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瓦解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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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其起点，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导致国家经济能力持续下降。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黄巾起义后，不同的地方政权，或以强化集权能力为目标，或以强调世族主导利益为导向。最终，曹操集团以“唯才是举”的策略，广泛吸纳各阶层人才，并通过屯田制等有效组织手段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以世家大族统治为依托的河北袁氏集团，统一了黄河流域，进而在魏蜀吴三国竞争中逐渐胜出。
曹魏后期，司马氏通过与当朝世族大姓联姻或政治结盟的方式，获取大姓的支持，同时暗中培养军中势力，以残酷手段夺权。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家归晋，版图恢复了初步的统一。
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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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皇权与世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王朝，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地士族的联合专政。其权力结构，是弱皇权与强宗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据大统，资历浅，威望低，影响力也弱，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门支持。另一方面，南渡的世族则需借助皇室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维持门第和家族利益。因此，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南迁的北方世族门阀势力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掌控者。东晋建国初期，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其中，王导在内主持朝政，司马睿称其为“仲父”，王敦在外统领军务，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东晋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才能维持偏安统治;另一方面，东晋皇帝又以“共主”身份，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至于南方吴地的本土世族，虽不能参与朝中枢机，却在当地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地方影响力，是需要安抚和团结的对象。它们也通过承认东晋皇权的合法性，换取朝廷对其自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认可。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门阀子弟凭借门第和出身，初入仕途即是四品、五品;所任官职，也多是职闲廪重、地望清美的“清职”，进而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此外，门阀子弟多以清高脱俗为标榜，鄙视俗务，崇尚雅言清淡，追求精神放逸、自由。这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和繁荣，但也使得高门世族习惯了优越舒服的日子，日渐消磨糜烂。
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了南朝政局。南朝政治，先后有刘宋、萧齐、萧梁和南陈，多为禁军首领政变所建。鉴于东晋王室孤微、门阀势盛的教训，南朝皇帝为维护皇权和制衡高门世族，往往以宗室子弟掌握军权，守为外藩。但皇室与外藩诸王之间，多有猜忌，常起冲突，以致骨肉相残，政局更迭，各朝维持的时间都不甚长。在中枢权力部门，南朝皇帝多以“寒人掌机要”，带动了寒门势力的崛起;南朝门阀大族，大多尸位素餐，日渐没落，但其门第地位和生活风尚的影响仍在。寒门人士想跻身世族，仍然往往难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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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是“侯景之乱”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饿死者无数，“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宇文泰占领江陵，俘虏南方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等到隋灭陈、统一全国时，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
“五胡十六国”
从部族走向“成熟国家”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其中16个国家的情况，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复杂、繁乱。大致而言，多数政权为胡人所建，少数为边地汉人所建。这些地方性割据政权初建时，权力合法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为正朔，或者遥遵东晋天子，在名义上向晋室称臣。
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由孝文帝推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长制，强化北魏国家的经济汲取和社会控制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社会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改汉服、用汉姓、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此外，任用南朝逃亡过来的世族王肃，主持改定郊祀宗庙之礼，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及宗庙礼仪等方面进一步向南朝看齐。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北魏国家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北魏的国家化进程。
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转为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北周宇文氏政权，依托关中地区的汉族士人，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国家治理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汉人并赐鲜卑姓氏，让其加入府兵，促进了北方胡汉民族的交融，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熔铸，实现了从“部族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历史跃迁，为隋唐帝国的最终统一，准备了制度上、组织上、文化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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