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

　　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东都洛阳。

　　巍峨的宫廷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刚刚过去的新年所带来的喜气已经烟消云散，每一块莲花砖、每一片琉璃瓦似乎都在战栗着。长生殿外，一场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全副武装的军人们包围了这里。当久病的武则天缓步走出来的时候，原本喧嚣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原本面带杀气的人们，竟没有一个敢冲过去。相反，多数人都保持沉默，空气似乎要凝固了，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女皇的气场似乎仍足以控制帝国的一切。被军人们簇拥着的名义上的政变领导——太子李显更是战战兢兢缩在后面。

　　武则天简单地环顾了四周，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女政治家在她政治生活的最后一幕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与愤怒。她知道——一切已成定局。几句简单的对话以后，女皇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她转身走入寝殿，将政变者和一切往事都关在了门外。

　　10个月以后，武则天去世，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一幕就此闭幕。我们从史籍中无法得知临终的武则天在想些什么，但是有一个人一定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这个人从她的丈夫唐高宗时期开始就成为国之重臣，他的干练与耿直令她无比信任;这个人帮助她驾驶帝国的航船，多次驶过了激流和险滩;他两度担任宰相，前后加起来不过数年，但是却对朝廷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人已经逝去数年，但也正是他决定了政变的那一幕。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的名字大家很熟悉，电影、电视剧里也常有他的身影。但那是艺术创作，不是真正的历史。唐代很多传奇文学拿狄仁杰当主角，编了很多故事，后来清朝人写过《狄公案》，荷兰有个汉学家高罗佩写过《大唐狄公案》，把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神探。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可不是一个刑事侦探那么简单。他断过案没有?断过，不过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唐代留给今天的史料是比较少的，远没有宋代以后那么详尽。唐代虽然有了印刷术，但是早期的印刷术主要用来印刷佛经、历书之类，技术也不够成熟，对于普通书籍传播的贡献还不显著，所以唐代的史料往往给人“不解渴”的感觉，很多名人的故事语焉不详。本书也很想描述一下狄仁杰断案的细节以飨读者，但是很遗憾，史籍中只有他一年断案17000余起的记载，但是却没有细节留下来。

　　我们重视狄仁杰，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生贯穿了唐朝前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唐成为大周，再由大周变成大唐，这段历史缺了狄仁杰将是不完整的历史。他生前能对武则天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他死后，甚至还能决定武则天和她的大周朝的历史命运。要让我说的话，我认为狄仁杰是武则天时期的“天下第一名臣”。

　　如今有些精英碰到文史研究者称赞古代某君某臣就会大加斥责，意思是为“封建独裁”唱赞歌。您放心，对封建独裁我比您还痛恨，只是有一条您别忘记了——古人是没法按照今天的世界观生活的，狄仁杰这样的人以他的那个时代标准来衡量就是一个能臣、清官，尤其在武则天时期官场日渐复杂、人员良莠不齐的背景下，更是显得鹤立鸡群。

　　狄仁杰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这一年，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两岁，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他的皇后就是鼎鼎大名的武则天。狄仁杰出生的这一年，武则天已经5岁了。5岁的武则天和狄仁杰当然没有什么关系，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山西人。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狄仁杰是并州人，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人。

　　狄仁杰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赶考，那么狄仁杰中举应该是在26—31岁之间。他考上的是明经科。唐代科举，最主要的两个科目就是进士科和明经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狄仁杰能高中，说明他经学功底相当不错。不过坦白地说，明经科不是唐朝科举中最厉害的科目，最厉害的是进士科，唐人有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①意思就是说进士科难考，50岁考上了算是年轻的;相比而言，明经科由于只考经学，有个好脑子善背诵就能考上，因此30岁考上算是老的。②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干不能干不是看书读得多少，对于狄仁杰这样的技术性官吏而言，书生气反倒会束缚其手脚，狄仁杰一生做事手段多样，有时甚至不惜虚与委蛇。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唐高宗的皇后了，而这个时候的唐高宗身体不好，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发作起来头晕目眩，所以武则天开始帮助他处理国务，逐步掌握了核心权力。狄仁杰这时候出来当官，他的命运自然也就与武则天分不开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一生，是武则天最好的助手，又是她唯一的对手，正是狄仁杰，最终把武则天的大周又带回了大唐。这种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有趣的是，武则天晚年，谋划李唐复国的人不止狄仁杰一个，但是后代人评价这段历史，都将首功归于他。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发动政变的人多数是他推荐当大官的，其次就是因为他光明磊落，甚至包括李唐复国这件事，他在武则天面前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他不谋求个人利益，是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政治家什么样?政治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政客什么样?政客没原则性，墙头草随风倒，唯一的原则就是谋求私人利益。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一下，狄仁杰一生有四个闪光点，一个基本理念。

　　哪四个闪光点呢?

　　##第一个闪光点：品德高尚

　　狄仁杰一生一身正气，为官清廉且勇气十足，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顾全集体或者国家利益。

　　年轻时狄仁杰就显示出了很高的情商。他很孝顺，有一次去并州当官，登上太行山，看到南边有一朵白云，于是潸然泪下：“吾亲所居，在此云下。”③我的尊亲就住在这朵白云下面啊!于是悲泣，站了许久，一直等云朵远去才重新上路。这种大孝子在唐代很受人器重的。古人认为人生舞台无非是家庭、朝廷，对家庭要讲究孝，对朝廷要讲究忠，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浮云。以后人们教育孩子，就经常讲狄仁杰这个故事，叫做“白云望亲”。

　　不仅对自己的长辈孝顺，对别的老人他也孝顺，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待别的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那时候也没“碰瓷”这一说，所以看到别人家的老人倒地还是有人敢扶的。在并州，狄仁杰有个同事叫郑崇质，家里老母多病，郑崇质又接到命令，要求他出使国外，那时出使国外可不是美差，走一趟短的要数月，长则好几年，而且路途充满艰险，什么事都有，死人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时唐朝政府专门有规定，什么级别的使臣出使国外死了享受什么级别的抚恤，可见这差事实在不好干。所以碰到出国这种事，常有人推诿，但是狄仁杰仗义，他对同事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④你家老母有病，怎么能让她对万里之外的儿子怀有忧愁!因此狄仁杰提出代替郑崇质出使，郑崇质的感动可想而知。而且受到感动的还不止他一个，当时狄仁杰的上司蔺仁基正与司马李孝廉闹矛盾，听说此事后主动对李孝廉说：“吾等岂独无愧耶?”⑤我们两个听说这事难道不羞愧吗?于是两人竟然由此和好了。这就叫榜样的力量。一个单位团结一致很困难，因此要立榜样树典型。

　　狄仁杰到哪里任职，都能为民做主，走的时候老百姓都感恩戴德，给他建立德政碑甚至生祠。

　　狄仁杰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行为都以大局为重。有一次武则天曾经在他面前回忆往事，说：“以前曾有人诬告过你，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的回答是：“他告我，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碍大局。您告诉我他的姓名，则不利于同僚的友爱团结。请求您还是别说了。”武则天听了后大为感叹。

　　正因为一身正气，所以历代对狄仁杰评价极高。刚才说了，同样一件事——比如奉劝武则天立李家人为太子，不立武家人为太子——有的人被历代历史学家们批评是借机给自己谋求长远利益，而狄仁杰，则被认为是为苍生社稷谋福利。这就是行为端正带来的善果。

　　##第二个闪光点：才能非凡

　　狄仁杰有优良的气质和才干。史书上说狄仁杰“倜傥不羁”，也就是说他是个气质洒脱的人，从以后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狄仁杰的确是个不墨守成规，很有性格的人。另外，狄仁杰可能长得不咋样，要不史书怎么只夸他气质不夸长相呢?一般人长得不行，别人就只好夸你气质好，介绍对象就那样。

　　潇洒之余，狄仁杰的性格也很沉稳，从小就这样。小时候有一天，狄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门人被杀了，县吏跑来破案，全家人都接受询问去了，唯独小小的狄仁杰坐在书房读书。县吏见状很生气：“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动弹?”狄仁杰回答：“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⑥书本之中，我正想和圣贤对话，这还忙不完呢，我哪里有空跟你们这些俗人说话!搁着一般的小孩子，看热闹还来不及呢，哪能坐得住。县吏相当于警察，警察来质问，他还如此对答如流，一点也不怵，很酷。这就是狄仁杰的性格——有主见，沉稳，同时又执拗。

　　狄仁杰有很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写得一笔好字。《法书要录》记载说武则天曾当众夸奖狄仁杰“能书”，字写得好，要知道武则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她可不会随便夸赞谁。

　　还有史料说狄仁杰很善于医道，会针灸，而且水平很高。《集异记》记载说，唐高宗显庆年间狄仁杰去赶考，在华山脚下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处，个个伸长脖子观望，人群中间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鼻子上长了一个大瘤子，瘤子很大，坠在脸上，把眼睛扯得都翻白了。孩子的家人坐在旁边，万分焦急，背后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能疗此儿，酬绢千匹”。看得出来这家没少求医问药，但是都没奏效，所以到官道上来悬赏求治。狄仁杰上前自告奋勇：“我能治疗!”孩子父母赶紧请他施术，史籍上说他在孩子脑后扎针，然后一拔，瘤子应手而落，孩子得救了。这有点神，肯定是传说者的夸张，这哪里是针灸啊，明明是激光刀嘛。不过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轻易否认故事本身，因为古人的传说里，神医的医术总是被夸大，说得神乎其神。他们认为神医肯定有天赋异禀，跟凡人不一样，所以你去看扁鹊、华佗的正传，里面有不少夸张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就此说扁鹊、华佗完全是假的。估计这个书生治病还是靠手术加药物的方式。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后面，狄仁杰治好了孩子的病，孩子父母赶紧把一车的绢拉过来要送给他。一千匹绢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折合人民币计算怎么都在200万以上，这个巨型红包被狄大夫毅然拒绝了。他说：“我给你家孩子治病是看他可怜，你的钱我不能要，我非‘鬻技者’也。”然后上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刚出道的时候，狄仁杰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从基层任职开始的，但是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干和品质，经常创造些政坛纪录出来。他还是个低级官员的时候同事就称赞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⑦意思是狄仁杰这样的贤能之士，北斗星以南，就此一人而已。为什么强调“北斗以南”呢?因为古人认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征，而北斗七星是诸侯大臣的象征。《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也就是说，狄仁杰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天下臣子中最贤能的，要知道此时狄仁杰只是个七品官，他的同事们已经把他推举到这样一个高度了，不得不说他的同事们眼光独到。

　　狄仁杰非常善于断案。上元二年(675)，他被召入长安，当了大理寺丞，不久就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断案17800起。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那是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多数读者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一年下来，上级来考核政绩，宰相看狄仁杰是个新来的，随便给了个低等级。狄仁杰的上级大理寺卿张文瓘赶紧找宰相说：“这不行啊，你给狄仁杰这个成绩不公平。”宰相问：“他很能干吗?一年审了多少案子?”张文瓘说：“一万七千八百。”宰相大惊失色，可见这个数字多惊人。结果他把狄仁杰的成绩改为上下等。一个新手能达到上下等，可谓出类拔萃。

　　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没有留下细节。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唐代的司法程序和今天的有类似的地方，一般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部分民事案件，我国古代历来“刑民不分”)都是先交由事发地方政府审理(古代政府就是司法机关)，然后上报中央各个司法机关，其中狄仁杰所在的大理寺一般负责审理京师判处“徒”(唐代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个等级)以上案件，以及金吾卫查办的案件，还有就是地方移送的死刑案件。唐代官场有个好传统，就是并不讳言政府办案会有冤假错案，官员如果能纠正冤假错案，往往会被当做政绩加以宣传，而不是出于官官相护的目的而加以掩饰。所以您要是翻开《旧唐书》、《新唐书》中很多官员的传记，都会看到他们“为民申冤”的事迹，其中就包括狄仁杰。唐代司法机关也有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据说很多案犯因为案件迟迟得不到审理，在环境恶劣的监狱里辗转哀号，度日如年，天长日久案件越积越多，被称为“滞狱”。

　　所以说，狄仁杰以极快的速度审案，本身就是一种德政，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大理寺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滞狱”现象，他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就大理寺丞的职责而言，大部分案件应该不是狄仁杰亲手侦破，虽然唐代大理寺官员也时不时直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但多数案件是在基层官吏审理完毕后交由大理寺复审。所以我估计狄仁杰的主要功劳在于审阅卷宗，从中发现疑点或者真凶，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审判效率。

　　第三个闪光点：胆量过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前面说过，狄仁杰从小性格执拗，一生坚持原则不动摇。这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

　　他引起皇帝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和他的性格有关。有两位将军，一个叫权善才，一个叫范怀义，误砍了昭陵的柏树，高宗知道后勃然大怒。你到人家老爸坟头上砍树，人家能不愤怒吗?何况还是皇上的老爸。高宗下令，一定要严办这两个人。

　　案件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按照律法条文一审，认为应该免官。高宗一听就炸了：“权善才砍昭陵的树，是使我陷于不孝的境地，必须杀头。”狄仁杰据理力争，保住了他们，那话说得有艺术，他先给皇上戴高帽：“人都说劝谏皇帝难，我看要是碰到桀纣那样的昏君就难，碰到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不难，我今儿觉得跟您说这事应该不难。”

　　好，给皇帝把套设下了——您不想当昏君，所以您肯定听我的，对吧?然后继续给领导树典型找差距：“您看人家汉文帝，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一定要把这人满门抄斩，执法大臣坚持按律法只能处死盗贼本人，最后文帝不也答应了?”

　　“您再看人家曹丕当年，一个大臣劝谏他不要向河南移民，曹丕不听，这个大臣上去一把抓住曹丕的衣襟，曹丕最后还是答应了。今儿这事我要是劝不动您，我都羞见前人了。”

　　然后再晓以利害：“您今天为了一棵树杀两位将军，千年以后人们怎么评价您?我今天坚持原则，是为了不让您以后被人戳脊梁骨啊!”我全是为您好啊。高宗让他又是戴高帽又是给台阶的搞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干脆耍个赖：“我就是想杀这俩人，你今天给我来个法外施刑如何?”

　　狄仁杰一听，冷笑一声说：“律法是您制定出来的，就要遵守，哪能随便改变，朝令夕改，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您非要法外施刑，行!那干脆就从今天开始好了。”气氛越来越紧张，皇帝气得不得了，大臣们吓得不敢说话，皇上有高血压，把皇上气出个好歹你狄仁杰负得起责吗?

　　狄仁杰上司张文瓘手里拿着笏板，使劲朝着狄仁杰挥动，那意思是：行了，别说了，下去吧，皇上都急眼了。狄仁杰还是不管，硬顶。最后还是唐高宗让步了，他说：“卿能守法，朕有法官。”⑧你能如此坚持原则，我有好法官了，于是命令史官把这事编入史书。然后授予狄仁杰侍御史的官衔。唐高宗这人真是不错，性格是软了点，但是气度还是比一般皇帝强。

　　这件事使得狄仁杰第一次走进了武则天的视野。当时唐高宗高血压日趋严重，病重时连眼睛都暂时失明了。唐朝皇室的高血压是个家族病，很多皇帝都有这个病，除了高宗外还有高祖、太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等，其他皇帝有没有不清楚，没有的都应该拉去做个亲子鉴定，血统可疑啊!高宗病了，武则天开始帮助处理一些政务，这人绝顶聪明能干，处理得很得当，高宗对她很放心，由此开始将一些决策交给她去做。《资治通鉴》说武则天这时候“权与人主侔矣”，意思是权力和皇帝一样大。那么狄仁杰的举动，武则天自然是看在眼里。若干年后在任命狄仁杰为宰相的诏书里，武则天是这么说的：“雅达政方，早膺朝寄”⑨，意思是狄仁杰很能干，早就担当朝廷重任了，可见她很早就开始注意狄仁杰了。

　　权善才事件后，狄仁杰再去奏事，唐高宗一见他就赶紧答应，还跟他说：“卿得权善才便也。”意思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的奏请吗?因为权善才那件事我服了你了。换句话说，狄仁杰在皇帝那里都有气场了，一过去皇帝就被他的气场拿住了。

　　狄仁杰在倔犟之余，也是很懂得灵活变通的，并不教条。比如说，当时有个现象——“儒门不愿持宪”，就是有一些儒生不愿意当执法官，有杀气嘛。但是狄仁杰做过大理寺丞、御史等法官，不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很善于断案。他就不受那个教条的束缚，假如你怀有仁爱之心，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怎么能救民于水火?狄仁杰一生什么事没遇到过啊，但是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使得自己的政治理想能最终实现。狄仁杰的一生，以匡复李唐社稷为己任，当时有这种念头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最成功?那就是他这种性格和行事方式决定的，狄仁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把握得恰到好处，很平衡。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么评价狄仁杰：“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裘，当朝纵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⑩李贽的意思是狄仁杰的最高理想是恢复大唐，所以他就必须有点手段，不能事事刚硬，因此狄仁杰最后做到了既恢复大唐，又保全了自己，很伟大。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总结狄仁杰的一生——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柔弱胜刚强啊。水表面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很有原则性，流向很坚定，遇到艰难险阻，水可以推倒它，也可以绕过它，也可以持之以恒水滴石穿，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水。狄仁杰就是这样战胜了许多敌人。具体的事例后面会讲到。

　　狄仁杰一生遇事除了会拿捏事情的“度”以外，更明白做人应该坚持底线不放松。武则天时期大行酷吏政治，狄仁杰也没能幸免，被投入监牢，酷吏威逼他，让他承认谋反，说这样可以免死。狄仁杰被迫违心承认了，只有保住命才能有机会翻盘。可是酷吏们见他服软了，又让他当“污点证人”，诬告另一个大臣，这下子触动了狄仁杰的为人底线：自污可以，你让我诬告他人，办不到!于是狄仁杰选择了自杀，以头撞柱，血流满面。人倒没死，但酷吏们都吓住了，再也不敢难为他。

　　##第四个闪光点：出身恰逢其时

　　狄仁杰什么出身?科举上来的非贵族家庭子弟。时代需要这种人。说到这一项，就不能不说说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了。

　　狄仁杰所处的唐前期，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前面的魏晋南北朝，贵族势力很强大，在这些贵族的眼睛里，家族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当官靠的是家族的势力，只要家族势力在，即便改朝换代也不耽误他们的荣华富贵。忠意味着国家利益，孝意味着家族利益，孰轻孰重，那可不一定。而且那时的皇帝建国往往依赖这些大贵族，延续统治也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在忠君这方面不敢提出太严格的要求。三国时有这么个故事，曹丕有一次宴请群臣，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你的君主和父亲都得病快死了，这时有一颗药，谁吃了谁能活，该给君主吃啊还是该给父亲吃?大家议论纷纷，有说给君主的，有说给父亲的，有个叫邴原的重臣一直不吭声，结果曹丕特地问他的意见，邴原当时声色俱厉，大声回答：“给父亲!”曹丕也不敢难为他。邴原出身不是贵族，但是他为当时贵族所推崇，代表着他们的思想。由此可见，贵族对于忠，起码可以说不是放在绝对第一位的。

　　隋唐时代，情况有变化了，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变化更大，武则天是在普通地主官僚支持下，打倒贵族集团登上皇后位的。当时反对她当皇后的主要是关陇贵族集团，支持武则天的多半是一些出身非贵族或者没落贵族家庭的普通中低级官员，结果这些人胜利了。自此以后，东汉后期以来持续数百年的中国贵族政治宣告瓦解，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占据了主流。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大家族可以依靠，君主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当官是靠着皇帝的所谓恩泽，他们升迁要靠皇帝提拔，所以对皇帝就要忠诚。您要是皇帝，您喜欢贵族还是喜欢这种普通官僚?肯定是后者，他们好控制，听话啊。

　　狄仁杰此时当官，可谓恰逢其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狄家属于普通地主，非贵族，狄仁杰先祖据说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的狄黑，是否可信尚不清楚。狄家世代居于甘肃，在地方上还算有影响力，但是到了十六国时期，家族衰落了，狄仁杰先祖把家族迁到了太原，所以狄家说自己是太原人。这是唐代官方说法。

　　但是考古新发现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即狄仁杰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羌人后代。2000年7月初，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某砖厂生产时挖毁一座古墓，出土地点距传说中狄仁杰的老家狄村仅3公里，且墓主正是狄姓，名叫狄湛。此人生活在北朝时期，比狄仁杰早100多年，东魏时期曾官拜将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有他的名字，明确记载为狄仁杰的祖先。联系墓志中此人生平，再综合其他文献考证，有学者认为狄湛是羌族首领，这就意味着狄家是羌人豪强后裔，辗转迁徙至太原，并且逐步汉化。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华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定居并汉化，狄家有可能也是如此。那么狄家为何说自己是孔子弟子后代?这个在古代一点也不稀奇。古人追述自己的先祖，总是习惯贴金，姓张的多半是汉留侯张良后代，姓孙的多半是孙武后代，姓姜的自然是姜子牙后代，就连有着胡族血统的唐朝皇室也给自己拉了个老子李耳做先祖，狄家大约也未能免俗。所以您看到古人墓志追溯远祖的那些话，假如没有其他证据辅证，大可置之一笑，从五世祖、四世祖那里才基本可信。说到这里我想起时常能看到的一些新闻，某地挖出古墓，记者看了墓志就急忙发消息：“××地惊现张良后人墓穴”、“××地惊现姜子牙后裔墓穴”。证明我国国民文史知识素养还有待加强。

　　说来有趣，几百年后，狄仁杰也差点被他人冒认作祖先。《邵氏见闻录》记载宋代名将狄青生性朴实，出身平凡。建功立业之后，有人劝他说“当推狄梁公为远祖”，您应该认狄仁杰为远祖。狄青笑道：“某出田家，少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我就是一农家子，打小当兵，怎么敢冒充狄仁杰之后呢?这人很真诚。

　　狄仁杰的父亲知逊担任过夔州长史，但是政绩似乎并不显赫，狄仁杰出道的时候他父亲已经退休了。狄仁杰的母亲这一系是什么出身不太清楚，史籍记载狄仁杰母亲的堂妹姓卢，那么狄母应该也是卢姓。当时天下显赫的氏族是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号称“五姓七家”。还有就是打天下时期有功的关陇集团军功贵族。狄家不是大族，假如他的母亲是范阳卢氏，狄仁杰列传里一定会有记载，因为按照古人习惯做法，对“五姓七家”这样的显赫出身定会浓墨重彩大书一笔。可是没有，可见其母系也非贵族。

　　但是坏事变好事，虽然贵族风光无限，怎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武则天时期贵族走背运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尤其是科举上来的更受重视。武则天一生讨厌贵族，武家是小姓，因此武则天受到了贵族很多的阻挠和鄙视。

　　当年要立她为后，站出来反对她的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几个主要代表，领头的是高宗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于志宁等。当时高宗召集宰相们开会，要商讨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长孙无忌等激烈反对。他们此时当然不可能看出武则天想当女皇，反对的主要原因就是王皇后家族地位高(她正是“五姓七家”中的太原王氏)而武则天家族地位低。褚遂良当时就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王皇后家族地位高，怎可轻易废弃，更何况太宗皇帝去世前把你们小夫妻交托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坚决不行!这场斗争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第一场激烈的正面斗争，众所周知，最后胜利者自然是她了，由此也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种子。当权之后她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击、限制贵族的特权和影响力，比如消灭长孙无忌集团，大力提拔低级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修订《姓氏录》等。与此同时，武则天对科举做了很多重大改革，比如创设殿试、开办武举。为什么?就是为了撇开贵族，给自己从民间挑选人才。她在潜意识里器重狄仁杰这样的人，因此他可谓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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