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问鼎中国。雍正王朝开始了。
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国。表面上，帝国依旧强悍无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国的危机已是如影随形。那么，这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填补？依然没有人知道。雍正朝开局，繁华之下陷阱处处，帝国名声最响的那个男人面临空前挑战。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好与坏各为里表，在这个王朝的肌腠间隐现浮沉，直将雍正缠绕窒息。雍正历史性地走到了大清朝的瓶颈部位，必须求得破解之道。
不仅如此，还应该追本溯源，厘清瓶颈的形成。这一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雍正困局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恶绽放。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时刻，人人都是欲望表达者，也都是牺牲品。包括雍正。
兄弟
雍正的兄弟们很多。但是，对雍正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这一回就发现，自己虽然成了皇帝，却也同时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允禩、允禟、允祉、允这些人，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所以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在他身上，术道并举，阳光与阴影共存。光荣只属于他的父亲—康熙。虽然康熙也有惆怅，但那是阳光下面的惆怅，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历史境况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他的黑夜比白天多。只能以“术”取胜而不能以“道”取胜。他必须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颈，走出历史的夹缝，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地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毕竟他们是兄弟。
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八一七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八一七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顿觉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允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对雍正来说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允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一些政事让他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他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作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诛心之治
要说雍正朝，年羹尧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希望建功立业的人被升为川陕总督。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因为起码在此时，他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他随后被晋爵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恩宠一时无二。这是年羹尧的花好月圆，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在这个世界上，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事实上已经有心机敏锐的官员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银票，增银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不动声色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年羹尧至此终于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
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万劫不复，不再有新的轮回。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经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而当年羹尧胜利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至极。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其实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
今天看来，雍正诛心之治的重要意义不在收拾了两个人，而在于让世人对其产生敬畏感。皇恩浩荡，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皇恩威严，唯雍正马首是瞻。任何人功劳再大，职位再高，一旦不入圣眼，那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诛心之治的机锋所在，而年、隆二人的遭遇，只是提供了雍正治术的个案罢了。案中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
心灵脆弱
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北京西郊发生6.5级地震，震中就在雍正常住的离宫圆明园附近。地震发生时，雍正慌慌张张地逃到圆明园内湖的一条船上聊以避震。也许是逃的速度快了一点，也许是逃的姿势不那么雅观，总之，地震过后，民间议论纷起，说雍正作为堂堂的大国天子，对待兄弟臣子没有仁爱之心，刻薄寡恩，所以才招致天谴。天谴来时，又不安心接受上天的惩罚，只顾自己狼狈逃窜，这样的天子，怕是做不了多久了。
单是国内议论倒也罢了，问题是朝鲜国王英宗也对雍正冷嘲热讽：“以万乘之主，避地震设幕泛舟而居，举措可为骇异矣！”与此同时，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紫禁城皇极殿的一角在地震中被损毁，塌陷了下来。这似乎成了雍正朝国运衰微的实证—皇极殿都残缺不全了，这个王朝还能存在多久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危机，雍正的心灵遭受沉重打击。没有人知道，雍正其实是一个极其爱惜自己羽毛的人。虽然他的政治手段比较狠辣，很给人刻薄寡恩的感觉，但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过后，雍正总要煞费苦心地找出理由为自己解释或开脱。
这一回地震引发的政治危机，雍正便也想有上佳表现。他开始了危机公关，震后第二天，雍正就发布“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是不像过去那么勤政了，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有理，从今以后他要“知惧修省”。紧接着雍正带领官员们访贫问苦，天天出现在地震现场，表情悲痛，悲天悯人。这时的他，很有大国天子的形象。等形势慢慢缓和下来之后，雍正开始为自己作最后的辩解。雍正写下千字文说，上天降下灾祸，有他做天子的责任，也有全体官民的责任。这个国家是他一个人的吗？不，国家荣誉属于全体官民，国家耻辱也属于全体官民，希望大家今后都要自省过失，不要置之度外。同时，雍正还对地震时自己的狼狈五分钟作出最新解释。他说，在地震发生时，自己就坐在船上，不存在慌慌张张地逃到船上避震的说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上天对他还是很眷顾的，并且地震发生时，跟随他的几百人全都安然无恙，这充分说明上天没有抛弃大清朝，也没有谴责他雍正的意思。大家不要怕，也不要悔，只管跟着他往前走，因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天子。
一场地震引发的危机公关至此圆满结束，雍正胜出。当然这样的胜出很大程度上只是雍正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辩解是一回事，民众接受不接受则是另一回事。好在雍正要得不多，事实上他也无法要得太多，如果这个国家不再有对他不利的流言，他就谢天谢地了。
但是，人世间从来少不了流言蜚语。雍正在处理了允禩、允禟、允祉、允这些人之后，帝国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开始满天飞。篡位说、投毒说等政治流言到处流传。这些流言流传的一个结果在雍正五年以触目惊心的形式显现了出来。这一年，一个叫曾静的湖南愤青秀才在获悉这些宫廷秘闻后，觉得雍正这个人真是黑暗无比，于是他派了学生张熙去陕西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但是岳总督政治立场坚定，向雍正告发了此事，愤青秀才曾静及他的学生张熙由是被捕。
对雍正来说，这又是一个巨大打击。人是可以抓起来的，流言蜚语能抓起来吗？天下舆论背后呈现的是天下人心。为此，雍正下令编撰《大义觉迷录》，对曾静所列举的其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等“十大罪状”，一一进行反驳。《大义觉迷录》的出笼事实上是雍正心灵脆弱的曲折表现。当一个人压力过大时，反弹也会随之增大。可大到全国一本书的地步，如此在意天下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雍正的不自信。
若干年后，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查禁了这本书。乾隆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是父亲不够自信的表现。所谓对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苍白而无力，真令后人看出其中的破绽和雍正皇帝的“小”来，不如不说—毫无疑问，在今天看来，乾隆的做法是正确的。自信的帝王只做不说。对于天下人心，任何的解释和辩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越描越黑。
雍正发展到最后，其心灵的脆弱竟然需要一种特殊的东西来慰藉—祥瑞。雍正元年八月，有地方官员报告发现“瑞麦”和“瑞稻”。所谓的“瑞麦”和“瑞稻”事实上是植物的一茎多穗现象。帝国地大物博，植物众多，出现一茎数穗甚至数十穗现象本不足为奇，但在雍正看来，却是他政绩卓著的一个象征，也是他无愧于天、无愧为一代君主的重要指征。于是他下令将这些祥瑞公布于众，并制成《嘉禾图》、《瑞谷图》以志纪念。
这以后，各种各样的祥瑞便层出不穷了。上有所好，下必献之。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就这样在各种祥瑞的包围中抵达了他的精神高潮。这是一个帝王的恋物癖，他用祥瑞抵挡天下流言，用祥瑞构筑盛世政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雍正朝的政治就是祥瑞政治，雍正拥有了祥瑞人格，他的官场也成了祥瑞官场。因为雍正对祥瑞的迷信和自我判断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雍正七年，顺天府的行政长官向他报告发现祥瑞。这是一茎24穗的嘉禾，长相奇特，品位上佳，但是雍正在鉴赏之后很遗憾地告诉他，这不是什么祥瑞，而是多穗的“龙爪谷”—雍正对于祥瑞的判断标准是秘而不宣的。在官场政治上，这样的判断标准一旦公布，雍正担心会有跑官要官者有所作为。所以祥瑞学说到底是帝王学、政治学，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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