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文人颇为自由快乐的时代，李白可以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慢，而无须忧虑获得大不敬的罪名;杜甫可以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嘲笑，而不用担心牢狱之灾;白居易可以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讥讽，而不必害怕脑袋搬家，正是因为大唐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天下的知识精英，因此，大唐的历史天空才出现了群星灿烂的辉煌景象。
唐朝中后期，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所收窄，但是，只要文人智慧的脑袋还扛在肩上，有人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权力棍棒的不时敲打下，除了打趴下的之外，那些骨头硬的，反而越打越精神，少数几个人竟被敲成了光照历史的文坛巨匠，仰望历史天空中这几个文人范儿，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知识精英，什么是文人的气质和风范!
刘禹锡是中晚唐时的著名诗人，字梦得，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青年时代就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震动朝野，二十一岁就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二人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一时传为佳话。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二十刚出头就当上了部级高官，可谓是官运亨通，少年得志。
如果刘柳二人从此做个看风使船的大官僚，自然少不了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失落的却是千秋万代的荣耀和声誉。
经过安史之乱这场大浩劫，大唐盛世的光芒急遽的黯淡下来，唐顺宗面对内有宦官专政，外有藩镇割据的危局，果断起用王叔文进行革新，刘禹锡和柳宗元等政治明星立刻成了革新的中坚力量，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永贞革新只进行100多天就失败了，皇帝被囚禁，王叔文被赐死，刘柳等八位革新的骨干成员被贬为边远地方的司马，这几乎等同流放。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从朝中大员跌落为乡镇小吏，刘禹锡面对这天地悬隔般的地位落差，既没抹眼泪，也没发牢骚，而是乐哈哈地做他的芝麻官去了，大有“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哪安家”的当代革命战士的风范，视官帽如草帽，这就是文人范儿与众不同的最奇特之处。
我们如何知道文人范儿刘禹锡心中没有那种名利冲动呢?看一看刘司马所作所为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司马的官儿太小，史书上没有他任何政绩的记载，但是，他在此期间却诗兴大发，文如泉涌，刘禹锡放下清高孤傲的文人架势，虚心学习吸收地方民歌的艺术精华，创作出了十几篇民歌体的《竹枝词》，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不朽名篇。
譬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一个晴情的双关修辞格，就让少男少女之间飘渺朦胧的爱情，永远定格在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史册上。面对权贵的打压，身陷落魄的逆境，我们在词义玄妙，风韵天成的《竹枝词》里，读到的只是诗人对青春爱情的深情赞颂，感受到的只有暖暖的温情，哪里找得到半点失意文人常见的那种颓废忧怨的愁绪!
最能反映刘禹锡文人范儿情怀的是他的名作《陋室铭》，刘禹锡后来被贬为安徽和州通判，这里的和州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他贬官而来，便多方刁难他，按朝廷规定，刘禹锡应住在衙门里三间大屋，但策知县却故意让他住在城南江边的二间小屋，后来又让他住在城北湖边的一间半的小屋，策知县的一番折腾，并没有让刘禹锡低头服软，最后干脆只让他住一间低矮的小茅屋。
刘禹锡却毫不在意，挥笔写下了千古雄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磬……世道沧桑，岁月如流，策知县之流的权贵小人，早已灰飞烟灭，而刘禹锡和他的诗文却光照千秋!地位越低贱，精神越高贵;压力越大，信心越强，德馨和才情就是唐朝文人范儿自信和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文人们，读到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时，实在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我还有多少唐朝文人范儿的那股自信的豪情?
刘禹锡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年，经朝中大臣裴度的周旋，终于被征召回京，刘禹锡回到朝廷后，看到朝中提拔的新贵们，净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马屁精，他于是借游玄都观看桃花之际，对朝中这些新贵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本来只需弯一下腰，赔一个笑脸，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即使不言不语也可保有荣华富贵，但是，刘禹锡偏要去捅马蜂窝，结果可想而知，他立马再次被赶出了朝廷，被派往边远的连州做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后来在做苏州刺史时，当地发生水灾，饥民遍野，他刚上任就开仓赈灾，免赋减税，百姓很快就从灾荒中走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苏州人民感谢他的恩德，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白居易，韦应物和刘禹锡并称三杰，修建了“三贤堂”，用来世代留念祭祀，手中一旦有了一点权力，立刻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这就是唐朝文人范儿的另一鲜明的特点。
刘禹锡又做了十四年地方官后，裴度当了宰相，立刻把刘禹锡调回京城，准备委以重用，按照常人的思路，受到了二十多年的打压和磨难，该接受教训，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了吧，可他偏不，他高傲的头颅反而昂得更高，十年前的权贵虽已纷纷落败，但更加无耻的新宠又挤满了朝堂。
刘禹锡借再游玄都观之机，把笔锋又一次对准了权贵们：“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从桃花到菜花，朝中新贵一代不如一代的荒谬现实，在刘禹锡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刘禹锡的真话再次断送了自己的高官前程，又一次被逐出了京城，但是，他却收获了一块屹立不倒的历史纪念碑!无视名利的诱惑，不怕权力的打压，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要写的诗文，我就是我!这就是一个傲骨铮铮的唐朝文人范儿!
唐朝之所以能涌现出不少刘禹锡，柳宗元之类的文人范儿，是因为唐朝给了文人较大的自由空间，打开唐诗宋词，我们就可惊奇地发现，那些在仕途上失意，生活上落魄的文人们，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升华成了精神贵族，文化精英，杜甫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禁言封口的时代不在此列，在那样的时代，文章只有胎死腹中的下场。
唐宋之后，文人的好日子，算是基本过完了，元明清三朝，文人的脑袋要么搬家了，脊梁要么打断了，剩下的只能做个犬儒苟活着，依靠写点皇恩浩荡的颂圣诗文来讨赏过日子。
刘禹锡之类的文人范儿再难觅踪迹，刘禹锡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他似乎预料到后世的文人会比他过得更难更惨，但是，他依然满怀信心的向天下人宣告了一条真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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