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中国实施了一千多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创举，不仅为帝制时代的官僚选拔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影响了东亚各国，甚至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的成型提供了借鉴，由此可见其广泛影响力。一般认为，科举制大体萌芽于南北朝时期，而成型于唐，至宋已趋于完备，到明代则处于鼎盛时期。明代除洪武朝短暂取消科举外，其他时间一直严格执行。相较于前代，明代的科举考试程序已经相当完备，防止舞弊的举措也十分严格。但是，不得不承认，整个明代舞弊现象一直存在于各级考试中，而且到明代中后期呈现出日渐加重的态势，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明代科举的舞弊手段五花八门，最为普通的就是“怀挟”，说白了就是打小抄。方法各异，有的直接藏在衣服鞋帽中，有的“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藏笔管，或置砚底”，类似于现代的缩印技术。甚至有人“用油纸卷紧，束以细线，藏粪门中”，为了功名，也算是拼了。由于打小抄的技术含量不高，加上入场前的搜检程序比较严格，往往被抓。被抓后要在考场门前枷号一个月，来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羞辱，然后发籍为民。

　　没有真才实学，小抄又不奏效，还想高升，于是雇人代考的情况出现了。雇人代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替考，但成功率不高。还有一种是通过收买官员，将所雇之人与自己分在同一个号房(考场)，然后帮自己答题。万历四十四年的会试，吴江人沈同和高中会元，这着实让吴江籍考生意外，原来沈同和根本就是一个浪荡公子哥儿，不学无术，而且吃喝嫖赌，劣迹斑斑。结果却中了第一名，能没有猫腻吗?考生的哄闹被上报到朝廷，引起了万历皇帝的高度关注，即刻命令对沈同和进行复试。结果出人意料，沈同和交了白卷。

　　在刑部的追问下，从实交代了作弊细节。沈同和事先买通了官员，将颇有文采的亲家赵鸣阳与其分在了一起，让赵鸣阳替自己答题。最终，二人都被发配。非但会试，沈同和连乡试也是由他人代笔，史载“乙卯科监生沈同和，吴江人，在场两人代笔。太平县秀才杜应命作经文四篇，讲过银一百两。”

　　此外，明代科考舞弊还有所谓“冒籍”一法，即不在本户籍地考试，而到他乡考试。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在本地有劣迹，不符合报名情况，于是改名换姓，到其他地方谋取考试机会。有的则是因为本地考生较多，而名额有限，只能冒籍到文化水准相对落后但录取名额较多的地区，尤以应天府、浙江、江西等处考生冒籍顺天府为甚。比如嘉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浙江余姚人钱德充就改名钱仲实，冒充顺天府大兴籍。浙江慈溪张汝濂改名张和，冒顺天府良乡籍。结果二人皆中举，后被揭发，取消了录取资格。

　　明代还存在主考官将考题泄露给考生的情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弘治十二年的程敏政泄题案，而这次泄题的对象之一就是明代的文豪唐寅(唐伯虎)。弘治十一年，唐寅乘船北上参加会试，跟他一起的还有好友徐经。才华横溢的唐寅并不富裕，而徐经是个小土豪，时常帮助唐寅，一来二去，成了至交。抵京后，两人四处拜访官员贤达，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主考官的礼部尚书李东阳和礼部侍郎程敏政。唐、徐二人十分仰慕程敏政的才华，愿交金币随其学习。结果会考刚完，就有官员揭发程敏政泄题给唐、徐二人。经过多次审问后，“真相”明了：唐、徐二人跟随程敏政学习，程敏政向二人流露过可能的会试考题。而被正式任命为当年的主考官后，他没有避讳，而是将之前流露过的考题当成了会试题目，结果唐、徐二人因事先接触过题目而骄傲自夸、欢欣鼓舞，给其他举子造成了花钱买题的感觉。尽管三人都极力否认买卖考题，但程敏政有泄题嫌疑不假，唐、徐二人也无法完全洗白自己。最终，程敏政被迫退休，唐寅、徐经亦断送了他们的锦绣前程，被发配到地方官府充当小吏。

　　除了泄露考题，一些朝中权臣还极尽能事，为自己的家人或亲近之人的高中铺路。而那些主考、批卷官员为了各自的仕途，也极力迎合他们。说到通过权力谋求中举的情形，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万历首辅张居正，他有三个儿子高中进士。但在张居正之前，这种现象早就存在。只是到了张居正掌权时期，变得更为恶劣，正如明代史家王世贞所言，“不知作俑不自江陵也，江陵特甚耳”。如成化时期，江西婺源人倪进贤向“万岁阁老”万安进献房中秘术，万安以此进献给宪宗，深得宪宗欢喜。作为回报，在成化戊戌科，万安就嘱托当时的考官刘吉录取了他。

　　正德年间的大学士焦芳，其子本就通过关系被安排在二甲第一名，但依旧不满，不仅诅咒谩骂主考官李东阳，甚至还借机贬黜参加会试的翰林官员。嘉靖二十三年，内阁辅臣翟鸾的两个儿子汝俭、汝孝一起高中，朝野哗然。科道官员参劾考官沈坤、江汝壁等接受贿赂，在阅卷及排名等环节通同作弊。经过彻查，情况属实。翟鸾一干人等受到严惩，或被削籍、革职，或被降调。

　　如此大力度的惩处，也未能阻止这种情况的继续恶化，“虽明宪在前，国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继”。请托关照、赂买官员的现象越来越多，极大地破坏了科举的公平性，“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无援者，倚马不能登龙”，无钱无权无势者，已缺乏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通道。

　　总体而言，明代对舞弊的相关防范、惩戒举措不可谓不严，但效果并不明显。不仅有个人舞弊行为，而且还出现了上下交通、内外勾结、通同作弊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还是因为科举对应试者个人及家庭意义太大了，一旦中举，会带来相应的权力、金钱、荣誉、声望等等。诸君请看范进，没有中举前一幅落魄模样，中举后立马疯了，为什么?大半是高兴疯的，因为他知道即将到来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说，科举是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流动、中上层试图保持及扩大其相应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考定终身，所以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倾家荡产去赢得科举考试的胜利。

　　另外，根据郭培贵、钱茂伟等人的研究，自成、弘以后，科举的录取率不升反降，录取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四，与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录取率下降，并不在于录取人数的减少，而是因为明中后期的经济文化繁荣，使得接受教育的人群规模日益扩大，应试者随之增多，相应拉低了录取率，这也意味着科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为了应对此种情形，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包括舞弊，尽管这是不被提倡和认可的。所以，只要社会上升的渠道单一，科举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没有改变，企图浑水摸鱼的舞弊行为就难于禁绝。当然，想要对舞弊行为的发生进行全方位的阐发，还需结合社会、政治环境，文化传统甚至个人素养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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