有军事开支，由商人捐款，称为“报效”，此惯例开始于雍正朝，真正发挥开来则是在乾隆时期。从平定金川，到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乃至伊犁屯田，盐商的报效超过三千万两白银。而作为全国盐商的大头，两淮盐商更是“不辱使命”，累计拿出一千多万两。
当然，军需只是国家开支的一部分。对皇上来说，公事伸手要钱，私事也伸手要钱。遇到皇太后、皇上的寿辰等国家庆典，庭墙院落总要修整一下吧，道路桥梁也要铺设一下吧。谁来拿钱？还是盐商！1790年，在乾隆爷八十大寿来临之际，就曾下令说，西直门到西华门那边的建筑翻新之事，就交给盐商们去办吧，满足一下他们一直想报答君恩的心情。从乾隆的俏皮话中，可见不是每个人想花钱就有机会的，让盐商来花钱乃是一种特殊照顾。既然如此，商人们也从不含糊。像江春这样的大盐商，“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只要是花钱给皇上办事，一定会干净利落，马上就办。
虽然家底丰厚，整日里这么折腾，盐商们也难以经受得起。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皇上暗示国库缺钱了，盐商们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皇上明着要钱了，盐商们更不敢稍慢一步，以免惹得圣上不高兴。而且，作为富人一族，盐商的生活总还要维持着基本的排场，不然脸面何存。其实，早在雍正批评盐商生活奢靡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些盐商看似资产雄厚，内部却财力空乏。但对乾隆来说，盐商既然干着暴利的生意，那就是有钱人，所以要竭泽而渔，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银子。
换句话说，盐商是个源头活水，不能一次性抽干，要考虑到细水长流，才能保证源源不断，日久天长。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大清盐商》剧中阿桂在平定金川之后，满心欢喜地回京拜见乾隆。怎料到，听闻这样的大好消息，乾隆却颇感失望地念叨着：“朕本以为金川还要打上三年、五年、八年，没想到，真让阿桂给朕拿下来了。”呆坐地上不动，昏昏然睡着了。揣摩不透圣意的阿桂，只有流泪长跪。相比一介武夫阿桂来说，聪明精干的年轻官员和珅无疑是乾隆爷肚里的蛔虫，并且对阿桂直接地说：“金川之战，皇上没打算赢，起码没打算今年赢。”意思再明白不过，战事结束了，皇上怎么再向那些盐商要钱呢？乾隆的如意算盘，都让阿桂给砸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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