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称为千古第一贤后，生前是丈夫敬重的良佐，妃嫔臣子们爱戴的皇后，死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经典—史官眼里的楷模、士大夫心目中的无限憧憬、男人们眼里的理想妻子、女人们仰视的学习榜样，生荣死哀，道不尽的，是她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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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出身世代贵族、饱读诗书、博识知礼、遵循儒教只是长孙皇后长袖善舞的预备，那么从公元614年她嫁入李家那刻开始，一个真正的长孙时代就悄悄来临。从表面上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媳妇，但谁都不知道，在这个沉默端庄、温柔守礼的小妇人内心，蕴藏着的是丝毫不亚于她丈夫的可怕魅力，不是注意不到，而是没机会注意—李世民实在太忙了。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温柔端庄的女子，在未来患难与共的岁月里，将不仅是一个女人，一种门第，一个名分—她侵入了他孤独而狂妄的世界，成为了他生命里致命的支撑。

　　玄武门背后的身影

　　无论是善待妃嫔、以德服人、制定规则、抑退外戚，还是识人卓越之才，都说明了她那刻骨的清醒和理性。如果到此为止，她也就只是历史上一般的贤妃而非长孙皇后。

　　玄武门之变，版本很多，不管哪个版本，新旧唐书都记载了其间她所起的作用，“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更为夸张的是：“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以存内助。”

　　这位平时行动必遵循礼法的贤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她如果真的“贤”，信仰那些君臣规则，按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法，这位贤妻会劝诫当时的秦王不要这么做;她如果真的“好”，按照她平时“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的孝顺，按照平日她对姐妹们“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的仁慈，这位好儿媳、好姐姐、好主子怎么会去劝勉自己丈夫做如此凶恶残忍之事?事后还建议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孙戮杀殆尽?如果她真的是遵守秩序，仅仅清醒理性以图自保，怎么会“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能“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有人推测，那是她对秦王万般深情，秦王也于千万凶险里同生共死，仿佛情深意重无若此夫妻。这是低估了李世民，更加低估了我们的长孙皇后。

　　长孙死的时候，李世民是这么哭的：“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一个男人居然用“良佐”这样的政治术语评价自己的老婆?

　　李世民病重，长孙带着毒药，宣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为什么她申明自己不会学吕后?她怕李世民想什么?

　　每次议论政事，“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这个男人英雄盖世，也算贤明君主，为什么要向一个妇人征求国家大事的建议?

　　只能说明一点，多年以来，他们就是政治伙伴，而整个玄武门之变，长孙决非勉励将士那么简单，整场阴谋政变的前后，都闪动着她的身影。

　　致命的补充

　　男人都是比较粗心的，或者叫做晚熟，在李世民这位少年英雄玩玩具一样跟各种奇情女子激情演绎的时候，她已经妥妥当当地打点好了他的后院;而当李世民盯着宫殿里的龙椅拿不下眼来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这个男人的致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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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洛阳，李渊让自己的妃子们搜集战利品，结果李世民一概不给，只分封给有功之将领，于是“妃媛曹怨之”。

　　李世民给淮安王神通一块田地，结果张婕妤的父亲想要，李渊下了诏，而神通已经得到了这块地，不肯给，于是张婕妤在李渊面前又告了一状。

　　李世民的属下杜如晦骑着马过尹妃父亲的家门口，发生冲突，被其父领着家童打了一顿，还折伤了一根指头，然后恶人先告状，尹妃在李渊面前告发秦王下属欺负自己爹地。于是“帝不察，大怒”。

　　其实战争胜利让妃子们去搜一些战利品，也是人之常情，跟张婕妤与尹妃冲突，也是让一步就过去的事情，李世民却偏偏护着自己的将领属下，一点也不肯退让。甚至大宴的时候，守着各位宫妃，他却因怀念自己母亲哭了起来，更是大大得罪了后宫的各位贵人—一切的一切只说明一点：李世民缺少足够成熟的政治头脑。

　　他的脑袋恐怕还停留在一流军事家的纵横四海、兄弟情谊、赏罚分明，却在政治思维里缺失了柔韧那根弦。另外，他不了解女人，这位英雄其实情商不及格，而她却恰好弥补了他的缺陷。

　　玄武门政变，无论怎样的说法，玄武门的守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带着人进玄武门，要守军将领开门;跟太子东宫与齐王府兵战斗，是以守军士兵为主力的。可是，这名将领是谁?

　　这个人叫做常何—有人考证，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与中郎将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两位主将已双双战死。

　　这下我们可以清楚了：常何虽然向着李世民，但是政变之前并不知情，因而玄武门兵将匆忙之间损失惨重—而他“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那么，是谁告诉李世民，常何正在那天值班?

　　兵变之时，东宫与齐王府兵并不好惹，正打得难舍难分之际，尉迟敬德拿着建成、元吉的人头与李渊的诏书赶来，才逼退了敌军—当时李渊还在海池泛舟，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威吓着让李渊下了手敕。

　　那么，是谁告诉李世民，当时李渊身处的具体地点与情况?

　　某种程度上，她更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就在李世民以军人的清高蔑视那群莺莺燕燕时，长孙却通过孝顺高祖、恭顺各位宫妃，为李世民未来的政变埋下致命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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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妃张婕妤、尹妃们都让情商过低的丈夫得罪光了，可是要了解皇宫之内的情势，要掌握皇帝的动态，要知道宫门将领的值班表，并不一定非要巴结这些显贵，在历史的转折处，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想象不到的小人物—以长孙对人性的观察入微，以她收服人心的手腕，可以想象，在李渊的皇宫里，埋下了多少长孙的眼线。

　　她真的做到了“以存内助”，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相处多年的丈夫—从前也只看到她的贤德，她的内务才干，政治斗争毕竟是男人们的事情，他跟她很少说起，她似乎也很少过问，可是真正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她站出来，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与路线。

　　李世民突然对这个小妇人仰视了一下，他没想到，女人，也可以这么强。

　　以存内助

　　嫡长子继承制，是李世民的一只拦路虎。

　　李世民跟它斗争了一辈子，而它狠狠地扎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每个午夜梦回的时刻，拷打着他的良心、质问着他的灵魂—那就是规则，也叫做正统。

　　他与那个皇位之间并不通顺，他是嫡子，但不是长子，即使再怎样贤德，“有立长不立贤”在那里摆着，那才是规则，才是正统。父亲因为这个忽略他的盖世军功而坚决挺哥哥，哥哥因为这个可以跟他理直气壮地斗法，就是因为哥哥继位，大家都觉得对，而他继位，大家都觉得别扭—那是每个人心里的价值天平，他很难过得去。

　　即使在危急时刻—李元吉出征，要带走他手下的几名谋臣良将，削弱他的势力，众人都劝他立刻行动的时候，他都是犹豫的—新旧唐书在这里并非美化，他的迟疑不决是真的，横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有政治人物剩余不多的亲情，还有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非常可怕的力量—正统意识。

　　他害怕天下人的口，后代史书的笔。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站了出来。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当时她对他说了什么，但是我们想象当她把那后宫情状告诉李世民时，她应该对李世民说了什么，而无论说了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鼓励—这个平日里的大贤人鼓励自己的男人去杀兄逆父。

　　她处处守礼、高度理性以求贤名，但是她的理性却不是维护理想、遵守规则的道德理性，而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简而言之，她的所有理性，都是建立在为某种功利服务的基础上的，理性不是目的，不是理想，不是用来遵守规则，而只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无为无不为……

　　所以，她能鼓励李世民克服心理障碍，嫡长子继承制只是一种规则而已，真正强大的是制造秩序、操纵规则而非遵守秩序、服从规则的人。

　　所以，李世民在那么紧急的时刻带上了一个女人。要知道，她不用做别的，仅仅站在那里，就可以给他破坏一切、杀人放火的勇气，因为，他们都属于制造秩序的人;因为，他们同样强大;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梦想;因为，他们要一起开创一个时代—秩序重建的大唐盛世。

　　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秩序—属于她，长孙的新秩序。

　　这才是长孙皇后，这才是她的强大，不仅仅限于所谓贤妻，不仅仅征服了所谓妾侍，甚至不仅仅做到齐家，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平天下。她其实比那个帮公爹改朝换代的英雄老公更有能力，因为她比他更清醒、更坚定、更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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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玄武门，成了唐朝的转折点，李世民的转折点，她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们之间的转折点，李世民此时终于真正明白了她的强大，正史上大部分的贤德记录都是从长孙皇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她几乎籍籍无名。

　　而在这未来的日子里，她继续活了十年，而李世民却多活了13年，他们都同样建造了属于自己的蓝图，李世民实现了他的贞观盛世，而她却短暂地在36岁时寂然而逝—她比他更强大，却比他更早卒，这是因为，她所勾画的，太过沉重，她被内耗了。

　　蓝图的内耗

　　长孙建立了一个近似完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她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标准好：好妻子、好儿媳、好皇后、好主子，这就回到了她生活的原点—她所构造的世界，正是儒家理想里的模范标准，她终身都在利用和操纵着这些规则，到头来最后建立的，却又是这些规则的理想标本。

　　这就是她的江山，她的蓝图，她的理想秩序。她做到了，尽力。但是却内耗了。短短十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表面上，她是被哮喘病夺去了生命，实际是她自己把自己耗死的—她太累了。

　　她这幅完美蓝图的实现，是以重度压抑自我天性为代价的—她对这个男人情深意重，要同生共死，爱情是自私的，独占性的，但是她却要为他找如花美女;她临死前不肯为了自己的疾病违反国家的礼法，却为了所谓以德报怨违背法令，跪求皇帝饶恕她异母兄弟的罪;她口口声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自己死到临头却仍然劝谏人臣的任免……

　　更为致命的是，她要建立的，是儒家最理想的标本，但是她是以最违反儒家礼法的方式达到的—玄武门，是太宗挥之不去的噩梦，对于她呢?

　　她跟李世民说“义不独生”，什么意思?那是说，你如果自我谴责到自杀的地步，我们就一起下地狱!所有的罪孽，都由我来承担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成圣了，同时，也消逝了。

　　她的自我价值实现了，她的蓝图成就了，但是那些实现蓝图中和蓝图里，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合的矛盾，太重了，重得压死了她，因为，一切的一切，是以压抑天性为起点的—那是文化与制度上的内在顽疾，个人的力量，绝对承担不起……

　　她死以后，李世民的世界轰然倒塌。他突然明白了，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良佐、贤妻、皇后，还是他的生命支撑。从此，他再也没有真正立过后。

　　想象当李世民站在台观上，远望她的昭陵，前尘往事一起涌来，从她死的那刻起，他才真正地成熟，当他明白了自己的爱的时候，她却消逝了……

　　而这样一个女人，究竟，真爱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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