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对王阳明的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誉为日本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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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乡隆盛,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

  他曾经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他是一个非常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经常说,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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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接触王阳明思想(在日本称为“阳明学”)的日本人是日本禅僧了庵桂悟。正德四年(1510年)庵桂悟奉国王足利义证之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

  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1644年37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后又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

  此时,阳明学还只局限于少数的精英阶层,并未被当时的德川幕府民主所广泛接受。在1790年(宽政二年),德川幕府发布“异学禁令”,将朱熹学说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

  直至幕府末期,阳明学才再度兴起。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的“黑船”敲开了日本国的大门。上天赋予日本的幸运是,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天皇”与“幕府”二元结构。国难当头之际,成了革命者“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的最佳时机。

  幕府末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1830-1859年),他认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的学塾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据说其门下八十位弟子中,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过杰出贡献,其中就包括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年轻时即为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阴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毛泽东年轻离家时曾引用过西乡隆盛的“埋骨何须桑梓地”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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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无私欲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王阳明有一首诗:“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称为“四句教”。

  西乡隆盛主张,学习阳明学应该“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

  最能体现西乡隆盛生活准则的4个字就是,敬天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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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天爱人:敬畏上天,关爱众人。

  所谓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间之正道——亦即天道,与人为善。换言之,就是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

  所谓爱人,就是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在明治维新时期,受到西乡隆盛思想熏陶的人们,将西乡隆盛的训诫编纂成册,留于后世,即《南洲翁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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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始终也。

  克己之真义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不主观、不独断、不固执、不唯我”)。

  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

  观古今人物,事业初创之人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余二三终成者稀。盖因初能谨言慎行,故功立名显。然不觉爱己之心起,恐惧慎戒之意弛,骄矜之气渐涨。恃既成事业,苟信己万般皆能,则陷不利而事终败,皆自招也。故克己,人未睹未闻处慎戒也。

  志学者,必宏大规模。然,唯此偏倚,或疏于修身,故须始终克己修身也。宏大规模以克己,男子者容人,非为人容,书古语以授:恢宏其志气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

  试问期古人何许意哉?尧舜为圭皋,孔夫子为师也。

  行道者,固逢困厄,立何等艰难之境,事之成否、身之死生,无关也。人者,事有擅否,物有成否,自然亦有心动摇之人。人行道,蹈道无擅否,亦无成否。故尽行道乐道,故逢艰难,凌之,愈行道乐道。予自壮年屡罹艰难,故今遇何事,皆不动摇,实乃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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