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当然得有怪癖，没有怪癖的名士总觉得像是缺了些什么，不真实，不亲切…总之，名士就得有怪癖。
作为名士，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怪癖。
刘伶出去游玩，总让随从背一把铁锹，跟人家说，我要是死了，你就随便挖个坑把我埋了吧。这要换到现代，就是你坐地铁公交的时候，捧着自己的骨灰盒跟朋友说，我要是猝死了，麻烦你拿火把我就地给烧了吧!这等气魄，寻常人及不上——名士!
阮籍也喜欢出游，不过胆子小了不少。顶多就是坐着牛车，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路了就下来哭一场，以为“时无英雄，令竖子成名”。其实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多了去，只是阮籍不以他们为英雄，也不敢以他们为英雄。
阮籍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是三国争雄的时候。北方曹魏，江东孙吴，蜀地刘汉，哪里没有英雄?但乱世天下，也是多事之秋。
单就曹魏来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丕受献帝禅让，代汉称帝;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与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以权臣曹爽为首的诸多名士，大权渐归司马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杀夏侯淳等人，又废曹芳为齐王，改迎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因不满司马氏的专权，谋划宫廷政变，事败被杀;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阮籍的好友，同为名士的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以司马昭为相国，进爵为公，加九锡——这是要做皇帝的节奏，好在这一年，阮籍去世了。
纵观阮籍一生，虽然与曹家、司马家都有旧交情(他爹阮瑀原是曹操门下，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不错)，但政治这玩意儿，谈不上什么交情。高平陵事变中的何晏，与司马师也曾是交情匪浅的好友，说翻脸就翻脸，同样被夷了三族。所以阮籍心里没什么安全感，总想着消极避祸。只是内心压抑久了，总归需要一些宣泄的方式。
驱车漫行，穷途而哭;终日饮酒醉卧邻家妇侧;母丧期喝酒吃肉….这些都是宣泄。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咏怀诗的忧伤与抑郁，也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大人先生传》时的讽刺与激愤——这些也是宣泄，但当集体普遍处于思想压抑的境地，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时，行为的奔放，是纾解内心信仰与现实冲突而导致崩溃的最好方式。
当时的人普遍压抑，所以阮籍就成了落落不拘礼法，为天下人称道的真名士。他的“怪”，也成了争相效仿的行为。
阮籍的侄儿，同为竹林七贤的阮咸就是他的簇拥者。
阮家同族而居，住北边儿的有钱，南边儿的，譬如阮籍、阮咸，都穷。七月七日，按俗晒衣服，北边儿都晒绫罗绸缎，阮咸觉得人家是在炫富，不乐意了，用竹竿撑着自己的大裤衩晾在院子里。人家看他院子里破裤子飘飘，就问他在干嘛，阮咸说，没能免俗，也晒晒呗!一看就是赌气的话。
阮咸特立独行的事可不少。
有一回，阮家人聚在一起喝酒，阮咸也在。喝到兴头上，把酒杯撤下去，用大盆装着喝。哪里知道酒香味太浓，把猪引了过来。阮咸一看，兴奋了，凑过去和猪共饮。这件事大家都觉得他放达，唯有阮籍看不上，大约是看出了阮咸的“装”。但阮咸不是亲儿子，所以阮籍不怎么管。自己儿子要学的时候，阮籍赶紧阻止了——家里已经有了个仲容(阮咸)，你就不必学了。
这跟嵇康对自己儿子一模一样。嵇康向来以蔑视礼法闻名，嵇绍却刚好相反，八王之乱时为了保护傻子皇帝而死，成了忠臣——这不是托孤的山涛教得好，而是嵇康的愿望。他在《家诫》里跟嵇绍讲的，几乎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子做法。
嵇、阮两人看似开魏晋名士风流之先河，尤其是阮籍，人们多认为他开魏晋放诞之风，但其实这两人骨子里仍然师儒，越名教不拘礼法，只是不得不为之的表象。可惜后来懂的人不多，学也只学了皮毛，以为不谈俗务，饮酒清谈，再加上那么一两项不同于常人的怪癖，即为名士了。
这一点东晋尤甚。
阮咸的儿子阮孚，当时人都认为他是名士。避乱渡江后，一路官运亨通，从安东参军做到了吏部尚书，还赐爵南安县侯。即便后来王导觉得他性情疏狂，把他外放，也是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这么多头衔，看其本传，除了爱好饮酒、收集鞋子，不问世事外，好像什么也没做。
不管，人家是名士!
相比起来，劝阮孚为朝廷做一份实实在在贡献的温峤，就不够名士了。别说后世知道他的不多，在当时，人家臧否人物的时候，也认为温峤是第二流的人物。温峤常常觉得很惆怅。
温峤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还没发达的时候，很喜欢赌钱，不过一直不走赌运，老是输。输光了就在船里叫庾亮：“快来赎我”!庾亮是皇后的哥哥，有钱，但也不经这样花销。遇上温峤，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温峤不光算计朋友，还算计自己姑妈。那时他刚死了媳妇儿，赶上他姑妈嫁女儿，让他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好人家。温峤自己想娶，就装模做样的说，有个才俊，人品家世都不输给我。他姑妈特别高兴，说乱世当下，能嫁出去就不错了，还和你不相上下，那算是高攀啦!于是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过来了。
温峤嘴皮子厉害。
东晋南渡之初，朝廷艰难，晋元帝司马睿能力又不行，多亏琅琊王氏帮忙。但司马睿是个糊涂皇帝，眼见王氏兄弟安定了江东豪杰，觉得人家要夺自己的江山了。人道是用过就弃，他是还没用完就要弃，疑心一上来，赶紧疏远了王导，惹火了王导的族兄王敦。王敦从小就是个暴脾气，一时没忍住，起兵了。
经历了晋惠帝那个白痴皇帝和八王之乱后，当时朝中臣子也没那么坚决，说一定要拥护皇帝。很多人都在观望，也有人明目张胆地支持王敦。温峤是公开的朝廷党，王敦觉得他太伶俐，就把他叫到自己府里，安了个左司马的职位，方便监视。
作为一个真心实意拥护朝廷的人，温峤开始还苦口婆心地劝王敦。后来发现王敦已经破罐破摔，立定心意要和朝廷对抗到底，他也就不劝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温峤又不傻，转而假装和王敦的心腹钱凤结交。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原为丹阳尹的刘隗出奔石勒。温峤对王敦说，这个丹阳尹是京城的长官，责任重大，您得让一个自己放心的人坐这个位置，不能让朝廷抢先了，不然不好控制。王敦很高兴，问他有没有推荐的人。温峤推荐钱凤，钱凤礼尚往来，也推荐温峤。温峤假惺惺地推辞不肯，越推辞王敦越觉得他合适，于是坚持让他做了丹阳尹。钱凤也不傻，这时已经有点起疑了，觉得温峤这小子不对劲。温峤机警的名声也不是白来的，早料到了钱凤的担忧，于是在告别宴上，借酒装疯，不光把钱凤的帽子打了下来，还对他发了一通脾气，羞辱钱凤“是个什么东西”。温峤走后，钱凤跟王敦说这小子信不得，王敦以为钱凤还因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没信。结果温峤一到建康，就把王敦卖了个彻底，气得王敦下令要生擒温峤，抓到后亲自把他的舌头拔出来。
不过王敦没等到拔温峤舌头那天就去世了。平乱后，温峤因功被封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
后来温峤又做了不少事。献治国之策，奏报军国要务，劝农耕，要求不在前线的官兵，都要耕田，精简机构官员等等，都非常务实。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之乱的时候，温峤支撑大局，化解了庾亮、陶侃之间的矛盾，即便粮草用光也坚决不避让，还亲自写文激励将士，“声气激扬，流涕覆面”。最后叛乱得以平定，不得不说，温峤的功劳最大。
然而这样的人，当时被评为第二等名流，身后也不显名。仔细想来，大约是因为温峤无癖，硬要说有什么沉溺其中的爱好，可能就是中规中矩的忠君爱国了。这算什么!
因此温峤做不了一等一的名士。
魏晋时候的名士是什么样呢?大概就像东晋末年王恭所讽刺的那样，“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非是名士有怪癖，而是将有怪癖、不讲究实务的人称为名士。当天下皆以此为风气，说多做少的时候，于家国百姓而言，又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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