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接替乾隆帝的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嘉庆五年（1800 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如果要追寻 1912 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图）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号定庵（ān）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秋天突然辞世。

错过了自我革新，错过了与时俱进，也错过了与世界同步的机会。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中国与英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中国因其内涵被命名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因其诉求被命名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英国则在强调自己的目的。

（图）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紧闭着的大门被迫打开，五口通商让外国物品比较顺畅地进入中国。这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但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提供了极为恰当的机会。先前肆虐中国的“倭寇”随着五口通商不剿而灭，合法贸易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导，海关收入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渐趋增加。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呼之欲出，中国缓慢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

大门虽然是被迫打开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抓住这个历史赋予的被动机遇，迎难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励精图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也还有希望避免日后更为悲惨的命运。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清政府视为“肇事者”发配伊犁。途经镇江时，他与老友魏源一聚。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感慨万千；遥望漫漫前途，林则徐大约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返中原。临别时，林则徐将尚未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给魏源，希望魏源修订、充实，并尽快出版，以开拓国人的世界视野。

遵照老友的嘱托，魏源将《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并于两年后在扬州初刻五十卷本。《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用主权、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经验教训。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辑主旨就是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能“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图）《海国图志》

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不是在学习中成长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造就了一代枭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思想，是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后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可以，但是首先要放下身段，俯首来了解那些曾经被藐视为“夷”人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按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清王朝按照这个方向往下走，路虽艰难，但仍可见一线光明。

然而，“天朝大国”的惰性实在太强大了，失败很快就成为被忘却的过去，醒来的雄狮似乎打了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历史再次停滞了。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作序时愤然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说这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根本无人理会。令人感叹的是，《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日本知识界的人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启发了他们以近代的眼光来审视西方，规划日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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