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总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长彼得·哈特曼给他留下的附注：22：00，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待他的电话;23：00，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话;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预约通话定在次日9：15。在这些通话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通话一样——科尔想了解这些政治家对欧洲政治新框架条件的第一反应，并反过来向他们阐明联邦政府的态度。

　　“总理先生，此时此刻，柏林墙正在倒塌!”激动不已的爱德华·阿克曼向赫尔穆特·科尔证实了此前不久科尔的新闻发言人汉斯·克莱因向他报告的消息，当时他还不敢相信。所以，在快快结束了华沙波兰政府宫的盛宴之后，科尔亲自打电话回波恩核实此事。1989年11月9日傍晚，当科尔正要驶离波兰政府国宾馆时，总理府部长鲁道夫·塞特斯从波恩向他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公告。对科尔来说，这也已成了事实：柏林墙——密不透风，欧洲战后秩序以及与之相连的德国分裂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国家的象征——已经失去了它的中心任务。在边防军的眼皮子底下，几万人从这座分裂城市的东部不受阻挠地涌向西部，在那里，同胞们欢呼雀跃地迎接他们。

　　柏林墙倒塌不到24小时，科尔就中断了他在华沙的访问，并去了一趟柏林。返回波恩后，他便着手准备与外国政要进行第一轮通话。他这时寻求这种沟通，不仅仅是对友好国家的一种礼貌行为，更主要的是德国法律处境的明显标志：鉴于两个德国的主权有限，联邦德国政府只能有限地自主行动。在德国国防军无条件投降后，二战的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通过1945年6月5日的声明，接管了德国政府的最高权力。直到50年代中期，才将大部分主权交还给1949 年成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但四大国对德国作为整体以及柏林的权利和责任则继续存在。所以，此后在处理涉及德国作为整体、两德关系以及柏林的问题时，四大国自动地成为两德政府的谈判和对话伙伴。

　　如果现在科尔在联邦内阁会议之前就与布什、戈尔巴乔夫、密特朗和撒切尔夫人对话，那么这就是他承认德国的主权有限。即使是在框架条件革命之后，“德国问题仍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4小时内，德国的法律处境与德国政策的其他决定因素和格局就像在一面聚焦镜下一样，非常清晰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此后329天的进程，伴随德国统一的这329天所带来的结果当时还无法期待。

　　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总理府外交政策司的副司长彼得·哈特曼给他留下的附注：22：00，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待他的电话;23：00，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话;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预约通话定在次日9：15。在这些通话中——如同尚未安排好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通话一样——科尔想了解这些政治家对欧洲政治新框架条件的第一反应，并反过来向他们阐明联邦政府的态度。

　　与英国首相通话，是科尔同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进行一系列通话中的第一个。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科尔要与他们就柏林墙的倒塌及其直接后果以及新的政治形势进行交谈。还在他午间中断华沙的访问经汉堡飞往柏林、晚上从柏林直接飞回波恩期间，总理府第二司，即“对外关系与德意志内部关系、发展政策、对外安全”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商定了这些通话时间。在此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一名译员和一名记录员已在另外的电话机前就位。

　　撒切尔夫人：“自由的伟大一日”

　　对联邦总理关于向波兰提供贷款援助的愿望，撒切尔夫人表现得很热情。接着她迅速谈到民主德国的发展。与英国几乎所有的公开反应一致，当天她就对这些发展表示了欢迎。她十分明确地将柏林墙开放的这一天称为“自由的伟大一日”，同时却在电台节目中提出警告，提防东欧变化太快，对民主德国的变化不要抱过高的期望。撒切尔夫人对科尔作了相似的表示：她从电视里跟踪了那里正发生的许多场景，其中部分是历史性的。依她所见，现在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科尔同意这一看法，然后谈到他在柏林的经历。他说，在当地数万人身上弥漫着一种不可想象的气氛。他本人参加了两次群众集会，其中，由柏林基民盟组织的第二次集会参加人数当在12万到20万之间。

　　科尔说，民主德国体制的根基已受到冲击，但眼下无人知道它将如何继续发展。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派：多数人要坚持下去，不允许有政治多元化;另一阵营则准备以匈牙利和波兰的变化为方向。他要在通话时向极其不安的戈尔巴乔夫说明，民主德国不实行多元化将无以为继。只有当情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平静才能再次降临民主德国。此后的六周将非常重要。

　　科尔解释说，如果出现戏剧性的发展，他将立刻与英国首相取得联系。科尔同时保证，波恩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情况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撒切尔夫人问东柏林执政者是否会接受别人的建议，比如联邦总理本人或者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建议。科尔表示怀疑。他认为，民主德国领导层不会愿意这么干，但不排除可能发生变化。他说，他已在电话中向昂纳克的继任者埃贡·克伦茨建议，以华沙和布达佩斯的政治改革家为榜样。

　　撒切尔夫人以问候华沙执政者而结束这次将近半个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她还建议在波恩或者伦敦举行半天的会晤，并表示——像克里斯托弗·马拉贝早上在西方大国驻波恩大使和总理府部长塞特斯进行的会晤中已经表示的那样——英国愿意为应对移民潮提供支持。科尔保证，无论如何，他将再次给首相打电话。那时，也可以商讨进行一次个人会晤问题。

　　布什的认可

　　接着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时，科尔也在谈话开始时谈了波兰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问题并描述了波兰的状况。科尔说，华沙新政府的成员构成不错，也许他们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不太专业，因为其中许多人不久前还蹲在监狱里。但清楚的是，大家现在应该帮助这个新政府，具体而言，比如通过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而做到这点。美国总统回答说，其实对于波兰他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但他很有兴趣听听科尔对民主德国事件的判断。总统也提到，即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

　　布什是11月9日下午在一个早先安排的情报人员通报会上得到关于东欧的急速发展报告的。一位顾问作说明时从民主德国刚刚宣布新的旅行法规开始，并说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从办公室前往白宫的路上，就三次撕毁了自己的记录而不断重写。嗣后，总统通过电视直播看了柏林墙开放的情况。他早在1989年夏天就表示欢迎两德统一的可能性，当时还没有一位重要的外国政治家像他这么早地表示欢迎，可现在正是布什却在公众面前表现得犹豫和冷淡：“我不会在柏林墙上舞蹈”，他向等待着的记者们宣布了自己的第一反应。对他来说，来自柏林的信息过于贫乏，苏联被不可预见的后果彻底激怒的危险却太大，鉴于敏感的发展，布什不想陷入失控的胜利者亢奋之中。

　　现在在电话里，布什总统也向联邦总理表示，他会负责不让自己政府中的任何人陷入过度的溢美之词。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样只会损害整体发展。然而，布什说，如果科尔同意，他非常愿意告诉媒体，他们两人通了电话并且联邦总理对美国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赞赏。之前，科尔是把这一赞赏与热诚感谢美国以及详细描述自己在柏林经历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他说，柏林的情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科尔谈到两次群众集会的情况并告诫总统：电视上关于舍内贝格区政府前那场活动的画面并未反映出真实的柏林。那场活动的参加者中有许多“左派的乌合之众”。与此相反，在选帝侯大街上有12万～20万人参加的基民盟集会笼罩着“难以置信的良好气氛”。总而言之，民主德国的游行示威，无论是在东柏林、莱比锡还是德累斯顿，都是和平的、严肃的，理智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科尔对民主德国新政府的改革意愿表示怀疑。他说，虽然克伦茨愿意推行改革，但其界线就在于不要触动统一社会党的一党统治。科尔预言，大家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点。柏林墙的开放暂时不会增加移民压力，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隧道尽头仍然见不到光明，人们就会逃离。现在就能看到大量逃亡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到目前为止，今年已有23万人迁移到联邦德国，其中主要是比较年轻的人。结束通话时，布什还是回到了科尔一开始提出的对波兰进行财政援助的询问。布什答应将这一请求转告给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兰迪;布什祝愿他继续取得成功,并说，联邦总理通过处理迄今发生的事件赢得了最大的尊敬。

　　密特朗：人民的一刻

　　周六清晨，科尔与密特朗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谈话，这是与三位最重要的西方盟国代表人物进行系列通话的继续。一天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到法国总统那里的时候，他正在丹麦进行国事访问。他的公关顾问雅克·皮尔汉建议他立刻前往柏林。密特朗在他的最初表态中欢迎柏林墙开放，但同时指出，欧洲迄今的均势发生这一变化也将充满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困难。如同与撒切尔夫人和布什通话时一样，科尔首先请法国支持波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援助申请。几分钟以后，科尔谈到他在柏林得到的印象。他告诫说，不要认为舍内贝格区政府前群众集会的电视画面具有代表性，令人遗憾的是，左派分子的部分骚乱占据了画面。与此相反，选帝侯大街上的群众集会进行得与7月14日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法国国庆日一样。科尔保证，总体而言，在民主德国发生的整体进程并非革命而是演变。

　　如在之前的通话中一样，科尔详细地介绍了前一天柏林基民盟群众集会的规模和过程，谈到了年初以来的巨大移民压力，也表示了他对统一社会党新当权者改革意愿的怀疑。科尔着重强调，无论是民主德国局势的不稳定，还是东德人继续向西部大规模迁移，都不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14天后可能和克伦茨进行会面，他将亲自告诉克伦茨这一看法，同时也告诉克伦茨，自己准备提供经济援助，前提条件是进行真正的改革。科尔宣布，11月20日将派一位特别代表去克伦茨那里。

　　科尔保证，无论如何下周将再次给总统打电话，如果事态提前出现戏剧性发展，他将提前打电话。密特朗插话说，总理正在经历激动人心的时刻;科尔回答说，作为政治家他是顽强的，有些事情确实是人终其一生不会忘记的。他接着描述了参观柏林查理检查站的情形。密特朗请科尔向德国人民公开转达他最良好的祝愿。密特朗说，这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也是人民的一刻，此时此刻，人们有机会将这一运动融入欧洲的发展。密特朗再次感谢总理在11月3日波恩的德法峰会中建议他公开声明自己对德国统一的积极立场。

　　科尔多么重视此事，也表现在他当时在宣布这个声明时用了以下言辞：“请注意总统现在的回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德国记者问密特朗：“您害怕德国统一吗?”密特朗对这个问题没有马上听懂，因此科尔小声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理解。”接着，密特朗声明说，他不害怕德国统一，尤其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害怕或赞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人民的意愿和决心”算数。8天以后，密特朗赞赏了科尔对此事的敏感嗅觉，最后他强调了自己对总理的友情并提醒说，他们计划于1990年年初会面。

　　联邦内阁特别会议安排在9：30进行。在这次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开始之前，科尔通过电话会谈：

　　• 对最重要外交伙伴的反应获得了个人印象。科尔确信，这些伙伴与他本人和联邦政府一样，对民主德国的发展感到意外，而且对下一个步骤同样缺乏具体想法;

　　 • 向谈话伙伴传递了他自己对事件的描述和阐释，他明确地强调所有变化的和平性质;

　　 • 向三个西方大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表明了他们基于德国的国际法地位而期待德国作出的反应，即有关德国政策框架条件根本变化的信息，但没有正式与盟国磋商。

　　在所有上述三个通话中，除了在模糊的框架条件内作出了成功的即兴反应以外，科尔的努力很清楚，就是要淡化局势的戏剧性。很显然，他要明确地告诉对方，它们作为原战胜国在德国政策方面没有采取行动的需要。比如，在所有三次通话中，他都尽可能相同地以请求为波兰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而开始谈话。这样，不仅淡化了民主德国的事件，而且向对方表明，即使面对新的框架条件，联邦德国仍然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和条约义务。

　　莫斯科的警告

　　与和西方盟国代表的谈话不同，科尔接下来同戈尔巴乔夫通话时直接进入主题：他在柏林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对此表示感谢，很愿意对此作个简短回答和表态。总理详细描述了与克伦茨的通话，并再次保证他反对民主德国局势任何形式的极端化和动荡。从民主德国大量移民将是荒唐的，简直就像古代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寻求救赎，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问题。他本人相信，边界开放后来西部访问的成千上万的人中，大部分会返回。科尔强调他只是中断了华沙的访问，并声明联邦政府准备支持波兰的经济改革。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愿意与戈尔巴乔夫保持沟通，他从华沙回来后将再次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科尔简短提到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过电话，他非常欢迎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即将举行的会晤。此外，科尔还指出，如果他在消除苏联经济困难方面能够提供帮助，总书记应对他直言相告。

　　戈尔巴乔夫感谢总理的电话。这是几小时前特尔切克通过苏联驻波恩大使克维钦斯基预告戈尔巴乔夫的。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说，这次通话体现了德苏关系和他们两人个人关系的水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民主德国危机发展期间，他就曾多次寻求与总理直接沟通。现在，他首先感谢科尔在公开言论中的克制态度，并强调统一社会党新领导层有改革意愿。

　　与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相似，戈尔巴乔夫也警告说，所有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必须预作准备，不要产生混乱，也不要让不明智的行动阻碍发展。科尔对此表示同意，并解释说他在联邦内阁特别会议上也刚讲过类似的意见。在德国有一个概念叫“分寸”，意思是说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必须考虑其后果。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这项责任，包括他的个人责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联邦总理曾经处于类似的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细致感觉的境地。因此，他对德苏关系以及他与总书记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此良好感激不尽。关于民主德国，科尔认为问题主要在心理方面。他说，昂纳克直至最后拒绝一切改革，所以他的继任者处于巨大的时间压力之下。如果戈尔巴乔夫说改革需要时间，那么他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要让民主德国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总书记表示乐观，他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德国人的彻底精神将会帮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祝愿总理在继续访问华沙时取得成功，并希望需要时能够再次快速建立联系。科尔对此表示同意并在结束时把这次半小时的通话引向一个私人层面。科尔说，他更喜欢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没有戏剧性音调的谈话。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但不放弃立即再次呼吁要慎重行事。

　　在与四大国国家和政府首脑的通话中、在联邦内阁的讲话中以及在与统一社会党首脑克伦茨的谈话中，联邦总理提到了下述要素：行动要慎重，公开言论要克制，确保欧洲稳定，民主德国改革的必要性。这些情况首先表明，无论是联邦总理还是他的谈话伙伴，直到那时都没有完全掌握变化的全面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即兴反应是最需要的品德。(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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