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将刘仁轨：古代最令日本人恐惧的中国人

　　刘仁轨(602年-685年3月2日)，字正则，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尉氏县张市镇前大庄二组{别名刘响村)人。在此村的西边桥头有刘仁轨宰相的墓碑。唐朝大臣、著名军事将领、海军统帅，与新罗联兵，在白江口之战大败日本、百济联军。

　　刘仁轨出身隋末的平民之家，虽生在动荡年代，仍“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唐高祖、唐高宗年间，历任给事中、青州刺史。因征战百济而屡立战功，并在武则天时期，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自幼“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唐高祖武德初年，补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转任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尉。贞观十四年(640年)，因故杖毙折冲都尉鲁宁，为唐太宗所赞赏，后累迁给事中。显庆元年，刘仁轨因处理大理寺丞“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贬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刺史。

　　虽然作为一介文官，但刘仁轨主要的成绩确实在军事方面。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攻百济，督海运遇风覆船，所部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君能办事，不忧无官。”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仅将之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龙朔元年(661年)三月，唐军留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以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不久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刘仁轨高兴说：“天将富贵此翁耳!”百济起兵，围攻屯其府城的唐将刘仁愿部。刘仁轨任检校带方州刺史，率军赴救，于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大败百济。唐军因战事外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刘仁轨自请留守。

　　龙朔三年(663年)日本毛野稚子等率二万余人攻新罗，八月，刘仁轨水军率行至白江口，“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百济王扶平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等人投降。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上元二年(675年)二月，挥军渡瓠卢河(在庆州西)，破新罗北方重镇七重城(金城北)后引兵还，史称“白江口之战”。

　　麟德二年，封禅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日本四国酋长赴会，唐高宗大悦，擢为大司宪。袁异式大惧，内心不安，刘仁轨告诉他忘掉过去的事，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推荐袁异式任中台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初三，刘仁轨乞老归养，获准，不久复出，出任陇州刺史，以防吐蕃。咸亨三年(672年)，出任太子左庶子。咸亨四年(673年)三月初十，奉命改修国史。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犯扶州(治同昌，今甘肃文县)临河镇，唐军兵败，朝廷以刘仁轨为洮河道(军在鄯州城内)行军镇守大使，建议屡遭李敬玄反对，仁轨因此怀恨在心。一日刘仁轨上奏：“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李敬玄推辞不掉。仪凤三年(678年)九月，李敬玄大败，唐军损失过半。韦述曰：“世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武则天亲政时，意图诛杀裴炎，派郎将姜嗣宗自洛邑出使长安，问刘仁轨意见。刘仁轨问姜嗣宗洛阳的情况，姜嗣宗说：“我觉得裴炎举止很奇怪，有异于常，很久了。”仁轨曰：“您察觉了吗?”姜曰：“是的。”刘仁轨告诉他：“仁轨有事禀告，请帮我顺便上奏罢。”姜嗣宗答应他。第二天，姜嗣宗带着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结果刘仁轨在奏章说“嗣宗知裴炎造反，而不上奏。”武则天则处死裴炎，并在都亭驿将姜嗣宗处以绞刑。

　　垂拱元年(685年)正月二十二，刘仁轨逝世。武则天停朝三日，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十一卷。

　　刘仁轨有子二人，为刘滔、工部员外郎刘濬。刘濬长子刘晃(《旧唐书》作刘冕)，太常卿，袭乐城公，生刘子藩，河东节度掌书记、虞部员外郎;刘子藩生刘煟，雅州刺史;刘煟二子：刘瑑，字子全，唐宣宗年间拜相;刘顼，字昭愿。

　　刘濬次子刘昂，京兆少尹，生刘子之，刘子之有二子：刘元鼎，慈州刺史;刘公舆，祠部员外郎。刘元鼎娶郑王李亮后裔，有二子：刘思，字秀挺;刘略，朝请大夫、守卫尉卿、柱国、分司东都、赐紫金鱼袋。

　　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改革官制，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即公元685年3月2日)，刘仁轨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在当时算是高寿了)。武则天停朝三日，让京城中的各级官员，依次前去吊唁，并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之子刘浚，官至太子中舍人，于次年遭酷吏陷害，被杀。唐中宗李显即位后，因刘仁轨曾为东宫旧属，所以追赠他为太尉(一说司空)。刘浚之子刘冕，开元年间官至秘书省少监，请求唐玄宗为刘仁轨立碑，得到批准，谥曰文献。

　　刘仁轨出身贫寒，后虽身居显位，但从不矜倨。每次接见年轻时的旧友，都是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当年任陈仓尉时，相工袁天纲曾对刘仁轨说：“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后果如其言。

　　历史上，刘仁轨素以儒将称著，当时唯裴行俭能与其相比。史书称：“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

　　刘仁轨虽身为文官，但在古稀之年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非常难能可贵。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使刘仁轨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为数不多海军名将。在与高丽、百济的战争中，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可谓精加选择，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绩“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等，都是唐军将帅中的佼佼者。而刘仁轨则更要高出一畴，他不但智勇双全，而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然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

　　唐朝人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优越的文化为后盾，以自己无以伦比的博大、宽容、开放的胸怀和超越时代的独特政治军事智慧导演了这一次世界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没有给整个东亚人民带来杀戮，奴役和文化摧毁，而是以极为有限的战争形式达成了维持该地区较长时间和平的目的，同时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唐人开创的这一战争模式是对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贡献。唐人在战争过程中体现的不倚强凌弱和追求世界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一千三百年后才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唐高宗和他的将领们创造的以低强度战争并辅以外交和文化手段的“战争模式”的巨大效率，西方人在二次大战后才明白其中深意。所以说，谈论“中国威胁论”的某些日本右翼势力和西方学者不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极端无知就是包藏有不可告人的祸心。

　　当然，白江口之战重大意义的远不止于此，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文化思想为指导并以文明转播为目的的战争。这场战争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战争模式，即战争的主要发动国和获胜国并不是以征服、奴役别国和扩张版图为目的，而是为了维持同近邻长久的和平和传播自己优越的文化。战争结束后，唐朝并没有占领和奴役百济和高句丽，而是给整个朝鲜半岛带来了和平和统一。唐朝也没有乘胜进攻日本本土，而是主动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出使者主动示好，并表达了愿意进一步沟通交流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以至于在唐朝的不断的外交努力下，日本终于放下了猜忌和警惕的心理，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全盘接受唐朝先进的文化。

　　另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唐帝国的军队虽然在军事战术，技术，组织和器械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作战中却点到为止，一旦达到了战争目的后立即收兵而并不穷兵黩武。可以说白江口之战的整个战争过程以及唐军的整个战争思想河战略理念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智慧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唐军堪称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第一支“文明之师”，白江口之战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以文化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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