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祥，康熙皇帝第十三子，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初一日，薨于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初四日。他曾是康熙心爱的皇子，但在康熙朝后期，他的地位却一落千丈。雍正皇帝即位后他被封为怡亲王，为避讳而改名为允祥，他也是唯一被雍正帝倚为心腹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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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描述康熙朝还是雍正朝，允祥从来都没有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角。所以，允祥是否被圈禁、为何被父皇冷落这一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即便是在雍正朝，人们看到的也只是允祥的斐然政绩，他也只不过是作为雍正帝的附庸——一台政治机器中的某个部件——而出现，很少有人意识到雍正帝和允祥之间感情的非同一般，以及雍正帝信任允祥的相当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也许是略带温情的人性化的原因。本文以一些未被学界重视的资料，拟就此试作新的解释。

　　一

　　在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事件发生之后，立储之事一直是亲贵朝臣议论和谏奏的焦点，也是一些重要文献中时时见诸记载的要务。尽管康熙帝对此事十分不耐烦，然而，事实无法回避，康熙帝自己也承认：立储之事不仅成为他晚年最为头疼的事，也是对他的身心健康损害最严重的主要问题。也正是在康熙朝最后的十几年间，康熙帝诸子几乎都不同程度的进入康熙帝严格而又挑剔的视野之内。经常活动在康熙帝周围且又年长的十几位皇子似乎没有哪一个能明显取得皇帝的好感，而几位自认为有机会问鼎的皇子又的确在拼命地拉帮结伙或暗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允祥在诸皇子中似乎不是一个希冀皇位的角色，但又很难说他与储位竞争的政治旋涡毫无牵连，尽管依据现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我们还无法清楚地了解允祥在康熙帝晚年的所作所为，但其卷入争储事件，应该是确实的。雍正元年，雍正帝在一篇上谕中说，“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应该说，允祥肯定曾经因皇太子的废立波折而被牵连。但是，关于允祥如何被牵连，却难以找到确实可靠的文献说明。在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中记载到：“(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明确了允祥获罪的时间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然而在许多主要文献中，当时遭到康熙帝斥责的只有长子允禔、八子允禩和十四子允禵等，并未见有允祥抛头露面并获罪父皇的记载。弘旺的记载倒是与雍正帝所谓“因二阿哥之事”受牵连吻合。在弘旺书中又有“(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的记载，说明除皇太子，皇长子、十三子允祥之外，曾又有另外三位皇子获罪。然而，“开释”的皇子中却没有允祥，这就与雍正帝上谕中“随即鉴宥”不相吻合。另外也不见有其他“开释”允祥的记载。允祥在康熙晚期争储事件中就这样不明不白获罪后又无缘无故的被原谅了。令人不解的是，遍查一些主要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及允祥曾被圈禁过。雍正帝既然不忌讳自己曾被父皇圈禁的事实，就没有必要在他即位后对允祥的历史进行隐晦。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允祥随驾巡幸近京及周围地区;四月二十六日，随驾巡幸塞外;同年十一月，随驾谒陵;四十九年闰七月又因下嫁喀喇沁多罗郡王噶尔臧额驸之和硕端静公主薨逝，康熙帝命皇十三子胤祥等致祭。由此可见，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后，允祥一直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和权力。

   尽管四十九年以后，允祥几乎不怎么跟随父皇出巡，但允祥的缺席并不能成为他被圈禁的证据。康熙五十年六月初四日，胤祉等上了一道奏报“大夫治疗胤祥毒疮情形”折，后附五十年五月初十日的大夫诊治书，据太医院外科大夫祁嘉钊奏，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一日奉旨看十三阿哥恙，系湿毒结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水，原曾痛，时痛时止，一年有余，复出此恙，看外形皮薄毒浅，惟筋骨时常作痛，恐其内发成鹤膝风症。臣屡经此症，皆不奏效。从这份诊治书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允祥在康熙四十九年就已然抱恙，日益严重，并于五十年恶化。由于病症顽固，很可能纠缠了允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必然要影响到允祥的一切户外活动。康熙皇帝身在塞外时曾多次在朱批中询问过允祥的病症，并表示出了担忧的心情。

   在允祥不能跟随康熙出巡的日子里，他多次同留守在京城的兄弟们一起上奏折请安。康熙四十九年，允祥先后十二次给康熙皇帝请安，康熙五十年，允祥请安的次数也达十次。在清代，向皇帝请安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礼仪行为，它象征着一种特殊待遇甚或是一种权力。一个被圈禁的人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所以，在废太子的重大事件中，允祥的被牵连，也许的确是康熙皇帝一时气恼，但却可以断定他并未被“圈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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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第一次废太子事件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允祥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康熙帝在位的后期，允祥不似其他兄弟，或被老皇帝派出随军征战，或管理国家事务，史料中只是偶尔提及允祥在“圣祖朝屡议减东南浮赋，为部臣所格”。老皇帝对允祥态度的变化可以从对允祥的待遇和对个人荣誉的影响上略窥一斑。“康熙四十八年乙丑三月，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封为贝子。”允褆当时已经被定称为“罪大恶极”之人，没有受封是理所当然的。八阿哥没有受封乃是因为上谕中有：“八阿哥，乃获大罪，身婴缧绁之人，留其贝勒足矣。”在成年的诸阿哥中，唯独允祥没有受封。大清会典规定：皇子生十五岁，例由府奏请封爵，如奉旨暂停者，每至五年再奏请。当时允祥已是二十四岁的成年人，比他年小的允禵都获得了封赏。时至康熙五十三年也并没有人重新提及此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遍赐银两，上至亲王，下至近御侍卫，甚至允禩都得到了赏赐，允祥再一次被“忽略”。而在废太子事件发生前的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允祥还曾得到四千两的赏银。这种与诸兄弟相差悬殊的境遇，恐怕不能用老皇帝的偏袒来解释。在允祥身后，他所得到的评价无一例外都是“忠孝性成，端方清直，敬谨恪恭，克尽子臣之道”，甚至“圣祖过，寻履迹伏地嗅之”。就是这样一个允祥，竟被康熙皇帝指斥为“不大勤学忠孝之人”，并告诫他的其他儿子：“尔等若放任之，必在一处遇着他，不可不防。”在康熙帝的眼里，自己的这个儿子俨然就是一个龌龊小人。那么这个昔日“深蒙皇考慈爱”的允祥，倒底做错了什么而使老皇帝如此无情嫉恨呢?

　　在康熙朝末年，能使皇帝反感至极的事必定和对最高权力的争夺有关。诸子的纷争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也让老皇帝惊恐地看到了诸子在温情面纱背后残酷的地位竞争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之前，皇太子所流露出来的对权力的过于直白的欲望已使父子之间的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惯于猜测皇帝意向的大臣们觉察到老皇帝似乎已有意更换继承人。何焯在给其兄的信中说，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允祥便被视为最有可能取代胤礽当太子的皇子。何焯又在致其弟的信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杨君国维已分与十三殿下处读书，昨选新庶常为各邸伴读，圣明谓诗文皆无出杨君右，殿下又钟爱者，将来遭际不可知。意即十三殿下有可能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康熙皇帝对这些揣度不会没有耳闻。在他垂暮之年，任何一个试图觊觎皇权的人，不仅直接对他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且也直接触及了康熙帝的隐痛。因此，他把所有的皇子的言行举止，凡稍涉与继立有关，便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视为别有用心而加以痛斥和惩治。尽管在此以后，有关允祥将会成为新的继承人的议论不了了之，但康熙皇帝还是把他作为一个阴险叵测之人，处处审视，时时提防。在老皇帝初次病倒时，曾传谕旨给步军统领托和齐，说曾于御体违和之际，人言甚乱，此言皆出自正蓝旗地方，命托和齐留心。允祥恰属正蓝旗，老皇帝无非是在暗示，允祥及其属下人等在他病重之际诅咒他，并为允祥将成为新君制造舆论。这也许就是允祥获罪于父皇之处。我们无法知道允祥在面对亲信下属们一度的青睐时是如何举动的。但当时的允祥肯定也是充满抱负，希冀有所作为的。就目前所能够找寻得到的全部资料看，这就是康熙皇帝冷落他的主要原因。

　　二

　　但不管允祥有意还是无意争夺储位，他的所有的希望都因为老皇帝的冷落而被扼杀，他也不可避免的深感一种政治的冷酷和残忍。然而他不能、也不敢表现出失望和怨愤，倒是必须表现出超脱、潇洒和一种在政治旋涡中难以伪装出来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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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允祥没有受到废太子事件的牵连，康熙皇帝可能会给他一个很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是，在争储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对他的否定不仅毁了他的前程，而且也使他失去了争储的资格，甚至也失去了与其他兄弟进行正常交往的可能。从允祥在雍正朝所作出的政绩可以看出，他绝不是庸碌无能之辈。所以即使他没有争储的意向，也绝不会容忍一生的沉寂。他在《月夜》诗中如是说：“虚廊晏坐夜深深，偶得新诗喜独吟。万簌无声风不动，一轮明月印波心。”允祥晏坐寂寞长夜恐怕更多的是对自己行为的反省，还有对前途命运的思考。他遭受打击的事实告诉他，如果他再继续保持对政治的热忱，或仍然明显地保持对权力争夺的关心，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结党营私是康熙皇帝极度厌恶的行径，他曾警告诸皇子，“如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也。”可是，允祥也像他的那些兄弟一样，不甘心一下子从政治中心、天皇贵胄的身份变成未来的边缘人物。因此允祥注定了同样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奉怀兄雍亲王随驾热河避暑四首》中他对兄长能随侍父皇身边流露出羡慕之情，这说明他的内心并非静若止水。他所有的理想和前途因惹怒了父皇而化为泡影，如今虽不是阶下囚，但却如同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无法飞上凌霄。在康熙一朝，虽然允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鉴宥”，但再也没有被重用的希望。他只能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个皇帝身上。在诸兄弟中，允祥与胤禛最为要好，虽不是同母所生，但却亲如手足，“昔幼龄趋侍庭闱，晨久聚处，比长胤禛遵奉皇考之命授弟允祥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所以胤禛更有可能是允祥的希望所在。

　　雍正帝继登大位后，在回忆康熙帝晚年那些微妙而又险恶的时光时曾说：“朕(雍正帝)扈从(父皇于)塞垣，(怡亲)王亦间有寄怀之句，片楮寸缣，朕皆爱而藏之，得王诗三十二首。”允祥是一个内敛但又不乏谨慎之人，他不会轻易暴露他的情绪，但“诗言志”，这三十余首诗毕竟是有感而发，是情绪外化表而出之的重要证据。允祥在给胤禛的祝寿诗中写道：“朱邸廷开介寿时，九重恩眷集繁禧。纯诚自是承欢本，仁厚端为受福基。”这无疑是在暗示胤禛在康熙面前至少比其他兄弟要多受一些宠爱。康熙也说胤禛“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而且“事曾祖母孝庄文皇后，祖母孝惠章皇后，备膺慈眷，侍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尽礼尽敬，尤能仰惬欢心，圣祖常称其纯孝。”胤禛的孝顺的确是换回了老皇帝的好感，在诸皇子不顾老皇帝的身体状况而疯狂角逐争胜的情况下，胤禛在父子亲情上所占有的优势无疑是占尽先手的，这也鼓励了以胤禛为希望的允祥。他进一步的暗示胤禛，“纵有驰驱力，宁酬豢养恩。长嘶频顾影，矢志效腾骞”。这虽是一首咏物诗，但通过它允祥委婉而且隐秘的表达了他的愿望，一个深具文武韬略的允祥正在争取一切能施展才华的机会，只要给他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空间，他会永远忠于这个给予他机会的人。

　　允祥是睿智的，他用隐忍的生活方式和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暗示胤禛，自己已不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胤禛曾在《山居偶成》中写道：“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年荣辱镜中花”，胤禛或许是在感叹世道沧桑，或许是在劝慰落寞的允祥，或许是在试探失意的允祥，不管胤禛是哪一种用意，允祥都表现得尘嚣远离、与世无争，他在《奉和兄雍亲王山居偶成》中说，“太平盛世身多暇，著屐携筇踏浅沙”他在另一首奉和诗中写道，“分明珍重攻文史，益信前贤蕴不穷”。这似乎表明，无案牍劳形的允祥更得意于这种轻闲淡泊的生活状态，以至于有更多的时间重温简约的书斋生活。所以他在《泛舟呈兄雍亲王二首》中写道，“尘念到来消已尽，始知山水有清音。”允祥俨然成了一个身处激烈斗争中之外的“闲云野鹤”，正因为如此，生性多疑的胤禛才会信任他，依靠他。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允祥在胤禛争储的实际活动中有多少贡献和行动，但允祥无疑是胤禛最坚定的精神支柱。

　　允祥是自省着的。“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千古名言。允祥在自己苦心营造的精神的世外桃源中，冷眼静观、反思着那个皇帝宝座周围的风云变幻，也反思着自己的遭遇，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即使亲如父兄，也不过是天子权力的奴仆。他领悟到只有至诚至敬地尽到臣子义务，至谦至卑的遵守身份制度，才能“长保勋员奕世垂”。于是，忠诚和谦卑成了允祥的代名词，也成了他开始新生活的两张王牌。

　　三

　　胤禛即位后，允祥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并赐封怡亲王，成为帮助雍正帝抵挡政敌进攻的中流砥柱型的人物，在巩固和加强雍正皇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雍正朝八年的为官生涯中，允祥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政治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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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是允祥为官之道的全部。雍正帝在《赐怡亲王》诗中褒奖允祥，“夙夜小心，以忠以诚，弼余一人”。这句诗以最简炼的方式概括出了允祥在雍正朝位高权重，但却恩宠有加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政事处理上，“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无不精细妥协，符合朕心，无烦朕之指示”。雍正帝因他的勤劳而赐给他的金银以及其他的荣誉他都坚决推辞。“凡有关吏治民生之事，知无不言”，只不过是“慎而不宣于众，退谦而恐居其名”，允祥“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甚至在其弥留之际，也要亲手绘制坟茔图，唯恐子孙因雍正帝的恩宠得意忘形而逾越礼制。同时，允祥也极尽揣摩帝心之能事，他深知雍正讲求精致奢华，“凡朕偶赐王之金银多为购买进物之费”，而且雍正帝赐给允祥的永寿杨州的一处盐窝每年所得的资产，“皆付商人之精细者为制办之资，务期精好周备。”结党营私是历代帝王最忌讳的政治现象，雍正帝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经历了康熙末年诸子的争储斗争之后，朋党成为雍正最敏感的话题。隆科多和年羹尧的败亡无时无刻不在为臣子们敲着警钟。为避免雍正皇帝的怀疑，允祥“凡有进启王之书札物件，一物一字皆不隐朕，呈送朕览。将物件必求朕择而收之，朕留一二，其余发出者，王仍给还本人，一物不受。其字启呈进朕览处，亦不令一人知之。”作为“宗室屏藩”的允祥能做到如此谨慎小心，的确令雍正皇帝感到宽慰。正因为如此，雍正帝才会对允祥作出“体朕心如已心，视国事如家事”的评价。所以，允祥才会被雍正皇帝视为“朝柱”。在雍正朝初期，允祥简直就成了雍正皇帝的替身。塞外围猎一直是清朝前期的几位帝王的例行公事，这不仅有助于保存满洲民族的本色，也是沟通抚慰蒙古王公的重要方式。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一生中多次出巡围猎，但雍正皇帝却是一个例外，他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虽然他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但我们却注意到，在雍正二年七月，八月间，允祥代替了雍正皇帝带领诸阿哥围猎于木兰。在这一段时间里，允祥以奏折的形式向雍正皇帝详细的汇报了行路情况，天气情况，诸阿哥及随从的精神状况，围猎情况以及对蒙古诸随行王公的安抚等情况，其中亦不乏允祥与雍正私下里亲密的话语。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对允祥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可以看出，允祥之于雍正皇帝不是简单的政治合作伙伴，在某种程度上，允祥被允许代表雍正处理本属皇帝份内的事务。

　　在政治生活中允祥堪称雍正皇帝的“亲贤心膂”，雍正对允祥的褒奖之词亦合情合理。即便是在私人生活中，允祥亦是雍正皇帝的一个挡箭牌。雍正皇帝迷恋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密令亲信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人才”，他在给山东巡抚黄炳的谕旨中要求黄炳寻找一个名叫范英的“颇知鲁仁”的秀才，为了保密，雍正皇帝指示黄炳，“将此人仍送于怡亲王府，只说怡亲王托尔要此人。”由此可知，允祥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唯雍正独尊，即使是在私人生活中，允祥也极度纵容雍正皇帝的各种欲望，哪怕是不合情理的要求。这样一个允祥，雍正皇帝怎么能不恩宠有加呢?赏赐金银、匾额自不必说，雍正皇帝甚至屈尊为允祥的儿子弘皎与鄂尔泰的侄女作媒，并无不骄傲地说：“怡亲王实不世出之贤王，卿(指鄂尔泰)实国家之名器，真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有意做此门亲者，卿当庆喜者。”

　　所以，像允祥这样一个既具有象征性意义又有实质性作为的人怎能不博得雍正帝的青睐?他的去世也必然是雍正皇帝所不愿意面对的。雍正哀婉地说：“朕因怡亲王仙逝，中心悲恸，虽强自排遣而饮食俱觉无味，寝卧皆不能安宁。”他甚至认为允祥的离世是自己“有获罪于上天皇考之处，而夺我忠诚辅弼之贤王”。诸如此类深切哀悼怡亲王的话在上谕中有很多，能看出允祥在雍正帝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雍正帝告诉大臣们他要“素服一月以稍展思念不释之情”，“一切宴会俱不必行”。允祥逝世二周年之时，雍正仍然余悲未减，哀切的悼念着允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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