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鹦鹉的宫猫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人养育家猫的历史相当的“不久远”。

　　明代大学者张岱在笔记《夜航船》中曾经这样写道：“猫，出西方天竺国，唐三藏携归护经，以防鼠啮，始遗种于中国。”也就是说猫是唐僧取经，回国的路上，怕老鼠把经书啃了，随身带了几只猫，这样才把猫引进了中国。这种说法当然有些极端，但著名民俗学者和动物学家、民国时曾经做过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园长的夏元瑜先生也认为，猫在中国很晚才变成家畜，“商周秦汉的铜器玉器，以至陶制殉葬的冥器全没猫形的，《三字经》上‘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可见家猫在家畜中毫无地位，更谈不到列入十二生肖中了，在地支中的地位竟连老鼠都比不上”。张岱亦举出证据：“《诗》有‘貓’，《礼记》‘迎貓’，皆非此猫也”。

　　事实上直到唐代晚期，家中灭鼠也很少依靠猫。五代学者严子休在笔记《桂苑丛谈》中记载过唐僖宗末期的一件事，“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余”，此人酒量极大，“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有个姓乐的酒肆老板十分慷慨，经常招呼穷朋友来店中免费喝酒，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雪，杜可均来了，见老乐正闷闷不乐，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客人寄存了一领昂贵的衣物，老乐将衣物放在仓库里，谁知竟被老鼠啃了，现在要作价赔给人家，而鼠患越来越严重，老乐却又找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唯恐家中财物会遭到更多损坏。杜可均说：“我早年间曾经学过一道辟鼠符，杜绝鼠患特别有效，只是不知道现在还能够灵验，现在不妨一试。”然后画符，做法焚之，“自此鼠踪遂绝”——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对猫的灭鼠价值还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有唐一代，猫的名声一直不咋地。比如唐高宗的宰相李义府“容貌温恭，而狡险忌刻”，当时的人们给他取外号叫“李猫”，形容他两面三刀，外表温顺而内心阴毒。还有五代学者孙光宪在笔记《北梦琐言》里记载，唐左军容使严遵美，在官场上遭受排挤和冷落，心情抑郁，有时就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家中所养的猫居然开口说：“军容使失去常态，癫疯病发作了。”总之是各种的妖异。

　　笔记如此，正史亦不例外，《旧唐书·后妃传》中记载：永徽六年十月，武则天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之后，武则天命人将她们二人勒死，萧淑妃临死前发下毒咒：“愿来世阿武变成老鼠，我变成猫，生生扼其喉!”武则天又恨又怕，从此下令宫中不许养猫。

　　不过，这条禁令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遭到了淡化或废除，因为《旧唐书》的史料价值很高，真实可信，另外一部名叫《朝野佥载》的笔记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张鷟曾经在武则天当政时任御史。《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大意是说武则天训练猫和鹦鹉一起吃饭，然后给百官看，寓意着萧淑妃即便真的化身为猫，也早已散尽戾气和仇怨，能够和“武”和平共处了，谁知表演到一半，猫儿大概没吃饱，一口把鹦鹉咬死当了点心……《资治通鉴》中记载此事发生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距永徽六年(655年)过去了37年，这不仅预兆着“武氏”的不祥，还有萧淑妃的冤魂历37年而绝不谅解。

　　睚眦必报的妖猫

　　虽然猫“引进”中国的时间晚，又总带着那么一股子妖异的味道，但唐朝以后，养猫的人家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妖猫”的传说也一直没有断过。

　　宋初学者徐铉在《稽神录》中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建康(南京)有个人，养了一只猫，这猫“甚俊健”，主人非常喜欢它。这年的六月，猫突然死掉了，主人不忍将它抛弃或埋葬，“犹置坐侧”。没过几天，猫的尸体腐烂发臭，十分难闻。主人不得已，带它到了秦淮河边，扔进河水里，谁知猫一入水，居然活了，主人一看赶紧跳下河去救这只猫，竟然被淹死，而猫自己登上岸走了……这猫的灵异和冷血，闻之令人心寒。

　　不仅如此，在古代笔记中，猫还代表着一种睚眦必报的恶毒。北宋学者刘斧在笔记《青琐高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朱沛的人，特别喜欢养鹁鸽，有一天，一只猫吃了他的鹁鸽，这朱沛平日里为人残暴，一怒之下，把猫捉住，切断了四只脚然后放掉，猫拖着断肢惨叫了好几天才死。没过几天，又有猫吃了他的鹁鸽，朱沛“又断其足”，前后杀了十几只猫。后来，朱沛的老婆“连产二子，俱无手足”。南宋学者洪迈《夷坚志》中也有关于猫的报应的记载：有个厨娘准备晚饭，把一块腊肉放在案板上，“为猫窃食”，厨娘遭主母责骂，心中很是生气，便想方设法逮住了那只馋猫，远远地往木柴堆里扔，本心并不想把它摔得多重，谁知积薪之上恰好竖着一个木头叉子，猫落下时肚子正插在叉子上，“签刺洞过肠胃流出”，惨叫了一夜死了……一年后，这个厨娘在晒被子的时候，失足摔倒，小腹插在了竹片上，“小腹穿破，洒血被体，次日即亡，殊似猫死时景象”。

　　可能也就是与猫有关的灵异事件太多，在中国古代，猫在民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凶兆”，比如明代江盈科在《雪涛谈丛》中记载他家乡的民谚：“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来。”听来极为可怖，以至于“猪猫二物，皆为人忌，有至必杀之”。《雅俗稽言》中更记为“猫儿来，带麻布”，又称“猫儿来耗家”，这种说法流行的原因是“家多鼠耗，故猫来捕之，因‘耗’误为‘孝’”。不过有学者认为，“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耗)来”这句话不是说征兆，而是根据已然发生的事情进行的总结：“穷则墙坍壁倒，猪自阑入之，富则庖厨狼藉，狗自赴之，开当铺则群鼠所聚，猫自共捕耳。”但到清代，据《浪迹丛谈》所记，福建一地已经有所谓“猫衰犬旺”的谚语，意思是养猫之家易衰败，养狗之家易兴旺。

　　杀气十里的黑猫

　　要说猫“作妖”作出一定水平的，要数清代学者潘纶恩在笔记《道听途说》中的一条记载，花堰有一家姓俞的，共有兄弟三人，家里很穷，老母亲长年没有自己的屋子，只能独居在阁楼上，“而年及古稀，衰病龙钟，起居不甚适”。俞老大心疼老娘，就提出和母亲换屋子住，老太太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俞老大上得阁楼来，一看眼前的景象，不觉得十分辛酸，阁楼上“无床榻，无茵褥，惟展败絮一裹，竹簟一张”，老太太原本就席地以寝，虽然上面搭着个帐子，也早已破烂不堪。俞老大和老婆收拾了一下，感到有些疲惫，就一起先躺在地上睡下了，谁知，第二天早晨两口子睁眼一看，“帐幄皆为火化，竹簟败絮，四周皆成灰烬”，只有他们躺的那块地方没有过火。“一家并骇，莫测所为”，更加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种种怪异，无片刻安帖”。

　　俞家三兄弟请了一位和尚做法驱妖。“绘象数十轴布满一堂，自释迦、文殊以下，鬼卒鬼狱皆备”。僧人弄了一个大鼎，“炽炭其中，烈火熏灼……步步灌醋喷之，酸气四溢，扑鼻莫纳”。俞氏三兄弟各举着一个香炉，跟在僧人的后面。那僧人头戴毗卢帽，披着水田衣，手拿七星剑，口中喃喃有词，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法咒，踏梯上了阁楼，“拨火醋频频加紧”，白烟四溢，酸气顿时充斥了整个阁楼，那阵势有点儿像被蚊子咬急了的人举着灭蚊剂在屋子里一顿狂喷，妖异终于被熏得受不了了，“忽空落中跃起一大猫，修尾蓬蓬，目光如炬，疾驶若飞，足不及地”，从只有二指宽的窗户缝里钻了出去，逃之夭夭。

　　俞家三兄弟“俱谓猫鬼远遁，怪可从此绝矣”，谁知僧人前脚走，后脚那妖猫就回来了，“每日作恶，一如前状”。俞家三兄弟没办法，又去请僧人来伏妖，僧人摇摇头道：“不必了，那妖猫明年开春一定会离开。”俞家三兄弟不知何理，僧人说了一番很有哲理的话：“凡是人想久居某地，一定不会惹邻居讨厌，猫也是这样，憎恨你们越深，离开你们时越坚决，你们放心吧，那猫对你们骚扰得越重，越说明它失去耐心了。”

　　“明年，怪果绝”。

　　清代的妖猫如此，唐代的“妖猫”是真是假呢?小编以为，从正史和野史中对武则天的记录来看，唐代宫中养猫应该已经形成风气，所以杨贵妃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猫把玩也未必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否会像《妖猫传》中那样抱着一只纯黑的小猫，就不好说了。

　　纯黑的猫在文艺作品中往往作为一种法力强大，灵异指数极高的象征，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清代学者汤用中所著笔记《翼駉稗编》记载：金陵有个姓马的养有一只猫，“色纯黑，状极神骏而驯”。有一天有个蜀人路过他家门口，看到这只猫，立刻提出重金买之，姓马的不同意：“畜以自玩，不觅售也。”蜀客不停加钱，直加至百金，姓马的看他志在必得，只好同意了，成交之后，姓马的问：“猫已经归你了，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买它?”蜀客说：“实不相瞒，这只猫乃是神物，所在之处，方圆十里之内所有的老鼠都会死光，我家是做纺织生意的，最怕老鼠咬，却偏偏遭遇鼠患，数年之中，大量的纺织品被咬烂，买了很多猫来对付，谁知竟一一被老鼠咬死，今天得到这只黑猫，带回蜀地，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姓马的半信半疑，掀开家中阁楼的木地板一看，“果有死鼠数斗，大者重二十斤”!

　　由此推测，杨贵妃纵使真的养猫，恐怕也很难养黑猫吧。不过文艺作品，本来就不必为杜撰而穷究，毕竟比起那只小猫，《妖猫传》里杨贵妃的长相要奇葩得多。电影里的杨贵妃对李白说“大唐有你才是真的伟大”，而观众们对“混血杨贵妃”的包容才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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