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字伯约，今甘肃天水甘谷县人。他27岁以前是魏国的天水郡中郎将。在他27岁那年，诸葛亮一伐中原，兵围天水，天水太守马遵怀疑姜维等人叛国，于是关闭城门。姜维等人走投无路，只得降了诸葛丞相。

　　关于这件事，史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伯约回到冀县后，那里的人民推他为代表，向丞相投诚。不管怎么样，从中都可以看出，伯约降蜀并非出于自愿。

　　诸葛亮对于伯约降蜀非常的高兴，他写信给蒋琬等人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也就是说，诸葛亮十分肯定伯约的才华，认为马良等人都比不上他。而且诸葛亮对于伯约心存汉室之心十分赞赏。其实伯约会心存汉室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喜欢郑玄的学说，也就是说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汉末清流派的思想应该是有共同之处的。而从诸葛亮写给蒋琬等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诸葛亮有意栽培伯约的一番苦心。诸葛亮死后，伯约会多次对魏用兵，也是诸葛亮苦心栽培下其思想对伯约潜移默化的结果。而后来伯约在生活上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诸葛亮生活简朴的影响。从诸葛亮到伯约，蜀汉官员基本上都是以廉洁为荣，从而形成诸葛亮系列的蜀汉官员形象。

　　诸葛亮死后，伯约曾十一次用兵，但都收获不大。其中延熙十六年，十八年的战役均获得大胜，其余战役，均为大败或不克。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伯约力图复国，但由于魏军官胡烈说伯约妄图尽坑魏兵，于是魏军便在某天暴动起来，杀了伯约与钟会。

　　对于伯约的一生，民间多传认同说法。而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却大多持否定态度。对于伯约的一生，功过实在难以评定，小女子个人认为，伯约在历史上不管功过如何，都不应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出现。

　　对于伯约争议最大的是北伐事件，个人认为，伯约北伐有利有弊，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利大于弊，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首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姜维执行的北伐政策是蜀汉稳固防守的有力保障。自从诸葛亮北伐以来，魏就已经将蜀列为第一大患，无时无刻都想出兵灭之。只要一有机会，魏便会迅速集结其兵马攻蜀。在当时的条件下，司马氏代魏已是无可避免的了。而只要司马氏一完成代魏的工作，就必然会迅速集结兵马，出兵灭蜀。而姜维掌权蜀国后，他虽然处在兵少将寡和转运粮草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攻击。而连年的征伐使曹魏仅仅腾出两次机会南征蜀汉(曹爽和钟会两次)。因此蜀汉北伐就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破坏魏建立伐蜀军事前线的计划，使曹魏几乎无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兵力全力攻蜀，使蜀汉政权得以在文伟死后依然能存在多年。后来司马家族在未建立好伐蜀前线的情况下不顾一切伐蜀，虽胜利但自身也损失不小。而且北伐也起到了练兵的作用。如果一味地进行所谓的休养生息。那么军队就会缺乏实战经验，而且国人亦会出现不思进取的情绪。一旦敌人来犯，蜀汉必亡。而后来钟会以压倒优势攻蜀，蜀兵依然能够打得钟会想退兵，当中固然是姜维固守剑阁天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蜀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忽视。正是由于姜维多次北伐，使得蜀汉士兵的战斗力得到大大提升，才使得钟会困死剑阁，无计可施。要不是后主昏庸，必定功亏一篑。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第一，战争是肯定要消耗国力的，问题是你怎样去补充。姜维北伐消耗蜀汉国力无可否认，但是消耗实际上是极其有限。首先，将蜀锦出口(对魏、吴、越南、罗马出口)作为军费来源大头，而蜀锦的生产却是国营，不累及百姓。同时大力发展盐铁业，将武器装备精良化，步兵、弩兵战斗力独步三国，也因此有了决敌之资。因此根本不对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造成多大的威胁。只要看看蜀汉后期只发生了两次农民起义就可知，怨言是有的，但并非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否则蜀汉政权何须司马来灭?蜀汉人民早已灭之!

　　第二，姜维北伐起到了联羌的作用，少数民族对于北伐的物资供给颇为巨大。据《王嗣传》：“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可见，姜维北伐少数民族出资不少，甚至到了国赖其资的地步。又何来使蜀汉物资消耗巨大，甚至弄到亡国地步?如果蜀汉物资真的消耗巨大，那么从何解释蜀汉灭亡时提交的国库数据，尤其是其锦匹的库存数居然达到20万匹?所以要说姜维北伐导致蜀汉国力弱到非亡国不可的地步真是荒谬之至!!!

　　第三，据险固守根本就行不通。你去发展经济，养精蓄锐，难道敌国就不会也发展自己吗?当年诸葛亮死后，蒋琬等一度采取防守政策，结果呢?曹魏便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恢复国力，终于至正始年间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淮南经济区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军事集结以及战时军需生产的集中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于是原来已经比蜀强大的魏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这个就是所谓发展经济造成的结果!!!

　　第四，北伐，给曹魏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它可以缩小两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距。在延熙十七年，姜维发动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魏国负责守备狄道的军事长官李简眼见不敌，举城投降。姜维进而包围襄武城(今甘肃省陇西一带)，与魏军交锋，斩杀了魏国将领徐质，魏军败退。姜唯趁机掠走了当地三县的居民回蜀，同时也将陇西、南安两郡，置于蜀军的控制之下。攻城略地是古代兵家出战最根本的目的，战争总是消耗国力的，关键是需要得到足够的补冲以及削弱敌国。因当时军事上处于冷兵器时代，经济上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人口和城市的多少关系到一个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增强或削弱。邓艾就曾经说过蜀国的军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而魏军则补充了大量新兵，所谓军队数目多，但战斗力反而不如以前。说明了魏为了对付蜀军，颇为不堪蜀军之扰，弄得要征新兵来增添军队数量，增强边境的防御力量。军费开支必然要增加好几倍。虽然蜀出兵也要花费大量的军费，但蜀每次出兵人数只在数万，而魏则动则是蜀的好几倍(起码三倍)军费开支自然也在蜀的几倍了。而且征发大量新兵必然会使国家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前线的农业生产受到负面影响，无形中削弱魏的经济实力。而且从关中调兵，这样就拖长了魏的补给线，关中的经济也必然受到影响，关中经济区是曹魏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动发全身，最终放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走势，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姜维把魏的人口土地掠夺过来，既削弱了魏的经济实力，又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增长。达到了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

　　再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姜维北伐也是为免兵权落入奸佞之手，导致蜀汉更快灭亡。朝中政权已被宦官奸臣把持。如果姜维不进行北伐，留任于朝廷之内，必然会为黄皓等奸臣所害。就更会给魏以可乘之机。蜀汉就会亡得更快。而事实上，最后司马决定出兵灭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看到蜀汉君臣失和，奸臣把持朝政，姜维被迫屯田沓中，无法再用兵于魏，因此得以迅速集结兵马出兵灭之。

　　问题在于，蜀汉灭亡在姜维当政时期。因此，上述所谓的利根本无法体现出来，而我们看到的只是蜀汉当时进行北伐不具备有利条件。出川之路崎岖难行，朝中大臣对于北伐的意见也不一致。蜀汉北伐没有地利与人和。更为重要的是，蜀汉的军事经济实力与当时的魏相去甚远。蜀的人才也处于凋零状态，朝中奸佞当道。姜维北伐变成了使本身就弱小的蜀汉雪上加霜之举，他本身也被人批评为穷兵黩武，再加上姜维对汉中防务的调整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料的成效，他北伐只得先丞相之形而未能领略先丞相之实。在这一切一切理由之下，姜维成为导致蜀汉灭亡的主要罪人。对于这一切，小女子除了痛心，同情，愤怒之外，实在无话可说。因为历史证明，如果只想偏安一隅，凭险固守那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蜀汉是天府之国，不必依靠外界也可以存在下去，但其前提条件是别国没有夺蜀之心。虽然说也有不少政权在危急时刻避难到蜀，但是并不是在蜀就能保证偏安。假如蜀国军民失去了争夺外部土地的信念，蜀汉也会灭亡。打仗能锻炼蜀汉军队的战斗能力以及增加实战经验。若军队只知偏安，毫无实战经验，一旦敌人来犯，如何御敌?不思进取就等于坐以待毙!而且后主宠信黄皓，使姜维根本无法插手朝政，如何安内呢?姜维北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又何尝希望蜀汉灭亡，何尝希望辜负了先丞相当初对他的一番培养呢?而且蜀汉灭亡，应当由后主负全责。有人认为姜维北伐加速了蜀汉灭亡，这是不对的，魏国早就想灭了蜀吴两国，即使姜维不北伐，魏国也会出兵灭蜀的，这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姜维北伐加速了司马昭灭蜀的步伐，其实也说不通。后主宠信宦官黄皓，不理朝政，姜维曾向后主请求杀黄皓，后主不同意。姜维怕被黄皓陷害，因此屯田沓中，司马昭听说蜀国君臣相疑，所以决定出兵伐蜀，所以姜维北伐导致司马昭加快伐蜀的步伐也说不过去。后来姜维的告急文书被黄皓压下，后主听信巫师之言，不肯发兵，致使姜维独力难撑，退守剑阁，汉中失陷。而姜维据县险而守，钟会进退不得。已准备退兵，如果不是邓艾偷渡阴平，全蜀直功，姜维得领了。如果硬要说姜维要对蜀汉灭亡负责任的话，那最多也是犯了没派兵驻守阴平之责。

　　后主要负最最主要的责任!而且，姜维在蜀汉灭亡后还力图复国，虽然最终是失败了，但是这个能怪他吗?然而竟然有那么多人不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反而求全责备，毫无体谅之心。在他死后极尽己之所能对他进行贬损，实在为他叫冤!

　　另外，伯约在蜀汉防务上作了调整，这也遭到了重大的非议。史书记载：“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於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於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如果这个计划可以完全按照伯约的设想实现的话，对于蜀汉来说无疑是大为有利的，而且在当时蜀汉兵力不足军费耗资巨大的情况下，伯约提出的这个计划自然是为了蜀汉着想的。诱敌深入，以逸待劳，请君入瓮也是兵家常用之法。但可惜这个计划在执行时出了问题。一是蒋舒投降，二就是刘禅发兵不及时，导致这个计划的失败，蜀汉也由此灭亡。

　　历代批评家中最不客气的是孙盛。他说伯约不忠不孝不义不节。伯约真是太冤了!伯约投降蜀汉，无论是因为马遵不让他回去还是因为冀县人民要他去代表他们投诚，都表明了伯约是迫不得已的!根本不是有心叛魏，更不是战败而降，而是当权者昏庸猜忌或民心所向而致。而且当时蜀汉政治清明，其国家秩序为三国之最，贤臣择主而侍，理所当然!当时魏国也没把姜维降蜀之事看的太严重，认为他是迫不得已的，并没有对其家人进行处罚。而且他见到了诸葛亮，表明了自己心存汉室。效忠于汉，当然比效忠于篡汉的魏好多了。母召而不回，是忠孝不能两全，值得原谅。说的深一点，是舍小孝而取大孝，更令人赞赏。他带兵打魏，是诛灭贼国，不是打家乡或旧邦，不应称为不义，而是大仁大义。国亡而不自杀，一是为了遵奉后主之命，二则留有用之身以图后计。何况他最后是为复国而死的。不节之说又如何能成立?孙盛的批评完全错误!他和那些不知所谓的批评家一样，根本没结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为伯约设身处地的着想。

　　伯约身为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却继承了诸葛亮系列的蜀汉官员形象，清净廉洁，后庭无丝竹之乐，侧室无姬妾之侍，屋舍简陋，室无余财，清心寡欲，岂如郗正所说的“只是一时的楷模”，我说他简直是万世之表!

　　对于伯约，我有太多太多的惋惜。可以说他是虽得其主，未逢其时。而后世众多的批评家却以成败论英雄，只因他投靠的不是地方，以至身死族灭，就贬损他，将一切一切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说他“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加贬斥!这是与史学褒贬之义不符的。伯约何辜!生前倍遭排挤，受尽冷眼，死后还要面对千夫所指，一生忠义，一文不值。身前身后都如此孤寂。成王败寇，误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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