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没错，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说的就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

　　赵构第一次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敌当前，年轻的赵构还是很有勇气和骨气的。可从其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位宝贝哥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赵桓对他似乎不怎么待见。明知弟弟在金营里面，还允许将领们去偷营，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赶吗。好在赵构命大福大—其实说来还是那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出了这档子事，赵构还很镇定，这使得金人心生疑惑—在他们看来这些长在深宫里，只知声色犬马，锦衣玉食的王子哥儿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早应该是吓得屁滚尿流了，而如果是亲王的话，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亲王是冒牌货，即使不是冒牌货分量也不足。他们倒是猜对了，因为赵构虽是九王爷，可是在王室里地位确实不高，因为他是庶出，而且徽宗对他老妈感情也不深厚。因此金人要求换人—因祸得福啊，赵构得以逃出生天。从以后赵构的表现来看，我想在这次作人质的过程中，他深刻的认识到了两点。第一就是他看到了金朝兵威之强盛，使得他那点在深宫里养成的不知深浅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壮志豪情深受打击，也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了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残酷。其二是他可能也因此对老爸老哥有了很深的成见，并体会到了帝王家里亲情的凉薄—这也可能是他以后对国耻家仇不那么刻骨铭心的一个原因。

　　过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汴京—他又摊上了一个和上次一样的苦命差事—去金朝议和。这次是金人指名道姓要他去的，可能是经过上一次他的表现，金国人觉得在宋室里面还就他有点出息，所以要先抓过来。哪知我们的九王爷又一次因祸得福，还因为这一趟“出差”从此踏上了延续宋室香火，保存国祚的中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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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赵构，我们还是从这里说起—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中原王朝因为内乱或外族的入侵被迫南渡，它们分别是晋朝、宋朝和明朝。在宋之前，是晋室的衣冠南渡。据史载高宗听说杨万里的诗里把他比成晋元帝，非常不高兴。有些对赵构不感冒的人会说，晋元帝再怎么不济。也不比你赵构差—毕竟人家没有向北方称过臣。但我们还是需客观的承认，高宗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对王朝的建设和发展，高宗都是要远远超过晋元帝的。毕竟宋室南渡时的情况是要比晋元帝在建康称帝时的情况艰难许多。这是因为当时金朝已经灭了北宋，并派兵对高宗处处紧逼，而他身边兵马很少，情况实在紧促。而晋元帝称帝时在南方已经经营了近十年，基础已经比较牢靠，同时北方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混乱之中，对南方的威胁比较小。其次是赵构即位时才20岁，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经验，而司马睿登基时已经41岁，在地方从政也有了20年左右。第三是司马睿有王导这样在江南根基深厚，深孚众望的人辅导，而赵构却缺少这样好的条件。第四是，终南宋一朝，无论是从国祚的长久、皇权的威望、军队的控制、王朝最后的结局方式这些方面来考虑，南宋都是要强于东晋的。有些人会提出在晋元帝有王敦的叛乱—其实，高宗朝开始时不也有苗刘叛乱?当然，这样的可比性毕竟不大，因为历史环境不同，高宗和元帝的享国时间也有巨大的差异。

　　既然说到了王朝的南渡，我们不妨继续谈一下南宋和南明的情况。高宗被赶到南边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他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人员防守住了江淮，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明代，有明一代虽然一直经营南京，整个南方的经营远过于北宋对南方的经营，南京六部九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左良玉和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土崩瓦解。与南宋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以此论之，宋高宗虽然在恢复中原方面深受后人诟病，但也不能算一个昏君。

　　终宋高宗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绍兴八年之前，南宋既和既战，对“和”的追求并不那么彻底。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赵构登基不久，需要一面旗帜，一个信念来团结广大的抗战军民。如果这个时候一味求和，无疑会凉了广大将士们的心—人家还不如拥护张邦昌呢。第二就是历朝历代无不是以忠孝治天下，现在父兄被人挟持到东北打猎去了，你却一门心思求和的话，于国是不忠，于家是不孝，那么得国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第三是金国那个时候压根就不承认你这个“流动”政府，他们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对赵构这个小孩子是必欲擒之而后快。所以，在前期金宋两朝是打打杀杀的闹了好一阵子。后来金国人发现自己一时是灭不了这个小朝廷的，而这时宋高宗的地位也渐渐稳固了，再不必羞答答的表示自己的“和平愿景”。

　　到这里似乎可以进入人们熟悉的主题了—那就是八百多年来在这位君王世界里最为后世诘责、叹息和痛恨的两个议题：和与战，忠与奸。

　　小时候接触的第一本书就是《说岳全传》—一本章回体演义性质的小说，具体的样子记不得太清了。因为那时没读书，是爷爷一回一回说给我听的。在这本书里—知道了那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英雄—岳飞。

　　谈宋高宗，就绕不过岳飞—绕不过岳飞的为人、功业以及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历史上有两个这样的武将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这般影响，一个是关羽，一个就是岳飞。关羽取义，岳飞取忠。不管王朝怎样变迁，这两个人都受到当政者的热烈追捧—而且两个人都神话了—都被封了“神”。尤其是岳飞，当年还是冤死在自己尽忠的统治者手里—这样的反差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史料，我们来总结一下岳飞：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为人耿直，坚持原则，对国家和君王赤胆忠心。但也有一些小缺点，那就是有时爱使小性子，说话办事没有足够灵活性。当然瑕不掩瑜，千百年来人们敬爱岳飞，是因为他一直是站在广大被异族压迫的老百姓一边，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抵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工作。所以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对岳飞的“崇拜”还将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了解的岳飞—一方面来自民间的众口相传，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一些史籍资料，尤其宋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宋史受到史学界的肯定，但是其中关于岳飞的传记资料主要来源岳珂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一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对其祖有许多的溢美过誉的地方。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比如拿岳飞的功业来说吧，我们熟悉的朱仙镇大捷在《鄂王行实编年》之前的史料中就不曾有记载—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否定这次大捷的存在，只是存在疑问罢了。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金史—金史因为底本好，客观性更强，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比宋史要好。在金史中还是一些岳飞的败绩记载，岳飞的一些战绩也没有今天我们了解的那么辉煌。还有孝宗上台不久为了北伐的需要，给岳飞平了反。但在其后不久(乾道二年)再下诏评定中兴十三处战功中(这次不用担心功绩故意被尘封吧)，岳飞却榜上无名，这只说明他的杀敌功绩被拂去若干年的垢腻沉积之后，在宋朝人之前，面孔依然比较陌生。岳飞是中兴四名将里面最年轻的，也是提拔最快的，而且他的地位和功绩在当时就受到了肯定，我想这些大家都是没有异议的。写这些话，想说明的是即使我们非常尊敬这位爱国将领，但我们也无须把他的功业无限的夸大—因为岳飞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地位和战绩，而在于他那足可以穿越历史长空，流芳千古的节操和铮铮铁骨。

　　应该说，宋高宗于岳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岳飞是在常年的抵抗作战中，被宋高宗所赏识，并一步一步从一个中低级军官提拔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我们看到，自建炎四年(即绍兴元年)岳飞第一次见高宗，到绍兴六年的这段时间，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都很融洽，是君臣两人关系史上的黄金期。其后宋高宗就慢慢对岳飞心生不满，直至最后下定决心除掉他。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关系的破裂—或者说是高宗对岳飞的印象急转直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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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看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在早期，应该说宋高宗对岳飞有知遇之恩，而岳飞则事君以忠—如果这种君臣大义能够维持下去，那也真是一段千古佳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但在国事上，就是在个人感情上，两个人的关系一度都很不错。比如岳飞有好酒酗酒的毛病，高宗就劝他戒酒。岳飞有眼疾，高宗就好几次亲派御医去给他治病。还有高宗对相马之术深有研究，所以他有时还和岳飞轻松的论论马。这些都显示他们不但有君臣之义，还有朋友之情。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刚登基时的高宗来说，如果他也需要一位朋友的话，那岳飞可能是最合适的了。首先，君王的朋友，可能里面或多或少的有政治意图在里面—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对于高宗来说，他需要一个朋友，更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嫡系将领。因为他那时可算是匹马渡江，手里的兵马基本上都是临时拼凑的—本来嘛，他自己从未带过兵。而岳飞恰好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有人会认为张俊是高宗在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时候带出来的。事实是在之前张俊就带兵许久了，并不是高宗一手提拔的。而岳飞则几乎是高宗一手培养的，要说嫡系，岳飞才是他的嫡系将领。第二，高宗就比岳飞小四岁，是当时所有大臣将领里与之年纪相差最小的(其他除刘锜外，都比他大15岁以上)，不存在代沟的问题。这肯定使他有亲切感，对于孤家寡人的高宗来说，这种感觉很重要。他是君王，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何况他那时才二十多岁—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冲动也很需要友情的年龄。第三，在岳飞面前高宗不但有亲切感，应该还有安全感。你想高宗以前在深宫里锦衣玉食，估计一点重活都没干过，当了皇帝后，整天被吓得到处乱跑。可岳飞呢，比他大不了几岁，年纪轻轻就要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干的可是有了今天就没明天的营生。可即便如此，他照样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斗志和热情一定感染了高宗，让他感觉有希望，有安全感。第四，岳飞是那种耿直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在开始阶段，一般都讨人喜欢—尤其是君王，谁不希望大臣将领们少些花花肠子啊—可是如果太少了，日子一久，估计自己也不喜欢—人性使然。第五，最为可贵难得的是，岳飞不但武艺好，谙熟兵法，而且还不是那种只知道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文才还非常的好，还有更令他惊喜的是岳飞的书法也很不错—书法这高雅艺术，可是老赵家的传统手艺啊。和他老爸一样，赵构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君主，他善诗词，尤工书画(想来有趣，在高宗，岳飞，秦桧这个南宋早期的“铿锵三人行”里，虽然后来充满血腥的斗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那就是书法，这也和大宋的国策及文化政策有紧密联系吧)。所以君臣之间在国事之余，还可以就兴趣爱好切磋一下。

　　之所以写这么一大段，主要是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赵构和岳飞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君臣关系。个人觉得，在历史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加入人性分析。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和文化这些都会变，不变的是人性。而且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即使贵为君王也不例外。

　　写了君臣两人的关系，接着可以讨论这段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案—高宗为什么要杀岳飞了。

　　第一个原因广为人知，即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可是在张浚和秦桧的提醒下，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封建王朝，未经皇帝允许脱离岗位可称得上狂妄悖逆的大罪。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个有点小脾气的人—可是，即使“使气”也得看对象啊，而且还要当皇帝的三次下诏来请，同时君王在这种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岳飞也算博古通今，这一点应该知道的。可岳飞不但为这个的事情发脾气，还要当皇帝的三番四次来请，也可见岳飞认为自己和皇帝是有“交情”的—一般的臣子何敢有这样的举动?

　　第二就是关于岳飞向高宗建议“立储”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之前已经有大臣提过这样的建议了，并得到了高宗的嘉许，为什么岳飞一提出来他就不高兴。二是立储“正资宗之名”—历史上就有是以高宗名义还是以钦宗名义立的争论。我们在这里暂讨论是以高宗自己名义立，那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高宗有猜忌愤怒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从老赵家的传统来说，是深忌手握重兵的武将干涉朝政的—尤其是立储这样的大事。其次，在高宗还只有三十岁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一般会朝两个方面想：一、谁不想立自己的儿子继承这份大家业啊，现在我没儿子你却提出来，分明是认为我不能生了吧。第二，即使不是第一种考虑，那么立储，还不就是为了安定人心，为出现万一的情况做准备?难道我三十岁就会有什么不测?如果是一般的大臣还好，那样只会使高宗心里不舒服，可能还要表面上称赞几句。可以岳飞的特殊位置，加上两人关系还一度那么融洽，提这样的问题，就不简单是恼怒的情绪，还使得高宗很难堪—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心怀恨意的(何况他还是一国之君),哪怕他再忠诚，再怎么替自己着想。

　　第三是关于议和的事情，本来对于国家政策，有宋一朝，武将都只有执行的份，可是岳飞不但不同意，而且公然反对，态度还非常坚决：“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样的话很重了，对于一心致力于“宋金友好”事业的高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第四是关于岳飞两次赴淮西的军事支援行动，动作似乎都慢了一些。这是高宗台面上要杀岳飞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关于这个事情有比较大争论，但个人认为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张俊需要负主要责任，但岳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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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是宋金议和金国提出的条件，以前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可笑，很简单—能战方能言和，赵构也算是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把敌方提出的无理条件认真的执行，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时宋朝基本上实现了以战促和，双边大体上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宋朝也不只有岳飞你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啊。从另外一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理由是正当的：1207年，南宋伐金失败，宋朝被迫将主持伐金的宰相韩侂胄杀害，并将其头颅送往金国谢罪。杀掉主战派，以为和谈信用—这是金国人提出的条件，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还可以往下看一下历史：1161年，金主完颜亮侵宋，宋金两国翻脸，高宗禅位之后，第二年便从孝宗所请，为岳飞平反。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岳飞是和谈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原因不只这一个，里面还有高宗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至于说岳飞北伐为迎还二帝的想法触怒了高宗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是杀岳飞时徽宗已经去世多年，而钦宗呢，即使回来也根本就不会形成威胁。主要是因钦宗乃亡国之君，且当皇帝还没有两年，根基浅，没声望。那时南宋全是高宗带出来的人马，没一点钦宗的势力，谁那么蠢会去讨好一个啥都没有的过气前皇帝。

　　至于杀岳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谋反”，这个就不讨论了，一是历史上的“莫须有”已经给出了答案。另外，我们看到在秦桧死后，高宗还是给许多秦桧制造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可就是不给岳飞平，可是几年之后，孝宗为了北伐向他请示关于为岳飞平反的事情，他还是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岳飞确实是被冤杀的，否则真是谋反，如果被证实了，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大罪，何谈平反?另外就是先前不予平反，后来形势变了，又同意平反，可见其中有私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正所谓宠之越深，恨之越切。只是可怜岳飞，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统治者政治棋盘里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们说岳飞冤死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他呢。我们知道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高宗对他逐步加重疑虑是很正常的了。我们了解宋高宗与岳飞关系，是否可以想到另外一对也很有名的君臣关系呢—雍正与年羹尧。岳飞与年羹尧都是文武双全，为国之栋梁，也都是皇帝的嫡系人马，一度和皇帝的私人关系也都非常好，为皇帝所倚重。可最后两人都被自己效命的皇帝所杀，只是年羹尧没那么冤—毕竟他实在是飞扬跋扈了一些—而岳飞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复杂许多。

　　至于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还是秦桧—只能说他们都是主要凶手，不存在秦桧矫诏杀岳飞的事情--秦桧死后，有人攻击他，高宗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从这里看出，杀岳飞绝对是出于宋高宗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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