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读到“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力挽强弓的英武形象便深深印在脑海里;次读“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是对飞将军敬重万分;再读“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由得替李将军委屈愤懑。但后来知道汉武帝的故事后，开始对偶像李广产生怀疑。汉武帝时期是武人各显其能的时代，武帝的用人原则是拔贤选能，出类拔萃的人压不住。李广若是将帅之材，没有理由不能封侯。笔者细读史书，通过量化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了个中原因。通过重读李广，笔者感到仅仅通过文人的诗歌去认识历史是危险的，要全面了解古代人物，还得零距离接触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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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广打了多少仗?
笔者目力所及，迄今尚无人对李广的出战进行详细统计，而这恰恰是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李广自杀前说自己“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不过真正记录在案的只有八次。李广的作战对象多为匈奴军，唯一例外是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昌邑之战”作战对象为吴军。在这八次出战中，李广的战绩是三胜两负，还有三次出击未能与敌接战。
先来看李广的三次“小胜”。
一是“萧关之战”，此为李广从军后的首战。是役，《史记·李将军列传》仅落8字：“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只有结合《孝文帝本纪》和《匈奴列传》才能理出更多头绪。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单于率军14万入掠北地郡(今甘肃庆阳西北)，杀北地都尉，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文帝发兵10余万(骑兵10万，车兵千乘)，名为“击胡”，其实双方并未接战。匈奴军在塞内抢掠月余后“遁走”，汉军才实施象征性追击，“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显然，汉军以驱匈奴出塞为满足，并无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打算。在追击中，李广很可能利用他的高超箭术，射杀了一些掉队或落单的匈奴将兵。李广因射艺高超，表现抢眼，战后得以进入皇宫担任郎中。换言之，萧关之战使李广由普通一兵荣升中央警卫团成员，一跃成为皇帝保镖。
二是“昌邑之战”，此为李广唯一一次与匈奴以外的敌军作战。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生吴楚之乱。周亚夫担任平叛大军统帅，他采用“坚守饥敌”战法，直到吴军因饥饿撤围昌邑(今山东巨野)，才出动精兵追杀，“大破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此役，李广以骑郎将(皇帝的侍从武官)为骁骑都尉(轻骑兵将领)身份参加平叛，《史记》的相关记载非常简约――“取旗，显功名昌邑下”(《史记·李将军列传》)。在追击中，李广一马当先，夺了吴军军旗，耀名于当地。意外的是，李广在战后不仅未得任何封赏，还被调离中央，迁任边境太守。原来李广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梁王何许人也?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喜欢的宝贝儿子。景帝为讨母亲欢心，曾戏言“千秋之后传梁王”。不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窦太后当真了。景帝只要儿子接班，哪想过真的传位给弟弟，他后悔自己失言，一直盯防着梁王。李广接受梁王将军印，事先既未向景帝汇报，更未经景帝同意，属于“私受”。景帝得知此事后，怀疑李广被梁王收买了，仅仅出于安全考虑，也不会再让梁王的人继续留在自己身边当侍卫，遂将李广出调为上谷(今河北怀来)太守(一郡最高行政长官)。之后，李广走马灯似的在今甘肃、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做过七地边郡太守。很明显，景帝一直在提防李广，怕他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培植私人势力。
三是“上郡之战”，此为李广最后一次胜仗。当时，中贵人(皇帝宠臣，被派到李广身边做监军)率“数十骑”偶遇三名徒步的匈奴射手，想以众击寡，不料竟被对方射杀殆尽。中贵人也中箭负伤，赶紧逃回去告诉李广。李广料定对方是神箭手，立即率“百骑”追之。值得注意的是，李广并未采取狼群战术，而是将百骑分为两翼包抄，防敌逃脱，自己以一对三，射杀两人，生擒一人。这不像打仗，倒像秀箭术。不料，李广百骑骤遇匈奴大军，面临非死即俘的险境。李广没有慌乱，更没有逃跑。他十分镇静，不撤反进，甚至下马休息，摆出疑兵架势，甚至突袭射杀了一名身着白衣的敌军将领。见此，匈奴军怀疑李广率领的百骑不过是诱饵，汉军设有埋伏，遂不敢进击，到傍晚时主动撤去。司马迁对李广的神勇表现有五次特写，这是第一次。他妙笔生花，既突出了李广高超的射艺，更强调了李广的机智，使读者留下了李广“有勇有谋”的深刻印象。不过，司马迁也露出了两个破绽：其一，他先写中贵人率领的数十骑几乎为三名匈奴射手杀尽，本是为突出李广的高超箭术作铺垫，实则暴露出李广平时训练士兵成效不佳。其二，李广率百骑追击三名匈奴射手，竟未知会本部兵马!试想，李广大本营若在此间遭到匈奴军突袭，汉军没有主心骨，如何应付?这就是李广往往“小胜大败”的根本原因。
再来看李广的两次“大败”。
一是“雁门之战”。汉武帝即位第七年，意图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东)诱击匈奴，不意事泄无功(李广亦参与是役)。之后，汉匈彻底翻脸，但边境贸易尚未中断。汉武帝遂决定乘匈奴前来贸易之机歼灭之。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汉军出击，其中李广率军1万自雁门(今山西右玉东南)出击。不料，李广所部遭优势敌军围歼，连李广本人也被生擒。此役有个细节容易被忽视――李广所部“所失亡多”(《史记?李将军列传》)。“失”在“亡”之前，说明被打散的人比战死的人多(司马迁用词十分谨慎和准确，散比亡多称“失亡”，亡比散多称“亡失”，如《项羽本纪》说到章邯为将三年，所部士兵亡多于散时，即用“亡失”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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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李广的1万人并非全军覆没，而是有不少人逃脱。既如此，何以全军统帅李广被生擒?司马迁没有交代，班固也没有说明。不过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广被俘后乘机逃脱，南行数十里“得其余军”。由是观之，此役很有可能是失败版的“上郡之战”：李广再次采取冒进战法，亲率先头部队出击，结果遭敌军围歼。这一次，匈奴军没有再把李广率领的先头部队当做汉军伏击的诱饵，遂生擒之。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知道李广被活捉后又机智逃生的故事，却全然忘记了李广葬送1万军队的事实。此役，李广是以卫尉(九卿之一，掌宫门禁卫)身份出任将军，战后本应回任卫尉，但因战败被判斩刑。显然，西汉军方并未因李广个人有神勇表现并成功逃回就宽恕他。结果，李广交了赎金才换回一命(此为汉制规定，并非行贿)，被贬为平民。
二是“右北平之战”。李广当了两年的平民，逢镇守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的韩安国(最高做到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世故无能的形象)去世，李广得以东山再起，出任右北平太守。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令霍去病率兵再次进击河西。作为配合，张骞率军1万、李广率军4千自右北平出击，以牵制匈奴左部。两人分道进击，李广所部遭遇匈奴左贤王4万大军。李广挥军力战，尽管杀伤相当数量之敌，但自己亦几乎全军覆没，李广仅以身免。结果，李广功过相抵，无赏无罚。倒霉的是张骞，他因未能如期与李广会师，由博望侯贬为庶民。
此外，李广还有三次出击，但未能与敌接战。
一是“马邑之谋”。汉武帝23岁时，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东)布下30万伏兵，拟诱歼匈奴大军。10余万匈奴军行至马邑北百余里时，军臣单于识破了汉军的诱击之计，迅速退去，使汉军劳而无功。李广以骁骑将军的身份参与埋伏，未能与敌接战。
二是“漠南之战”。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军10万自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击，寻歼匈奴主力。此役，汉军斩首1.9万，而且杀掉许多匈奴头目，不少人都立了功，偏偏李广无功。究其原因，李广时任“后将军”，等他出击时，仗已打得差不多了。
三是“漠北决战”。此役，汉武帝原本不想让李广出征。在这之前，汉武帝已经给过李广至少四次机会(马邑之谋、雁门之战、漠南之战、右北平之战)，但李广两次无功，两次战败。汉武帝由此认定李广是个“霉将”，故漠北决战的出征将领名单中没有李广的名字。李广不服，“数自请行”(《史记·李将军列传》)，并要求担任“前将军”。汉武帝犹豫好久才答应，但他仍不放心，明里给了老将李广面子让他做前锋，暗里则交代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匈奴接战。临战前，李广所部被卫青借故支开，由“前军”变“右军”，最后因失道误期自杀。卫青率领汉军主力击败匈奴军主力，但未能活捉伊稚斜单于，杀敌数也远不如霍去病(1.9万比7万余)，留下莫大遗憾。保守估计，如果李广的前军与赵其食的右军不被支开，不敢说一定能活捉伊稚斜，至少战果会更大，而李广本人很可能战死(他两次陷入敌军包围，一次被活捉，一次只身逃回，这一次很可能选择战死沙场)。卫青战后反省自己的错误，非常后悔，曾暗示李广将迷路失期的责任推给其部下。李广自杀后，卫青十分愧疚。及后，李广之子李敢为父报仇击伤卫青，卫青没有报复，而是隐瞒了此事。从卫青的行为不难看出，他也认为不该支开李广。
二、为何难封侯?
关于这个问题，问得最多的大概是李广自己。他将自己不能封侯的原因归结为命：“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来，李广是个不善于总结的人，一直没搞懂自己为什么建不了功封不了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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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封侯，先得对照西汉的封侯标准。当时，封侯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1.军功封侯、2.王子封侯、3.。外戚宦官封侯、4。子承父爵、5.降者封侯。就李广的条件而言，只能走第一条路。
文帝时期，西汉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力避战争，李广难有立军功封侯的机会。故文帝才会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但有一事令人费解：文帝去世前一年(公元前158年)冬，6万匈奴军分两路进犯上郡和云中郡。文帝派人御敌，统兵将领六人(中大夫令勉、故楚相苏意、前郎中令张武、河内守周亚夫、宗正刘礼、祝兹侯徐厉)，李广不在其中。文帝为何不给李广机会?难道文帝深知李广并非帅才，他上面那句话只是慰语?景帝时期，李广本在昌邑之战中立下战功，却因犯下政治错误，未得封赏。其后，李广长期驻守边关，杀敌机会很多。然而，由于景帝继续对匈奴取战略守势，汉军只守不出，不可能获得大的战果。李广不能大量杀敌，遂不得因功封侯。汉武帝上台后，对匈奴改取战略攻势，屡屡出动大规模骑兵集团寻歼匈奴军。在汉武帝当政的四十余年，军人立功封侯的机会很多。据统计，汉武帝时期受封侯爵者共计89人，其中将军为侯者53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受封者29人，占全部侯爵的92%，其他因非军功而为侯者不过7人。(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5卷《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然而，李广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封侯名单里。为什么?很简单，军功(杀敌相对数量)不够。
欲封侯，看军功。西汉军功爵制完全量化，按照军人所获敌军首级数量计算，标准十分明晰。笔者很想知道李广征战一生究竟杀敌多少，读了好几遍《李将军列传》，发现仅有一处具体记载――杀匈奴“射雕者”三人，“白马将”一人。相反，卫青与霍去病的杀敌数量则记载得十分详细(卫青5次出击，杀敌5万余;霍去病4次出击，杀敌11万余)。司马迁十分欣赏李广，如果李广战功卓著，司马迁当会载入《史记》。司马迁没有写，大概只有一种可能：李广杀敌不多，上不了台面。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李广一生的杀敌数量。西汉的侯有两级，高者为列侯(承秦之“彻侯”，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列侯”)，低者为关内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关内侯无封国，只有食邑。卫青首次出战，直捣匈奴龙城(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场所，在今蒙古正镶白旗附近)，杀敌700(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96页。《史记》与《汉书》均记为“数百”，此从《资治通鉴》)，受封关内侯。换言之，李广打了一辈子仗，战绩尚不及卫青首次出击。
史书明确记载的汉匈大战只有八次，李广自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大多数应系小规模的遭遇战，故杀敌数量十分有限。李广在文景时期杀敌不多，与当时西汉对匈奴的战略和战法有密切联系。文景两帝对匈奴取战略守势，汉军在边境依托关塞亭障抵御敌军。李广于北境七地担任过太守，在居高临下的阵地战中充分发挥箭术高超的优点，射杀了一些靠近亭障的匈奴骑兵，故匈奴送其“飞将军”之誉。不过，李广在实战中一般将弓箭有效射程控制在“数十步之内”(《史记?李将军列传》)，以50步计，折合为今天的标准约为69米(西汉1步为6尺，1尺合23。1厘米)。文景两帝时期，汉军拘泥于阵地之内，而匈奴骑兵的阵脚往往保持在汉军弓箭有效射程之外，故李广只能射杀个别冒进的敌人。及至武帝时期，西汉改取战略攻势，“运动战”取代“阵地战”。李广终于摆脱阵地限制，得以运动接敌，不料又屡屡陷入敌军包围。在与匈奴的多次交战中，很难从李广身上看到谋略战法。司马迁说李广“皆以力战为名”，本为赞词，却恰恰暴露出李广短于“智战”。
也许有人会问：元朔六年的“右北平之战”，李广率军杀敌4000，远远超过卫青龙城之战的700，为何不能封侯?这就涉及计算军功的另一个参照标准：除计算杀敌数量外，还需除去自方损失。换言之，计功标准是“净杀敌数”，“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打法是不能建功封侯的。右北平之战，李广所部杀敌数与己方损失相当，功过相抵，故“无赏”(《史记?李将军列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标准并非针对李广。作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也有两次杀敌虽多，但己方损失亦大，故未得封赏。一次是漠南之战，卫青率部杀敌1.9万，但前军与右军全部覆没，前将军赵信投降匈奴。结果，卫青“不益封”(《史记·李将军列传》)。一次是漠北决战，卫青所部杀敌1.9万，但己方损失相当，亦未得封赏。经此两役，“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手下不少人都改投了霍去病门下(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不肯)。
三、全民皆喜之?
李广是深受敬佩、喜欢、同情的悲剧性英雄人物，尽管也有“否李者”，但与“挺李者”在数量上简直不成比例。
“挺李者”主要是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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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司马迁。班固曾指司马迁私修《史记》乃为泄私愤，这其实恰恰是《史记》比官修史书耐看和好看的原因。司马迁文笔极佳，写《史记》又倾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往往骨立肉满，让人印象深刻。在写《李将军列传》时，司马迁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态度。为此，他巧手妙笔，一面突出李广的优点，一面淡化李广的缺点。司马迁绝对是一流的宣传家，所用技巧十分现代，就像平面广告在突出商品优点时，一般用大号字体;至于缺点，基本不落一字，就算有，字体也小得像蚂蚁，趴在广告版面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司马迁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十分成功：在大多数人眼里，李广是射箭入石的高手、被俘后巧妙逃脱的智者、遇大敌时镇定自若的将军、生活上清廉无私的好官员、工作中爱兵如子的好上司，以至忽略或忘记了李广几次神勇表现的背后竟是败仗。对此，宋代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黄震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卷四七，转引自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为增加李广形象的真实感和立体感，司马迁并非一味只说李广好话，也写到了李广的缺点。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李广在雁门之战中损兵1万，仅以身免，之后受到军法处置，当了两年的平民。期间，李广带着一个随从夜经霸陵亭(文帝陵墓)，不料被值守的霸陵尉(专司缉拿盗贼)喝止。随从上前应话，报上飞将军名号。不料，这个霸陵尉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真不知飞将军的名头，居然不买账。他声称现任将军都不许在文帝陵夜行，何况是卸任将军，故强行让李广在亭子下留宿了一夜。不到两年，李广就找到了报仇雪耻的机会。韩安国死后，李广东山再起，出任右北平太守，遂召霸陵尉前往，找个借口把人家咔嚓了。不少人拿这事大做文章，说李广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没有大将风度。殊不知，这其实上了司马迁的当。李广杀霸陵尉后是否遭到惩处，司马迁没有写，班固在《汉书》里补上了。事后，李广主动向汉武帝汇报了情况，汉武帝不但未降罪，相反倒有鼓励之意：“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汉武帝何出此言?原来，报仇在西汉是受鼓励的，有仇不报反而被人看不起。因此，司马迁写这事其实是在表扬李广呢。
二是文人。大伙喜欢李广，司马迁立了首功，但还离不开后世文人的接力传诵。文人们从李广身上找到一个十分有用的标签――怀才不遇，命途多舛。加入赞颂李广行列中的诗人文才实在太多(以开边尤力的唐代为最)，且不乏重量级人物，如骆宾王、王勃、陈子昂、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商隐。他们纷纷写下赞颂李广的诗词名句，不少已是妇孺皆知，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林深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伦);“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在古代中国，以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平民百姓的偶像，他们往往引导甚至直接决定着社会舆论和大众观点。同时，古代诗词其实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文人眼中的李广形象很快流传开去，植根于社会大众心中。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老百姓喜欢李广，除了司马迁的定位和众多文人的宣传，最重要的是李广身上至少有三处普通百姓喜欢的地方。一是有真本事，箭术高超。据笔者统计，《史记》描写李广射艺超群至少有8次：一射匈奴射雕者、二射匈奴白马将、三射匈奴追杀者、四射林中石、五射大老虎、七射练习靶、八射匈奴裨将。对李广来说，射箭不仅是工作技能，更是一种习惯甚至嗜好。他“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击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史记?李将军列传》)。二是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史载：“广廉……终广之身，为二千石(一郡太守的秩俸)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样的清官，老百姓谁不喜欢?三是以情带兵，以慈掌兵。李广不但清廉，而且疏财，还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李广常年在北方作战，条件艰苦，尤其野战期间往往断粮缺水。在这种情况下，“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史记·李将军列传》)。相反，霍去病尽管军功卓著，却一点不体恤士卒。史载：“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李将军“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李广死时，“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汉书·李广苏建传》)。甚至1991年的敦煌市场还有一种“李广桃”出售(高兵：《从史书记载看李广抗击匈奴的活动》，《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否李者”主要有两种人。
一是兵家和学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人看到的是李广的高超箭术和悲剧命运，老百姓看到的是李广的清廉和仁爱，而兵家和学者看到的是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屡战屡败的战绩。兵家讲求实际效果，学者追求全部事实，他们看到的李广与文人和老百姓眼中的李广不同。兵家和学者认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他治军散漫，“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铜锅，白天用以做饭，晚上敲击巡逻)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侦察兵)”(《史记·李将军列传》)。名将程不识的治军风格与李广完全相反，他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史记·李将军列传》)察司马迁之意，是贬程不识而赞李广。司马光则认为：“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资治通鉴·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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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皇帝。兵家和学者不喜欢李广，这没关系，但皇帝不喜欢李广就严重了。文帝虽然当着李广的面说过欣赏他的话，但临终前嘱咐太子(后来的景帝)时，推荐的不是李广，而是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治军极严，连文帝都进不了他的细柳营。李广则相反，连起码的侦察兵和哨卫都不派。在李广手下当兵，当然很自由很舒服，但若遇大敌，往往慌乱无措。李广所部至少两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次百人逢千骑，李广部“皆大恐”;一次4千遇4万，李广所部“皆恐”、“皆无人色”。(《史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这样写，本是为了衬托李广的镇静与勇猛，不料恰恰暴露了李广不善于治军带兵的弱点。而且，李广虽然爱护部属，但他动辄全军覆没，这样的爱护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李广爱兵和家长溺爱孩子最后却害了孩子没多大区别。汉武帝还算开明，起用了李广，给了他四次机会。但李广表现不行，结果连武帝也不想用他了。
四、公孙敖是谁?
《史记》中，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传记之间隔了一个《匈奴列传》，但司马迁把李广与卫、霍进行比较的痕迹仍十分明显。其实，与李广更有可比性的不是卫青与霍去病，而是另一个人――公孙敖。公孙敖与李广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老乡，都是甘肃人;第二，发展轨迹相似，都是以良家子(西汉多征囚徒和罪犯从军，良家子指清白人家子弟)从军，均因在汉匈战争初期表现勇武调入宫中担任皇帝的侍卫;第三，共同参加过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四次大战(雁门之战、漠南之战、河西―右北平之战、漠北决战)。
值得细说的是第三个相似点的四次战事。
一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的雁门之战。李广与公孙敖地位相同，均以皇宫侍卫身份出任将军，独当一面;所领兵力相同，均为1万;作战结果也差不多，都是惨败，李广则更惨，被匈奴生擒。有人认为，李广几乎全军覆没是因为匈奴只盯着他转，围着他打。这是偏见，否则如何解释公孙敖亦损兵七千的事实?李广与公孙敖败归后，论罪当斩，两人都花了银子顶罪，被贬为庶人。
二是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漠南之战。李广和公孙敖不再独当一面，都成为卫青部将，出定襄寻歼匈奴主力。此役，李广为后将军，公孙敖为中将军，李广位置相对较差，两人均未建功。
三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右北平之战。此役，两人参与的是同一战略行动的不同战役方向：公孙敖与霍去病分兵出击河西，是主要进攻方向;李广与张骞分兵自右北平出击，是次要进攻方向。结果，公孙敖失道误期，第二次被判死刑，他再度破财赎命，成为布衣平民。李广稍好，杀敌自损相当，功过相抵，无赏无罪。
四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李广与公孙敖再度跟随卫青出征，李广成了前将军，公孙敖还是中将军。李广位置更好，只要遇敌就有立功机会。但汉武帝战前授意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匈奴军接战，造成李广失道、误期、自杀。司马迁指出，卫青这样做是出于私心。原来，卫青尚未出人头地时，曾蒙公孙敖救命。公孙敖于七年前的河西之战中因失期削侯，故卫青特意带上他参加漠北决战，以戴罪立功。临战前，卫青把李广所部由“前军”变为“右军”，公孙敖遂由“中将军”充任“前将军”。此役，李广的军事生涯走到尽头，公孙敖亦未能立功。
两人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李广被贬次数较少，崛起速度更快。李广被贬为庶人只有一次，而公孙敖有两次。两人同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的雁门之战后被贬为庶人，李广于两年后重新崛起，而公孙敖等了五年。
第二，李广上头没人关照，公孙敖有卫青庇护。公孙敖第一次被贬为庶人后，就是卫青帮忙，让他以校尉(略次于将军)身份随他参加了出击匈奴右贤王的行动(公元前124年)，使公孙敖得以立功封侯(李广时任右北平太守，未参加此役)。
第三，李广自杀，公孙敖被斩。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的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之战是公孙敖最后一次告别演出。此役，汉武帝出动21万军队大举出击，欲再现漠北决战的辉煌。公孙敖率军4万(骑兵1万，步兵3万)出雁门，不料遭遇匈奴左贤王主力，伤亡惨重。结果，公孙敖第三次面临军法审判，按罪当斩。这一次，公孙敖未再交钱保命，干脆诈死逃过一劫，然后隐匿民间。正所谓逃过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公孙敖于五六年后被发现抓捕，旋因妻子参与巫蛊案被株连处死。
公孙敖出身与李广相似，军旅生涯同样曲折，结局也十分悲惨，但他没有李广出名。为什么?其一，公孙敖箭术不如李广，缺乏传奇色彩。其二，公孙敖才不出众，有卫青关照，且封合骑侯，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其三，司马迁不重视公孙敖。《史记》中，李广单人为一传，卫青与霍去病战绩卓著，尚且合为一传，公孙敖的简要事迹不过附在卫、霍传之尾，寥寥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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