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会，又叫哥老会，发源于清朝初期的湖南和湖北，盛行于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与青帮、洪门并列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在四川和重庆被称为袍哥会，在川军和湘军中影响巨大，对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

　　那么，袍哥会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帮会组织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怎么会发生交集?为什么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冯玉祥和贺龙怎么也会是袍哥会的成员?民国期间袍哥会在四川的势力膨胀到了何种程度?作为帮会组织，袍哥会怎么也能成立政党，并且参加地方选举?国民党政府对尾大不掉的袍哥会持怎样的态度?解放后，袍哥会又面临着怎样的结局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四川袍哥会的膨胀与覆灭。

　　袍哥会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有关袍哥会的源流问题，是长期困扰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难解之谜。究其原因，一是，袍哥会是下层群众的自发结合组织。不一定有准确的成立时间，成立时也不会留下可靠的资料;二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了联络和引导袍哥会，大力宣传袍哥会乃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派洪门中人潜入湘军而创立;其三，晚清及民国年间，洪门、青帮与袍哥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袍哥会源出一家，都是郑成功首创之说。

　　郑成功在台湾首创袍哥会的传说一直在袍哥会内部流传着。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浙江联络的会党，多属袍哥会系统。因而在述及袍哥会起源时，也受到了上述传说的影响。他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

　　不过，这种说法只是袍哥会内部流传的，并没有书面证据做支持，所以在史学界尚存疑问。

　　郑成功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孙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帮会，与一些帮会首领建立联系。帮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有一部分帮会革命化，并且同情革命。帮会和革命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清的民族革命。

　　反清复明，是这些帮会起源时的口号，而随着时间推移，其内涵也有了变化，因为清朝统治时期，明朝皇室后裔都已经被赶尽杀绝，复明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以复明的实质就是恢复汉族统治，就等于反满兴汉。革命党与帮会虽然宗旨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于是，辛亥革命中较早的三次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都是由革命党牵头，而起义主体都是帮会成员。

　　另外，一直在资金上给予孙中山极大帮助的美国致公堂，也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海外组织，跟袍哥会可以说同出一门。所以，在辛亥革命初期，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帮会势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时，很多革命将领都与哥老会等帮会有联系，甚至本身就是其成员。比如冯玉祥就是哥老会成员，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而贺龙也算是哥老会的一员。

　　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加之革命党的新思想并不能被帮会所完全接受，而且帮会组成的军队纪律涣散，时常发生骚扰老百姓的事件，于是与革命队伍渐行渐远。所以孙中山时期，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都对这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讳莫如深。

　　惠州起义

　　民国初期，四川的党、政、军、农、工、商各界都有人参加了袍哥组织，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袍哥会的势力开始广泛渗入到社团和政党阵营。当时，四川几乎每个城市，每个乡镇都有一个或者多个袍哥会堂口，甚至有人曾公开表示“没有参加袍哥组织者就很难在四川社会上立足”。

　　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袍哥人数越来越多，袍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在袍哥组织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有高低级别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其中，参加仁字堂的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充盈着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农民、小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的人大都来自“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随着势力的膨胀，袍哥组织的领导人物迫切希望通过政治上的“合法”化来对袍哥组织旧有形式进行改造，于是，参政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一些分散性的袍哥会抱团组成了更大范围的地区性的组织。壮大后的袍哥团体打着“民主”招牌成功入围地方性政权和参议会，妄图参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由此，袍哥组织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途径跻身政坛，也就从秘密转为了公开，从非法转为了合法。他们不仅穿上了民意代表的外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蒋介石曾经为了控制住四川地区，采用了联合军阀与袍哥组织的办法，让其联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务，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后遗症，袍哥力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

　　抗战胜利后，四川地区最大的帮会组织袍哥会建立了两大政党。两政党之一的“中华社会建设党”是四川袍哥首领冷开泰、邓叔才所组织建立的，总部设在成都，政党之下还设有“汉华社”“生活互助社”等被称之为外围组织的社团。这个“中华社会建设党”号称以“阐扬民生主义”为党的宗旨，实际上与原来袍哥组织一样，“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此时，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民主选举活动，由此引发的竞选闹剧一发不可收拾，更加刺激了袍哥参政的热情。1945年秋，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大概是：由民众普选区代表，再由区代表选举产生区长;由民众普选出参议员，再由参议员选举产生议长和制宪“国大代表”;由民众普选出行宪“国大代表”，然后立法委员和参议会选举监察委员。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装点门面，稳定政治局势，在各县炮制 “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这种背景下，四川袍哥会竟然在四川地区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垄断了选举。

　　袍哥总会舵把子(首领)胡开云是新津县参议会议长，在四川“防区制时代”当过成都警备司令，任过29军的旅长。另一个袍哥会首领蓝尧衢，新津人、省参议员，曾投靠过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张继等，以政客兼企业家身份活跃于成都，他是由国民党提名参加竞选的。这次竞选名义上是普选，实际上都是由四川袍哥组织一手控制的，蓝尧衢凭借自己的财力在投票前夕进行拉票，最终当选。

　　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代表选举

　　还有一次在成都“国大代表”的选举大会上，曾因为袍哥强行介入选举，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差一点交不了差。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已暗中钦点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当时指挥着几十万兵马的郑州绥靖主任孙震为“国大代表”。岂料这时出身袍哥组织、人称“西霸天”的徐子昌硬要和孙震争夺“国大代表”这个名额。徐子昌甚至无视成都市政当局多方的调解和疏通，倚仗拥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不仅如此，他的党羽还为他的竞选筹集资金，扩大声势，誓要让徐子昌当选。最后以孙震做出让步而平息了这起竞选闹剧。

　　至于重庆地区，“国大代表”在基层选举阶段也由袍哥所垄断，参选者90%以上都是袍哥，大都是来自乡镇保长和有袍哥背景的工商界活跃分子。

　　目睹“国大代表”选举的种种黑幕，原本没有袍哥会背景的人也寻求袍哥组织的支持，以提高当选的可能性。有些人甚至在临选之前加入袍哥会。

　　通过这次竞选活动，可以清晰的认识到，袍哥势力不仅进入了军队还通过各种途径参政。他们已经认识到从政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袍哥的非正常手段能够得到施展，其实正是利用了国民党的默许，利用了国民党妄图拉拢袍哥势力扩充自己实力的打算。

　　可是，袍哥组织显然并不那么容易被控制或利用。与正规军队和组织相比，袍哥会的纪律性较差，内部管理也更为混乱，对政治秩序的干扰远大于贡献。

　　以当时的四川省什邡县为例，当地的袍哥头目有宣意儒、马伯华、丁聘如和徐乐斋四人，他们并称为当地的“四霸”。这帮“袍哥舵爷”大都身兼本地要职，做了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在他们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称“豆芽子”的手下作帮凶横行乡里。

　　“四霸”主要通过堂口与亲属联姻的方式逐步建立并扩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实力，成为地方帮派组织。当年，什邡的县长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备受袍哥的刁难;还有一任县长曾专程去“袍哥舵爷”的家中拜访，拉拢关系;国民政府任命的最后一任什邡县县长刚到任就“拜袍哥码头”，寻求他们的支持。

　　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四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外来上任的行政官员或者是客商，如果没有向袍哥“拜码头”，那么他们都可能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甚至有人会为此丢掉性命。

　　此外，袍哥会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让人不容小觑，用一次“大出殡”事件就可以来印证袍哥曾经的排场有多惊人。1946年夏，成都袍哥协胜堂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现场设有灵堂，举办的流水宴席时间长达七天七夜，据称招待了上万人次。来自军政各界的人士近三百人参加了送葬仪式。祭幛、挽联、花圈、锣鼓，长达几十条街，身着的孝帕孝服，形成了白色的人流。成都春熙路、东大街、总府街等闹市，竟出现万人送葬的场面，在送葬队伍中还有狮子龙灯，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据统计，丧葬费耗资40万块银元，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而这笔巨额消耗，都由成都和周边县城的袍哥筹集。

　　面对如此张狂的袍哥势力，国民政府不仅姑息其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袍哥组织打开了从政的大门。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区，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手上，要对这种“亦袍亦军”的人进行管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愈来愈发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后来袍哥的肆意妄为，已经祸及国民政府的统治。

　　1947年11月，面对地下帮会持续的肆意妄为，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1948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发出训令称“各地帮会组织因其份子复杂，行为诸多不轨，各级地方政府自不得准其备案。”

　　在四川，重庆市市长收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的来信。来信直言“川中社会下层多为哥老所把持，登高一呼，乱者四应，前途未可乐观，应设法制止，以遏乱荫。”然而，国民党其实另有打算，他们表面上称要肃清政治军事队伍，实则是在遏制共产党力量深入到帮会之中，同时一并打击共产党在川西的扩张。

　　不过，国民政府也确实担心袍哥组织制造出更多的混乱，因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秘密的政策规定，暗中禁止国民党党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以确保国民党骨干人员与帮会组织划清界限。

　　不过，国民党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打击和削弱袍哥会既有的实力，其暧昧不明的态度实际上纵容了袍哥会的存在。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四川地区曾发布了一项秘密训令，一方面重申禁止国民党党员参加帮会，一方面又默认和允许军队中存在袍哥会成员。国民党发布这样的命令，事实上是在拉拢帮会组织，某种程度上洗清其非法组织的名声。这些“变通”的政策往往通过训令、“函电”等特殊形式秘密发布，因此只有其内部人士知道政策的变化，一般公职人员，甚至连地方行政官也不一定全部知情。

　　老百姓只看到了政府对于袍哥会的禁令一再发布和重申，却不知道其密令中的姑息政策。于是，民众很困惑为何在政令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袍哥实力还是无处不在，依旧严重地影响着日常生活。

　　国民党非但没有花精力去清除帮会势力，相反，还把一部分袍哥拉入军队、警察和特务。自1948年3月起，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罗国熙开始在重庆发展洪帮“五圣山”组织。同年末，调任泸县行政督察专员的罗国熙又在沪县主持四川五圣山“开山立堂”大典。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危机之中的国民党当局再度利用袍哥势力，策划推行流氓政治与共产党相抗衡，作垂死挣扎。在国民党的暗中指使下，袍哥队伍展开了疯狂的反共特务活动。他们自恃为“地头蛇”，又与群众穿戴无异，随时都可以对解放军发起袭击，解放军因此损失惨重。

　　袍哥会在当时犹如黑社会组织一样，到处烧杀作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迁都重庆。蒋介石妄图利用川西袍哥的实力来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吸收大量袍哥成员加入武装反抗军，其中尤以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最甚，学员几乎全是袍哥会成员。袍哥武装不仅仅在四川有，各地成立的反共军队中也渗入了相当数量的袍哥分子。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南下川北，两支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席卷大西南。1949年11月30日 ，重庆解放;12月21日，绵阳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1950年3月下旬和4月初，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四川及西康全境获得解放。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地下帮会的高潮。袍哥帮会组织被取缔，重庆袍哥头目石孝先、成都大袍哥头目冷开泰、绵阳袍哥头目左汉章等被镇压，各地方的袍哥组织纷纷瓦解，袍哥会的百年历史走到尽头，就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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