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姓开国皇帝不少，最有名的要数“三刘”：刘邦、刘秀、刘备。他们仨分别开创了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和蜀汉(都成都)政权。

　　其实，老刘家还有一位开国皇帝，名气虽然没有“三刘”大，战功武绩却一点不逊于他们，他就是刘裕。

　　刘裕祖籍彭城郡彭城县，史书上说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因为彭城属于古宋国，所以曾被封为宋国公的刘裕，把建立的朝代叫宋朝。

　　以一敌千的无畏勇猛

　　刘裕幼年家贫，母亲分娩后患病去世，父亲因无力请乳母哺育他，一度打算抛弃他。后来有好心人伸出援手养育刘裕，他才得以活下来。刘裕长大后，气度宏大，身高七尺六寸，风神奇伟，侍奉养母以孝顺闻名。

　　为生计所迫，刘裕曾靠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为生，遭乡里贱视。他的小名“寄奴”大约就反映了早年的生活窘境。

　　后来，刘裕加入东晋的北府兵，参与了平定孙恩起义的战争。这场仗从公元399年打到公元402年，刘裕每每以少胜多，迅速从北府兵统帅刘牢之手下的一名参军，晋升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战争中，刘牢之曾命刘裕率数十人去侦察义军的行动，不巧遭遇义军千人。

　　刘裕一点都不害怕，“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者甚众”。他的无畏勇猛，令人瞠目。

　　彼时，东晋荆州刺史桓玄趁乱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朝廷权臣司马元显矛盾尖锐。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桓玄却率先发难，并争取到刘牢之的合作，刘裕自然也就归附了桓玄。

　　403年，孙恩余党再次起兵，桓玄派刘裕前往镇压。在刘裕的凌厉打击下，叛军头目有的逃亡海上，有的归顺当官。对于刘裕势力的隆升，桓玄开始有所忌惮，虽然表面上笼络他，暗地里却处心积虑打击北府兵势力。

　　当年12月，桓玄称帝，国号“楚”，彻底颠覆了东晋的政治生态，招致举国反对。次年2月，刘裕在京口北府兵旧地举兵起义，仅用了5天，就迫使桓玄放弃建康西遁。

　　此后他迎接晋安帝司马德宗回朝，成为再造晋王室的第一功臣。这位晋安帝是个十足的窝囊废，大权旁落，致使东晋的命运掌握在了刘裕手中。

　　善用驭人之术

　　虽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武夫刘裕最终能成就建国霸业，还因为他能够重用王镇恶与刘穆之这样的文武人才。

　　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前秦灭亡后，他流落到东晋，被刘裕赏识和提拔，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一次就是除掉北府兵中刘裕的反对派刘毅。

　　北府兵原有三位大将：刘裕、刘毅、何无忌。何无忌在孙恩之乱中战死后，二刘的冲突显现出来。不久，刘裕以荆州刺史刘毅有异心为由，出兵讨伐。

　　王镇恶领命率兵进至豫章口，包抄江陵，切断刘毅援兵的进军之路，并在江津烧毁舟船而向前挺进，随后攻克了江陵外城，与内城守军一直战至太阳西斜。

　　他将刘裕招抚士兵和百姓的书信送进城内示众，然后焚烧四周城门，攻了进去。刘毅部众纷纷逃散，刘毅从北门出城单骑而逃，在离江陵20里处的牛牧寺自缢身亡。

　　在刘裕消灭后秦的战争中，王镇恶也立了头功。416年2月，后秦主姚兴病死，继任的姚泓无法控制局面，兄弟争权，给了东晋北伐的机会，龙骧将军王镇恶是北伐的前锋之一。

　　不过半年的时间，他们便进入后秦境内，10月就攻克了洛阳。

　　王镇恶的兵锋继续西向长安，虽然遭遇粮食补给不及的困难，仍顽强地突破了后秦的防御，于次年3月攻克潼关，8月兵临长安，逼迫后秦主姚泓投降。此战之后，刘裕评价王镇恶说：成吾霸业者，卿也!

　　由于刘裕长年在外征战，朝中事务须有人打点，此人便是刘穆之。在刘毅反对刘裕控制朝政之时，是刘穆之出策，使得刘裕获得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等控制中枢政局的关键职位。

　　在刘裕伐南燕、平卢循的过程中，刘穆之都扮演了他幕府中智多星的角色。刘裕出征后秦时，刘穆之便留在首都为他处理内务。

　　《资治通鉴》对刘穆之的才干赞赏有加，后人将其比为萧何留守关中，张良辅弼刘邦。

　　文武大臣皆冤死

　　历史总是在上演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刘裕稳定大局后，王镇恶、刘穆之也因各种原因相继身亡。

　　417年9月，晋军攻克长安，刘裕南还，留下十几岁的二子刘义真镇守。《资治通鉴》记载，刘裕离开长安之前，大将沈田子与王镇恶争功，并在刘裕面前说王镇恶的坏话：“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

　　刘裕听完暗示沈田子，若王镇恶有动乱，你等有除去他的责任。司马光评论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让王镇恶负责西北镇守之事，怎么可以又叮嘱其他将领在必要时将他除掉呢?

　　后来，夏国进犯长安，沈田子借机谎称王镇恶割据关中、意图谋反，将其杀害。

　　这场内讧与其说是王、沈矛盾所致，不如说是刘裕对王镇恶暧昧不明的态度造成的，甚至是他有意为之。“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刘裕可能尤其忌之。

　　再说刘穆之。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刘裕在北伐前秦的途中，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而执掌留任事务的刘穆之毫不知情。

　　刘裕既然把与朝廷打交道的事情都交给了刘穆之，本应由他出面为自己“求九锡”。现在他撇开刘穆之，从前线派王弘来执行这项任务，刘穆之当然就担忧自己失势了。

　　原本就有先衰之兆的他，此事过后心理负担加重，不久便猝死了。

　　可见刘裕虽然依赖刘穆之，但并不太尊重他，漠视了他的内心感受。

　　开启杀害逊位之帝的恶例

　　420年，刘裕如愿以偿，登基称帝，并派人将逊位的晋恭帝杀害。从曹魏禅让以来，包括晋朝，都遵行三代之先例，没有屠杀前朝王室的做法，可刘裕却开启了这个恶例，此后禅让必杀前朝逊位之帝。

　　他的后世子孙，陷入了这种恶习的坑害报应中。

　　当皇帝不到3年，刘裕驾崩。他死前任命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佐刚继位的新皇帝刘义符。

　　他对儿子说，檀道济是一个粗人，傅亮、徐羡之均属于中才，只有谢晦颇懂权略，应该加以提防。以如此考虑来选择辅弼幼主的顾命大臣，反映了刘裕的心胸狭窄。

　　继位后，刘义符胡作非为，于424年被徐羡之、谢晦等杀害。他们迎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这位皇帝身体衰弱，为人猜忌，文臣武将谢灵运、檀道济都为他所杀，他本人则被太子所篡弑。

　　此后，刘宋的皇室内部杀戮不绝，20多年换了6位皇帝，给了权臣萧道成改朝换代的机会。

　　然而，国祚仅有23年的萧齐，更是更换了10个帝王，无不是内部杀戮;到了萧梁时代，除了开国皇帝萧衍统治时间比较长，有一个稳定的时期，在他之后，同样是诸子争权，大开杀戒;陈朝的陈后主更是以亡国之君留名于世。

　　晋朝的皇帝，有无能的，有弱智的，但像南朝皇室那样残暴凶虐的却是没有。这就是魏晋与南朝的重大区别。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没有谴责刘宋诸人的弑君行为，却引了南朝著名史学家裴子野的一段评论，大谈皇子教育。裴子野强调皇家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并对刘宋皇子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

　　对于将要担任大任的皇子们来说，如果他身边都是趋炎附势之徒，唯唯诺诺之辈，不能以正确的行为准则教导他们，“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一定不能接好班。

　　在皇子们很小的年纪，就把都督、刺史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们，等于是让一众秘书主持了政事，给了他们窃威弄权、败坏行政的机会，最终葬送了江山。

　　南朝皇室的内乱，不能说都是刘裕留下的祸害。但他本人心胸狭窄，疏于教育皇子，为家天下的衰败埋下了祸根，则是笃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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