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昆，清乾隆时期沈阳人，本名张又龄，字裕昆，号万泉居士。迄今为止，在现存所有清代官书以及东北地方文献中，都无法找到张裕昆这个名字。如果不是我在韩国首尔大学从事研究期间于奎章阁图书馆收藏的《入沈记》一书中读到他的事迹，怎能相信乾隆年间的沈阳城中竟有这样一位旷世奇才!请看朝鲜文人李成仲在书中写下的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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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观万泉翁三十岁写真，韶颜英风，蔼然芳华。方其品题图书，分列花石也，必有词朋墨徒、高释道流为之左右，如兰亭之群贤、竹溪之六逸也。又若梧桐月上、芰荷风来，鹤避烟而鱼吞墨也，必有玄谈穷道德之妙，佳句得风雅之余者矣。乃不使东海李成仲置身其间，而见翁于二十七年之后。”

　　文中将57岁的张裕昆赞美为“兰亭”群贤中的王羲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试问在中韩(朝)两国五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哪一位中国学者得到过来自东邻文人的如此褒奖?以笔者之寡闻，恐怕无人超过张裕昆!

　　李成仲本名李晚秀，字成仲，他写下这篇文字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当年乾隆皇帝出关祭祀祖陵，朝鲜派出以左议政李福源为首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前往沈阳接驾。李成仲是朝鲜使团正使李福源的次子，考取了进士尚未补官，以李福源随员的身份前往沈阳。

　　张裕昆祖籍山东登州(今属烟台市)，其先人在清初被编入汉军八旗。由于父亲早逝，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弃学从商，在30岁时过上了“品题图书，分列花石”的富裕生活。由于张裕昆一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二没有出仕做官，三没有文学著述，四没有巨额财产，所以在清代地方文献中见不到对他的任何记载。

　　由上述可知，他们两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差极为悬殊。张裕昆出身普通的旗人家庭，不过是沈阳城中一个衣食无忧的满族商人，而李成仲却是邻国高官显宦之子，前途无限的年轻进士。因此，他们两人能够在沈阳城中万泉河畔(今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相识，充满了偶然性。

　　欲识名士真面目

　　按照乾隆帝的谒陵计划，拟在七月末到达沈阳，并在城中度过他的73岁生日。因此，朝鲜政府派出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于六月十三日离开首都汉城，尽管在途中接到清朝礼部乾隆帝谒陵日期推迟至九月的通知，仍然于七月十九渡过鸭绿江，八月一日到达沈阳外城，入住清朝安排的三义庙内。李成仲与同行的从弟李君稷(李福源之侄，本名李田秀，字君稷)便利用充裕的等待时间，拜访沈阳城中名士。然而，从八月初一到二十二日，李氏兄弟连续拜访四位文士，均失望而归。

　　查桐是他们拜访的第一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查桐为浙江海宁人，监生出身，时为辽阳州吏目)。岂知到沈阳后的一周内，尽管他们逢人就问，打听的结果却是:查桐本人在辽阳做官，不是沈阳人，由于官小，不可能来沈阳接驾。

　　宣聪是他们拜访的第二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宣聪，乾隆乙未科进士，候选知县)。李成仲兄弟在数日内接连三访宣聪家，每次都碰壁而回。

　　张凤鸣是他们拜访的第三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张凤鸣为湖北黄冈人)。但是，身为奉天府治中的张凤鸣以“此处多上官，不便见外人”为由，拒绝和李成仲见面。

　　周锦是他们拜访的第四位名士。因李成仲当天有事，由他的从弟李君稷与单姓生员一起去拜访周锦，岂料归来说:见周锦倒是非常顺利，就是一问三不知，“且令学堂先生代谈，颇失所望”。

　　张裕昆是他们拜访的第五位名士，时间是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李成仲兄弟根据周锦提供的线索找到张家:“门临万泉河，十数间屋子，仅蔽风雨，可知寒士生涯。 ”院中有一老妇人，对来客说主人不在家。李成仲请她取来纸笔，给主人留一个拜帖，以便再次前来。老妇人进入屋内去取纸笔，过了一会儿，屋内走出一位“颁(斑)白颜发，中人身材，颇有林下气”的男子，这是张裕昆留给李成仲的第一印象，似乎并无多少好感。

　　经商教子有华章

　　李氏兄弟被张裕昆请入内室，“四壁下放古今书籍，多是书铺所未见者。几硕茶香，净洒可喜”。主客落座寒暄数语后，客人以“不娴汉语”为由，请主人拿出纸、砚笔谈。李成仲书曰:“仆等东海鄙人也，初入大邦，愿一与沈中名士会面……昨者，有人袖示《潘梅轩诗集》，卷中有先生跋文，真好文章，读其文，不能不慕其人，今日特来相访。”这段文字既表明了来意，同时也解释了来拜访张裕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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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昆看后，连连拱手，并且提笔写道:“仆系布衣，并非名士。”客人问:“先生是民家，是旗下?”主人答称是旗下人，又书:“仆是市人，实非命士。”李氏兄弟见张裕昆一再谦称是“布衣”百姓，便接连写下徐乾学、朱彝尊、顾炎武等清初著名学者的名字，以试探张裕昆的学问。张裕昆看出朝鲜客人的用意，回答之后，便主动发问:“贵国有闺秀许素(景)樊，八九岁能咏诗，果然否?”李成仲大吃一惊，忙问:“何以知其人也?”张裕昆答称:“鄙所藏此文集矣。”而就这一答，足以让客人明白主人绝非等闲之辈。试想一下，商人出身的张裕昆不仅知道朝鲜有一个八九岁能咏诗的女诗人，而且还收藏其文集，恐怕当时的进士也达不到他的饱学程度。

　　接下来，李成仲笔问:“宣聪文章写的到底如何?”张裕昆答:“八股不过应制，诗文稍可。”其弟李君稷见进士出身的宣聪仅得到张裕昆“诗文稍可”的评价，趁机提笔写道:“今来宅下萧然，图书已令顿消鄙吝。先生虽欲谦挹，能辞沈阳名士之称乎!”

　　张裕昆连忙转移话题，问兄弟两人居何官职?李成仲回答说:自己是进士，兄弟是秀才。张裕昆议论说，朝鲜的科举制度强于清朝:“此中人汩没于八股中，更无可观”。他又拿笔写下:“现今官途甚难，学人出仕，等三十年，犹难作州县官。词林出身虽清高，非家道殷富培植不可。某退居林下，教子务本业，亦足自娱，何必慕名士之虚名，而不能副其实也。”这段文字巧妙地表达了张裕昆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例如，前面提到的进士宣聪就是如此。所以，张裕昆选择了经商教子，过着隐士的生活。

　　话说至此，李君稷顺势向张裕昆提出:“先生必有诗文华稿，请一玩。”张裕昆答称多年笔砚荒疏，没有留下存稿，何况即使有也不敢呈览，以免贻笑大方。随后，张裕昆拿出《潘梅轩诗集》，问他们是如何找到这本书的。李君稷说是一个来自海州(今海城)的单姓生员拿给他们的，并且翻到书中《题张裕昆桐阴小照》处，指着题诗中“手把玉版爱谈禅”句问道:“先生果爱此耶?”张裕昆笔答:“禅家顿悟，别有妙解。”表明自己确实很喜欢佛教的禅宗。

　　李氏兄弟向张裕昆告别时，双方约定:以后张裕昆如果有时间，请到朝鲜使团住地相会;张裕昆若是不在家，则请朝鲜客人到张家后边广发号当铺，或到城里长裕号、长春号店铺找他相叙。李君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数十日东寻西找，终未见一人。此子虽未见大可意，亦自肮脏朊略少城市态，谈说亦频频可喜，即其室中图书，足令人开眼。是日与仲兄相顾怡然。

　　在以后的频繁交往中李君稷才知道，说张裕昆的学识“令人开眼”，只说对了一半而已。

　　谁谓沈中无人士

　　八月二十六日，李君稷打算去拜访张裕昆却因雨受阻，正当他闷坐房中心情烦躁之时，忽然听说张裕昆前来看望，将其迎入屋内，略作寒暄后，仍用笔谈。李君稷问:“方今天下，谁为第一文章?”张裕昆答:“愚困守家庭，实不知谁为第一，不敢妄答。”李君稷又问:“天朝以朱彝尊为文宗，果然否，毛西河淹博不减古之学者，而所论多与宋儒相反，今之君子以为何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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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昆的看法是:朱彝尊著作虽然很多，而文笔不如魏禧、侯朝宗、施润章、王士祯和汪琬诸人，毛西河知识渊博，而生平喜好攻击宋朝儒学大师朱熹，因此影响了个人的声誉。他又补充道:“魏、侯两人文集现在犯禁，故不传。”魏禧和侯朝宗两人参加过抗清斗争，思想上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并在其作品中有所表现。乾隆帝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大兴文字狱，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所以张裕昆说“两人文集现在犯禁”，这也是宣聪等文人不愿会见李氏兄弟的原因。

　　当日，李君稷在日记中再次写下感受:

　　此日所与讨论者，不过膜外说话，不足尽其所有，而即其数转语也，觉透露面目，显有暮年穷庐俯仰感慨之意。古今书籍亦可知涉猎颇广，谁谓沈中无人士也。

　　八月二十七日，李氏兄弟第二次回访张家，看到了张裕昆收藏的书法珍品:“淳化帖右军父子卷，玄秘塔、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皆非常品，玄秘、黄庭尤佳。”其中的“淳化帖”，又称《淳化阁帖》，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作品汇刻本，张裕昆收藏的“右军父子卷”，即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因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玄秘塔”即《玄秘塔碑》，是唐朝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作品。“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临摹的书法精品。李成仲对张裕昆收藏的这些书法绝品艳羡不已，鉴赏后评论道:

　　“玄秘塔”最难佳品，而此帖不失颜公面目;董太史(即董其昌)笔来东者亦不少，而赝本甚多，此帖独得晋人笔髓，尽难得矣。

　　九月初三日，李氏兄弟再次拜访张裕昆。由于彼此已经十分熟悉，所以朝鲜客人把话题由书法诗赋转向清朝的具体情况。例如，关于清朝的皇族姓氏，张裕昆答称:“本朝本觉罗氏，翻华姓为赵。”再如，关于旗地和民地的区别，张裕昆说:“旗地系自己买的，官兵有赏的，兵死则另给新兵;民地许旗下买，旗地不准民人买。”又如，关于汉军的来源，张裕昆的解释是:“国初，民人投顺，拨在旗下，故名汉军。”他的这些说法，不仅大致符合事实，而且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地区，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号称“开疆展土二万余里”，并且陆续设立镇西府、迪化直隶州(今乌鲁木齐市)、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府州县。李君稷表示不相信:“开疆若至二万之远，则西域诸国当尽入内服，恐是传闻之过也。”张裕昆肯定地回答:“此系实事，并非传闻。建立安西府，新设州县甚多，有《王会图》可考。”既对朝鲜客人宣传了清朝的强大，又展现了他丰富的地理知识。

　　双方谈兴正浓，到了吃饭时间，张裕昆“设小酌以待”李氏兄弟。张裕昆多喝了几杯，变得更加健谈。李君稷见张裕昆情绪兴奋，趁势提出:“弊邦僻陋，文籍鲜少，贵案上《经义考》及《楞严经》若蒙见惠，当以土宜数种为回礼。相契颇厚，冒羞奉凂，可许之否?”张裕昆当即痛快答应下来。

　　李君稷得到两部书还不满足，又向张裕昆请教书中的问题来。他提笔发问:“‘首楞’是何义?”张裕昆答:“佛三十二相，不见首相，不过最上义。”李君稷又书问:“乞食是何道理?”张裕昆十分幽默地写道:“佛书檀施系一义，无所不施也。二先生要此数部书，仆独不施乎?”说到这里，三个人大笑起来，愉快地结束了这次会面。

　　论文谈艺真风雅

　　九月初八日，李氏兄弟与朝鲜使团官员柳景明同去张裕昆家作客。因为柳景明是朝鲜使团中的书法家，张裕昆通过李氏兄弟得其书法作品，所以邀请他前来做客。朝鲜客人发现主人做了精心准备:“东、西壁挂着数幅名人字画，南壁揭今皇帝(即乾隆)御笔。几砚炉碗，列觉净洒。”在主人的书案上头，还摆着一座古色香炉，上有明朝宣德年间的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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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景明已经从李氏兄弟处得知:张裕昆家中藏有不少书法珍品，“请见米元章、沈石田、赵松雪、仇十洲书”，然而，这一次张裕昆却回答说:“唯有沈画，赵则最多赝本矣。”随即拿出沈石田(本名沈周，号石田，明朝著名画家)的两轴画来，一轴是《淡墨山水图》，另一轴是《锦苋图》，供朝鲜客人欣赏把玩。对于那幅《淡墨山水图》，李氏兄弟和柳景明一致认为是沈石田的真迹，而且是他绘画中的佳品。对《锦苋图》尽管意见不一，也认为即使不是沈石田的原作，也出自名家临摹，绝非“俗笔锦苋”。

　　品评完沈石田的两轴画后，张裕昆又拿出一轴傅雯的《渔翁图》，这是一幅罕见的指头画作，“笔势苍然，极有古意”。三位朝鲜客人见到这幅珍品，真是惊喜交集，全部目光都凝视在画面上:

　　一渔翁被破布衣、穿麻鞋，右手持贯鱼，左手荷钓竿，须眉欲动，依然有山泽气味。上书“闾山傅雯写意”。

　　李氏兄弟和柳景明边观赏边赞叹“真是名画”，急欲知道画家傅雯的出身来历。于是他们从张裕昆的笔下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傅雯是当时有名的大画家，乾隆帝非常喜欢他的画风。有一天，乾隆帝召傅雯进宫，交给他一轴皇帝本人的画稿，“使之渲染”。谁知这幅画到了傅雯手里，便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乾隆帝再次召见傅雯，询问为什么迟迟未将画稿交还，岂料傅雯竟然回答:皇上的画稿中有一笔不符合标准，因此根本无法为其渲染。乾隆帝气得真是七窍生烟，命令卫士立即将此人打出去，今后不许他再给别人作画。傅雯因为得罪了皇上，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请他绘画，不幸饿死了。

　　张裕昆最后展示给客人的是一幅横轴:

　　中有一人，年可三十许，眉宇清秀，荫碧梧，手持一卷书而坐。前有太湖石一坐，杂花数朵，又其前朱栏俯池，荷花盛开，小鱼绕行。荷间一童方洗砚池水，坐后一童吹火煮茗，有鹤拳一足，回顾刷毛，其人颜貌依稀可认。

　　三位客人欣赏这幅画的时候，越看越觉得画中主人的颜容体貌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此人。他们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后，引得主人大笑起来:“此仆之三十岁行乐图也。”客人也随之笑了起来，原来画中主人就是张裕昆本人。张裕昆请求李氏兄弟:“数轴画中，二公就一佳本题诗文，俾燕石增价，如何?”李成仲当场表示，他特别愿意为张裕昆的“行乐图”题写诗文，用以叙述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这就是本文最前面的引用的那段文字，使两百多年后的沈阳人得知当年“万泉居士”的流风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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