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5日，英国因走私鸦片的冲突正式向清朝宣战，爆发鸦片战争。自鸦片战争失利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逐渐进逼，但当时清朝内部却罕有人清醒认知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往往视为边境夷狄的小骚动而已，也不认为《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有何严重损害权益之处，更不认为中外体制和武备已有决定性的差异。当中英签约之后，据说北京城内“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对依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来说，蔓延湘、黔、粤等地的瑶乱，以及新疆的张格尔之乱，才是有可能损及腹心的大事，区区“英夷”岂能撼动巍峨的大清呢?
但仍有少数士人透过这场战争，发觉“夷情”的重要，如亲历鸦片战争的林则徐(1785-1850年)，便可说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他在广州禁烟期间，为了防范外国的抵抗，便注重搜集翻译西洋书籍报刊，就此编纂译出《华事夷言》、《四州志》等。与林则徐同属宣南诗社的魏源(1794-1857年)，也在《四州志》的基础上搜集更多中外资料，扩编为百卷本的《海国图志》，并在序中宣称此书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希冀可以达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效用。
此外，魏源还继承道光初年流行西北舆地史学的风气，欲做出以古鉴今的经世实学成就，因此将治学目光也投向西北和蒙古史地的研究。由于中国的传统边患多来自西域北荒，因此“剿夷”、“抚夷”的案例无可避免地要往该地的历史去探寻。而在钻研西北史地时，又碰上蒙元史事因《元史》舛误太多而蒙昧的困境。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的过程中，就曾自称“牵涉元史，辄苦迷津”，批评《元史》实在太过草率，记载西北地名也太简略，导致“孰西孰北，尚未能辨也”，更不用说要“诘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画”。幸好在编撰《海国图志》时，魏源接触到西洋材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枨触旧史，复废日力于斯”，因而可以补充前人所未及之处，写出《元史新编》。而太平天国的起事，也与元末民变有些相似，也使魏源打算藉由进呈此书警醒当局。可以说，无论是《海国图志》也好，《元史新编》也罢，魏源爬梳古今中外，都是为了由外返内、改革内政，以求复兴大清这一逐渐衰败的王朝。
还有一批士人，也察觉到清朝内部的腐败，并和魏源一样有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热诚，投入边疆史地的考究，藉此提出防范外国活动的策略，只是比起魏源，他们较少参酌西洋成果，更坚守乾嘉考证之学的传统作风。如和魏源颇有交情的张穆(1805-1849年)，他撰写《蒙古游牧记》时，仅参考徐继畬(1795-1873年)记述世界各国风情的《瀛寰志略》，却未采用魏源著作《海国图志》或《圣武记》中的相关内容。张穆甚至还在向徐继畬称赞其书“考据之精，文辞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时，又强调“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之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扬抑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显示他对外国材料不愿抱持肯定的态度，这也使得《蒙古游牧记》内关于俄罗斯的部分错误颇多，夷夏之别的传统观念在此限制了张穆进一步的成就。
比起张穆更有突破的是曾与之比邻而居的何秋涛(1824-1862年)。何秋涛颇留心中外交流史事，他注意到宫廷内藏有一批历年俄罗斯使臣携来、却被大臣批评“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的图书，很希望可拿来增补他正在撰写的大作《北徼汇编》，但无奈“石渠天禄之藏，非外臣所得窥见”，终其一生都无缘得见。何秋涛只能就《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还有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年)的《地理全志》等书，来获取外国的研究成果。在《北徼汇编》内，何秋涛格外仔细地论述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变迁，以及强调北方边防的重要，将俄国视作不可忽视的隐患。因此于咸丰十年(1860年)，俄国趁英法联军之役逼签《瑷珲条约》以及要求划界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时，咸丰帝(1850-1861年)提拔知晓边事的何秋涛为员外郎，并为《北徼汇编》赐名为《朔方备乘》。可惜这部书稿还来不及刊刻，就随着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大火一同遭毁，直到1881年才印行，而那时，俄国也早已抢占中国东北与西北的大片土地。
不管是林则徐、魏源、张穆，还是何秋涛，都曾警觉外国势力的进逼，因此将眼光投向中原以外，苦心孤诣的稽考边疆史事或西洋风土，只为替当朝者提供一帖治国良方。尽管他们骨子内仍不脱“华夷有别”的旧有思想，以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路来治学、以旧眼光看待新世界，并未真正完全藉新角度、新材料突破窠臼，可说是传统士人面对新局势下、试图以传统学问解决国政的最后一次努力。但考虑到渠等为国为民的心血，以及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身上所背负的时代局限性，也就不那么需要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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