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正文之前，需要先把标题中打引号的词组捋顺。来，咱们一起读：“二王，八司马。”这就对了，逗号一定要点对地方，舌头也不敢打滑，错一点都不成。
这个词组概括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二王”是指两个姓王的带头大哥，王叔文、王伾;“八司马”是指失势后被集体贬到天涯海角做司马的八位“大贤”：韦执宜、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程异、凌准、陈谏。其中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因其崇高的文学地位而广为人知，但在政治才能方面，他俩在这个牛气冲天的集团中只能算是跟班小弟。
在这个集团中，王叔文官职不是最大，才干也不算最高，却是不折不扣的灵魂导师。他是个批判现实主义者，有一套认定的理想政治体系。事实上，这个小集团是他一手创建的。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为围棋水平极高，被唐德宗召入宫中当教练，后来成为太子李诵的跟班。一次，李诵与幕僚们谈及“宫市”的弊病，激愤地说：我见了皇上，一定要极力劝谏，废除这件祸国殃民的恶政!幕僚们纷纷称赞他贤明仁爱，唯独王叔文一语不发。
等众人散去，王叔文才慢悠悠对李诵说：这事千万做不得。太子这个位置太敏感了，您该做的只是跑到爹娘面前问候吃喝拉撒睡，秀秀孝心就行啦，至于军国大事尽量躲远点。你爹一向多疑，如果有小人离间，说你借助民意收买人心，你就死定了!
一席话说得李诵冷汗直冒，觉得王叔文既贴心又有见识，从此凡是东宫的事务，不论大小都让王叔文定夺。王叔文劝李诵表面上远离政治，是为了能顺利接班，而在私下，他却对政治表现出异常的热情，经常向李诵点评朝臣：这个可以做宰相，那个是带兵的料，希望你将来重用他们。
赢得了太子，就赢得了未来。但这还不够，有了总瓢把子，还必须抓好队伍建设。王叔文按照自己的“政治审美”标准，与韦执宜、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多人参照“桃园结义”的形式结为生死之交。这样，以李诵为靠山，以王叔文为灵魂，以政治理想为信仰，以江湖义气为纽带，一个以自感怀才不遇的“名士”为成员的政治小集团逐渐形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李诵顺利接班，是为唐顺宗。正当这个小集团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发生了。可能是当了二十多年太子，长期心理压力大，李诵刚刚继位，竟然猝然中风，口歪眼斜不能讲话了。这是王叔文遭遇的第一个打击，也预示着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但谋划多年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这时王伾已经成为宰相，于是这个集团的意志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开始体现——王叔文拟定意见，由王伾转达给宦官李忠言，李忠言再转达给妃子牛昭容，牛昭容再学舌给脑中风患者唐顺宗李诵。政令下达时，这个程序再反着来一遍。
其他的大臣基本上见不着皇帝，大事小情全是这帮人说了算。洋洋自得的王叔文等人互相吹捧，以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自比，“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改革的斧子砍向三股势力：藩镇、宦官、贪官。王叔文的眼光不可谓不准，这恰恰是唐朝中后期最要命的三大毒瘤。问题是王叔文这帮新贵普遍缺乏基层磨练，政治手腕简单粗暴，不是一个接一个处理掉这些毒瘤，而是同时扔出一大把飞刀，恨不得一天之内砍出个风清气正，杀出个朗朗乾坤。
本来藩镇、宦官、朝臣之间矛盾很深，如果合理利用这些矛盾各个击破，王叔文们不是没有机会。但激进、自负、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做法导致三股浊流迅速合拢，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对立面，相比于王叔文等人的稚嫩，他们的反击显得有板有眼。
第一步，大宦官俱文珍等人巧妙地黑掉了唐顺宗贴身太监李忠言，割裂了王叔文与皇帝之间的信息链条;
第二步，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等人借口唐顺宗久病不愈，联合多数朝臣请求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除王伾外，其余三位宰相称病不起，与革新党非暴力不合作。
迫于巨大的压力，唐顺宗不得已下旨，称积病不起，“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王叔文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极力劝阻唐顺宗交出政权，但已无力回天。册立太子那天，朝野欢庆，唯独王叔文潸然泪下，竟在朝堂上念起了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悲情的唐顺宗李诵甚至没来得及换上属于自己的年号，太子李纯就被宦官们拥立为新皇帝，即唐宪宗。这一年仍然用的是他爹唐德宗的年号贞元二十一年：一月德宗驾崩，顺宗上位;八月宪宗接班，顺宗退位为太上皇。
唐宪宗上台后立即改元永贞，仅两天后，就迫不及待地将王叔文、王伾贬官;九月至十一月份，刘禹锡、柳宗元诸人一个接一个被贬往远方，有意思的是，贬的官职都一样：司马。
史称“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仅仅百日就夭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和群众基础，同时树敌太多，这个小集团被彻底打翻在地，再也没翻过身来，还搭上了唐顺宗的皇位，可谓输的底朝天。
“二王八司马”基本上是一群智商高情商低的愤青，但王伾是个另类，他本无大志向，长相丑陋，还贪财，家里特意打造了一个无门大柜，只留一个孔洞，便于接受贿赂往里放。他与老婆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把铺盖搬到柜子顶上在上面睡觉。
柳宗元先被贬到湖南永州，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后来又被撵到更远的广西柳州。
刘禹锡倒显得意气风发，他一路从湖南、四川、安徽贬过去，境遇不堪但乐观自得。在和州(安徽和县)时，地方官有意为难，逼他三次搬家，房子越搬越小，他干脆一气呵成写下著名的《陋室铭》，还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刻成石碑树到门口叫板。
元和十一年(公元817年)，刘禹锡被召回京，他跑到玄都观赏桃花，写了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执政的这帮小子，都是俺老刘离开后才得势的小人罢了!
这首诗很快为他赢得了第二次放逐的待遇，他被贬到更远的广东连州当刺史。略带喜感的是，这事还没完，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打不死的小强刘禹锡又杀回长安，再游玄都观，又写了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上次得瑟的那个姓刘的又来了，你们有本事再贬老子一回看看?要说做人有性格，“二王八司马”里，只服这个白胡子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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