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之中，陈宝琛对溥仪的影响最大，除了贪玩(儿童的天性)之外，溥仪每逢大事都要征询陈宝琛的意见，按陈宝琛的劝导办理。自洋帝师庄士敦来了之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庄士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溥仪曾说：“陈宝琛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1874年出生于爱丁堡。原名雷纳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是到中国后，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后来，他又按中国文人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字，叫“志道”，出自《论语》“士志于道”。1894年，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得林学院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获硕士学位。1898年考入英国殖民部，以东方见习生的名义被派往香港，在立法局任文书。不久就提升为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后调到英租界威海卫主管华务司的工作。在这期间，他用大量时间，刻苦学习儒、释、道的经典著作，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瞻仰名山古刹，拜访高僧宿儒，了解中国的民情和文化，对中国的诗词有较高的造诣，他特别推崇儒学和佛学，认为只有坚持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才能维系中国的原始风貌，他不仅在治理威海卫的民政事务中贯彻这种思想，甚至为此放弃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被他的英国同胞视为异类。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潮州话和北京官话，是一名真正的中国通。在威海卫时，庄士敦结识了李经迈(李鸿章的第四子)，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1917年6月，辩帅张勋率领他的五千辫子兵浩浩荡荡开进北京，搞了一场复辟闹剧。据传，张勋虔诚地觐见小皇帝，表明复辟意愿时，十二岁的溥仪以“朕须读书，无力管闲事”为由一再摇头。张勋再三祈求，溥仪忽然问道：“倘朕再即帝位，真可以不必读书了么?”当溥仪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便点头同意复辟。没想到才过了不几天，闹剧就演完了，辫帅逃到荷兰大使馆避难，贪玩儿的小皇帝也只好重新回到毓庆宫读他的“子曰诗云”去了。

　　张勋复辟失败，对民国而言，不过是又换了一位总统，对小朝廷而言，却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总统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万一哪位总统一不高兴，下令取消溥仪的皇帝头衔和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小朝廷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怎么办?李经迈适时向载涛(溥仪的叔叔，小朝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建议，让溥仪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如果政治环境恶化，出国留学不失为一条出路。为溥仪聘请洋帝师之事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保守派强烈反对，因为溥仪接触了西方的东西，必然对宫廷现状不满，也来个改革，就会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载涛不仅说服了溥仪的生父原大清摄政王载沣，而且得到时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支持，事情定下来，交由李经迈办理。聘请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洋帝师也就水到渠成了。

　　1919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衡和清廷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出面与庄士敦签定聘用合同。合同的大意如下：特聘请庄士敦为溥仪之帝师，教授英文、数学、西方历史、博物、地理等知识，月薪中国银币600元，津贴100元，免费提供中式房屋一所，聘期三年，届满付与回国旅费。如双方同意，也可续约。这份合同到1922年期满，又续约，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才不再履行。

　　庄士敦成为帝师，英国政府非常高兴，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但是清廷的皇贵妃和内务部的大臣们却十分不满，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洋鬼子怎么配当皇帝的师傅?只能当个教习，教点知识也就算了，决不能参与政治，更不能享受帝师的待遇。这种论调遭到了载涛和载沣的批驳。授课不久，溥仪就传旨给予庄士敦“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的特权，赏给“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和二品顶带，和其他帝师一样。溥仪大婚时又加赏一品顶带，那时溥仪和庄士敦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不拘俗礼的程度了。庄士敦曾穿着全套一品官服在西山门头沟乐静山斋(溥仪赏给他的别墅，并亲题“乐静山庄”四字匾额一块)门口照了一张像，加印若干后，分送给自己的友人。

　　1919年3月3日那天，庄士敦第一次面见溥仪。他被带到毓庆宫旁边的休息室等候，溥仪坐着十二人抬的大轿在大臣和太监的前呼后拥中来到毓庆宫，不久，即传唤庄士敦入宫，庄未行跪拜礼，只向皇帝三鞠躬，溥仪便走下来，与庄握手，随便闲谈了几句，接见仪式便告结束。庄士敦被带回休息室后，就有人告诉他，皇帝希望马上开始学习英文。又过了一会儿，庄再次被带进毓庆宫，溥仪已换穿常服站在桌边等候，庄士敦向皇帝——自己的学生行礼，溥仪回礼，然后两人都坐下，开始上课。溥仪对英文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庄士敦在教学上也想了许多办法，把日常用语、童话、和成语故事以及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语句，译成英文，融于教学之中，以提高学习兴趣，溥仪的英语进步很快，师生的关系也日益融洽。

　　庄士敦每天坐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庄主要是骑马)到景运门下轿，然后步行到毓庆宫等待上课。六点钟左右觐见仪式结束，开始上课。轮到庄士敦上课，大约要到中午一点半，讲两个小时的课，一天的学习才算结束。庄士敦入宫不久，一次放学正要出宫回家。一伙太监拦住他，按照旧例向他索要贿赂。庄想了想，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开出正式的收条，太监们楞住了，这个洋鬼子太滑头，谁敢开这个收条啊，如果拿到皇帝跟前……双方相持了一会儿，太监们只好作鸟兽散了。

　　按合同分给庄士敦的住宅在地安门内大街路西的油漆作胡同，因为明朝时此地曾设油漆作坊而得名。宅院北部是花园，南部是住宅区，为三进的大四合院。院中有水池花圃，正房、厢房约三十余间。宅院里少的是人，只住庄士敦、管家、厨师三个人。屋里多的是书，五间正房每间靠墙处都摆放着许多从地面到屋顶的大书架，排满了各类书籍，多到数千卷。庄士敦回家后，多数时间就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读书。庄曾说：“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的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庄士敦终身未娶。

　　庄士敦对溥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庄的教学工作，溥仪的英语始终未能达到精通的程度;更大的影响是因为庄的博学，而且庄士敦总是采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溥仪接受新的观点。溥仪喜欢和帝师们闲谈，在闲谈中，溥仪不仅能知道时事和历史，还能听到许多掌故和故事。溥仪尤其爱和庄士敦闲谈，因为庄士敦向他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如“蚂蚁搬家”、“蜜蜂采蜜”等一些溥仪在御花园中屡见不鲜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自然现象，都能从庄士敦那里得到答案，这是陈宝琛等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解答的，所以很快就赢得溥仪的好感。庄还为溥仪介绍了许多天文地理方面的新鲜事，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知识，甚至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这些都是自小被封闭在皇宫中的溥仪从来未曾听说过的，大大开阔了眼界。庄士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由于庄的坚持(“不同意给溥仪配眼镜，我就辞职”)，溥仪配了眼镜(溥仪患有近视之疾病，后来眼镜成为他不可须臾或离的重要物品)，终于看见了身边一个清晰的世界。由于庄的鼓励，溥仪还剪了辫子(溥仪剪辫子之后，不到一个月，宫内除三位帝师，其余的人几乎全部剪了辫子)。溥仪买了属于自己的汽车，在宫内安装了电话。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会见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还和胡适通电话并见面。溥仪还改革了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成为宫廷内务大臣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皇帝喜欢他，并封他为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的总管。

　　庄士敦绝对是溥仪复辟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的眼中，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都希望恢复帝制。平时庄有一项重要工作——处理外国人给溥仪的信件，大部分信件都被截留了，只有庄认为极重要的才会送交溥仪。这是一条可以直通溥仪的渠道，保皇党就把一些反对共和恢复帝制的重要材料交由庄士敦，庄则欣然直送溥仪。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士兵从毓庆宫查出一批保皇党的信件，许多都与庄士敦有关。于是政府下令通缉庄士敦，但是并没有见到实际行动。庄本人也毫不在乎，公然在大街上招摇，不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庄士敦对溥仪的最大影响应该还是在复辟的方式上。张勋复辟的失败使溥仪认识到，依靠国内军阀进行复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庄士敦适时地向他介绍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并介绍溥仪结识了英国大使和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他对溥仪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皇帝陛下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无疑，庄士敦最希望溥仪能到英国留学，在英国的辅佐下建立流亡政府，然后在中国复辟帝制。但是英国距中国太远，鞭长莫及，无法实现。1924年，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只好住到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在庄士敦的帮助下，溥仪逃到使馆区，进入一家德国医院，准备去英国大使馆。因为恰逢英国大使外出，一时联系不上，庄士敦只好亲自赶往英国使馆。庄刚刚离开，亲日派郑孝胥后脚就赶来了。在郑孝胥的恐吓协迫之下，溥仪住进了日本大使馆。庄士敦联系妥当再返回来，已经人走楼空了。虽然庄士敦的帝师使命正式宣告结束，但他和溥仪还有一定的来往，只不过溥仪再也未能逃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庄士敦离开帝师的职位，一度曾管理英国在华的庚子赔款的使用，1927年，又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负责主持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事项。由于1904年到1918年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的期间，比较廉洁公正，还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百姓的思想和期盼。他还进行了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状，原来必须层层上递，改革后，可以把状纸直接递交庄士敦，不再受那些村长社首的限制。所以在威海卫民众的心目中，庄士敦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庄士敦终究是代表大英帝国来管理殖民地的，他维护的是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所以重返威海卫后，他想方设法拖延，企图推迟威海卫的归还日期。当然，这个目的他未能实现。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在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临行前，他给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颇为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回国后，庄士敦任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兼外交部顾问。1934年，庄士敦再次来到中国，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并请溥仪为其作序(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此时溥仪暂住天津，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庄与溥仪密谈了两次，然后赴北平，回来后，又密谈了两天。庄士敦回国不久，溥仪就以祭祖的名义逃往满州。1935年9月11日，庄士敦又一次来到中国，到新京(长春)拜见溥仪，溥仪(那时应称之为康德皇帝)先设家宴，后又在勤民楼正式设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庄士敦无法也不可能留下。

　　庄士敦用稿费在爱丁堡买了一个小岛(爱伦岛)定居，宅前挂着龙旗，宅内的几间屋子命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等，厅中摆满了溥仪赏赐他的中国古玩、书画、瓷器等，每逢年节，总要穿上大清国的一品服饰招待亲朋友好。1938年，庄士敦去世，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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