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不仅由 皇帝亲自颁发天下的黄历会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 以乾隆纪年。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嘉庆皇帝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皇帝长长的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 一种，每个人的感受各有不同。如果吴熊光叩问本心的话，可能阴影会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为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 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这才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被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世上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皇帝，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前朝留下的遗产却需要仔细甄别，究竟是全盘照收，还是改弦更张，选择一旦出错，就会陷入危困之境，特别是在权力交接的一刻尤为如此。就在那一 天的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君主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见证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皇帝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 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皇帝的问话已经体现出其明确意旨——他要改弦更张：“人言和珅有 歹心。”

　　吴熊光的奏答坦率而直接：“和珅贪纵，罪不容诛，若谓有歹心，臣不敢附和”。接着，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凡怀不轨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则满 汉几无一归附者，即使伊中怀不轨，谁肯从之?”接着，他劝说皇帝应当对和珅处置从速办理：“若不速办，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生滋事”，最后，他表示皇帝 “办得速，是义之尽，收得速，是仁之至。”

　　一如吴熊光所陈奏的那样，嘉庆对和珅的处理确实“仁至义尽”，其效率之高令人瞠目。2月7日这天，皇帝先命和珅办理乾隆丧仪，将其诱入宫中。次 日便褫夺其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官职，将其软禁在殡殿之中，与此同时，嘉庆开始动手改组六部官员，将最重要的吏、户、兵三部副职都换为自己私人心腹，并将 维持京师秩序的八旗都统、副都统进行换血。2月8日这天，确定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皇帝突然颁布谕旨，指责剿平白莲教匪之役劳师糜饷，徒劳无功，明里看来是 皇帝亲政发威，告诫臣下“勿谓幼主可欺”，但所有臣工皆心知肚明，和珅才是剿匪事宜的督办要员。

　　到2月9日，接到皇帝明确暗示的臣工一改从前的缄默不语，接连上书，列款参劾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婪赃翫法、僭奢无度，一些罪行甚至追溯到十多年前，仿佛这些沉积数年的逆迹直到最近才得以昭彰一般。

　　嘉庆对这些来自和珅同僚的指控照单全收，留存至今的上谕显示，皇帝似乎将整治自己父亲昔日的宠臣当成了某种发泄。一般来说，上谕都是军机大臣面 承皇帝口谕，然后口授值班军机章京缮写，即使皇帝圣意更动，执笔修改的也是军机大臣和章京，皇帝是不会亲笔书写谕旨的。但在和珅一案的所有上谕，几乎都可 见到嘉庆御笔改动的痕迹。在开列和珅罪状的上谕中，嘉庆的御笔修改甚至苛细到了遣词用句。他将“臣工列款参奏”，改为“科道诸臣列款参奏”，以显示和珅的 罪恶不仅限于京中朝臣，更为天下诸臣所知，积怨盈天。当罪状写到和珅在乾隆崩逝后，将“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的谕旨擅自改为“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 京”时，本来最终定罪是“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但皇帝却亲笔加上“其居心实不可问”，暗示和珅想藉国丧之机意图谋逆，这也是嘉庆想向吴熊光证实“人言 和珅有歹心”的原因——在太上皇权力下压抑太久的皇帝，期望可以藉铲除这个先朝宠臣，来清除心头长长的阴影。

　　在这封长达1200字的上谕最末，皇帝突然表示自己对那些昔日沉默不言的臣僚的深深理解，相信他们乃是“自以为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 又“实则畏惧和珅”，所以才“钳口结舌”的。而现在，走出“皇考”阴影的皇帝，谕令他们张开嘴：“著通谕各督抚，将指出和珅各款应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 迹，各行据实迅速覆奏。”

　　“不得已之苦衷”：表态政治学

　　上谕被装入匣内，外裹黄绫，于2月15日从京中启程，被递差星夜兼程，送往全国各省督抚大员手中。当浙江巡抚玉德接到上谕时，已经是8天后的2 月23日，他循例设案叩首后，便展读谕旨。几乎可以想见玉德内心惊异之情：仅仅一个月前，他还依照旧规，将年节礼银差人致送京中和珅府上——作为清代陋规 之一，地方官员向京官馈送年节礼银乃是常事，其他各省督抚亦复如是，所以想来惊讶之情应当不亚于玉德。但这件事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绝非将和珅的名字从送礼 名单上划掉这么简单，皇帝的谕旨看来似乎相当明确：要求这些昔日和珅的同僚加入这场检举揭发的大潮中，齐心协力摆出一付公审机器的架势，让人相信处置和珅 乃是众心所向。

　　但仔细读罢整篇上谕，却能发现个中情由绝不可简单视之。尽管皇帝要求“将指出和珅各款应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行据实迅速覆奏”，但从上 谕中字里行间的火药味就已经能感到皇帝的深深恨意：“无君无父，莫此为甚”、“罔顾廉耻”、“其居心实不可问”、“种种专擅，不可枚举”——皇帝早已给和 珅罪行定性，他需要的不是倾听全国各地臣僚的各抒己意，而是暗示他们要领会君心，表明对和珅一案的政治态度，一个聪明的臣僚是会以君心为心表达出皇帝需要 的态度来的。而玉德很幸运是那个聪明人。

　　“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于至公至明之中，兼苦心立断之意”在审慎地揣摩了皇帝心意之后，玉德在回奏中如是写道，他也按要求回忆了自己在9年前 由安徽布政使升任刑部侍郎回京供职时“时见和珅自大意满，事多专擅，日见其僭奢踰制，目无纲纪”，而且表示自己与同在朝廷的诸位大臣“共见共闻，同深愤 懑”，之后玉德虽然离京外放，但也对和珅“更形骄纵”的劣迹时时耳闻，在奏疏的最末，玉德模仿皇帝口气，指责和珅“狂悖不法、贪渎营私、肥家蠹国，诚如圣 谕，实为罕见罕闻”，有鉴于和珅如此“丧心病狂、舞弊负恩”，玉德请求皇帝将和珅“立置重典，以彰国宪而惬舆情”。

　　皇帝显然对玉德的表态相当满意，尤其是“我皇上于至公至明之中，兼苦心立断之意”两句尤为契合君心，皇帝特意在旁加上蓝批：“此二句尽之矣”，在奏折后面，皇帝写道：“朕不得已之苦衷，非笔墨所能述，汝但勉为良吏，上报皇考之恩”。

　　“不得已之苦衷”这句话，是嘉庆在各省督抚的回奏中批示的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开列和珅罪状的上谕中的一句，皇帝似乎想要向臣僚表示，太上皇刚刚 驾崩，丧期未过便处置先帝宠爱重臣乃是一件不得不为的难事，会让他背负不孝的罪名，希望能得到诸位臣僚的谅解。但其背后更暗示可能会引发整个朝野的恐慌 ——如果连和珅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都被如此轻松拿下的话，那么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各省的督抚大员几乎都是乾隆时代一手提拔起来的老臣，除了极少数臣工，如在蓝批中被赞为“督抚中声明优者，朕所素知”的江苏巡抚费淳、直隶布政 使吴熊光等，其他地方大员大都与和珅有所勾连，最典型的是湖广总督景安和云贵总督富纲，前者懵于军事，在围剿白莲教匪时一再延误军机，杀良冒功，其迟钝的 军事才能甚至被敌军轻蔑地称为“迎送伯”，但却因为党附和珅，所以一直安居督抚大位;而富纲则是和珅在外地的敛财能手，赃污狼藉，但却同样在和珅的荫庇下 平步青云。这两个人自然也接到了皇帝开列和珅罪状的上谕，其震惊程度较之玉德这样与和珅若即若离的臣僚当会更甚，但他们同样在回奏中咬牙切齿地痛斥自己昔 日阿谀逢迎的对象“罪不容诛”，称赞皇帝“敕法明刑、仁至义尽”强烈要求皇帝将和珅“即正典刑”、“按律问拟，以彰国宪，而昭炯戒”。

　　嘉庆对这两个人党附和珅的情状不会毫不知情。不久之后，他就下旨逮治景安，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朱珪向他求情称“臣闻景安不要钱”才侥幸豁免。而富 纲尽管暂时兔脱，却在次年漕督任上因摊牌索贿事发而被处死，没人会相信这与前一年的和珅倒台毫无关系。但此时，皇帝给这两个人的奏折蓝批却不见一丝波澜： “已赐令自尽矣，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也”和“不得已之苦衷，自蒙上苍昭鉴”。

　　“已赐令自尽矣”这句写在景安奏折上的蓝批，多少吐露出这场集体政治表态的实际作用，那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就在上谕发出的7天后，2月22日， 皇帝就已下旨赐和珅自尽，为了加重其震慑的效用，皇帝还特意安排等待秋后处决的和珅同党福长安在旁近距离观看整个死亡过程。而此时，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官 员还在等待上谕和揣测圣意之间徘徊。发给浙江巡抚玉德上谕在一天后才会送到他的手上，而像江苏、湖北、湖南的官员更迟至23日才接到上谕，河南巡抚倭什布 到28日才看到上谕、广东巡抚陈大文则又晚了两天。至于帝国最边远的省份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则分别到3月7日、12日和15日才知道和珅倒台的消息， 但这三个省恰恰是和珅党羽的重灾区，而此时，这三省官员毫不知情自己托庇的大树已经倒塌将近一个月了。

　　实际上，当和珅被赐死时，除了京中朝官的议论和直隶官员的意见外，没有任何一份地方官员的政治表态奏疏呈送御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送到了， 其中的内容也不会对君心有所改变。皇帝处死和珅完全是乾纲独断，也无需征询他人意见。就像吴熊光在陈奏中所说的那样“若不速办，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生 滋事”。皇帝真正担心的是时间会让和珅党徒余烬复炽，而自己的犹豫则会成为“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生滋事”的土壤。2月15日的上谕与其说是一份征询 意见书，不如说是一份忠诚度试卷，皇帝需要从中读出地方各省是否能体察君心，与皇帝同心无二，对很多官员来说，还要表态与昔日阿附的权臣断绝关系，效忠唯 一应该效忠的嘉庆皇帝。如果说皇帝真的有什么“不得已之苦衷”的话，这才是皇帝真正的苦衷和难言之隐。

　　“仁至义尽”：禁止争议

　　向皇帝做出表态的地方官员在焦虑中等待着自己忠诚测评的成绩。但他们尚不知道的是，就在和珅被赐死的次日，2月23日，皇帝就已经发布谕旨，表 示和珅一案至此“业经办结”，不会再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整肃。不过皇帝另外表明，他对“和珅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迁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 下，逢迎贿赂皆所不免”这一点心知肚明，尽管他没有说破，但查抄和珅府邸时，定然搜出了不少双方往复的信件和账簿，而皇帝并没有说明它们是销毁了还是被收 藏起来了。皇帝此时很愿意扮演一个仁慈君主的角色，安抚那些受到惊吓的臣工“若能选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但能洗心涤 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不至终身误陷匪人”。

　　无论这是帝王推心置腹的宽免之心，还是纯粹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担心根究株连，会引起政局失稳，总而言之，这些地方官员终于能暂时保全首领，度 过这一危机了。皇帝对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表态奏疏也表示满意，尽管反馈的成绩要等到多日后才会看到。除了一位名叫江兰的云南巡抚。从仕途履历来看，江是 个典型的庸才，无论在哪一任官职上都无所建树，但却一路坐上巡抚大员的位置，可见背景深厚。在他的奏疏中，竟然劝告皇帝“治罪严大不敬之条，按律有非常赦 之例”，暗示皇帝应该考虑给和珅一线生机。皇帝一改“不得已之苦衷”，很不客气地批示江的奏疏“仍属含混覆奏”，警告他“此等事，亦非汝所知，不必再 议”。次年，江兰即因粉饰灾情而被罢官革职。

　　如果说江兰是误解了皇帝严惩的圣意而做出错误的表态引起君心不悦的话，那么有些人则是因为解读太过而在表现出了太过强烈的政治态度。内阁学士兼 副都统的萨彬图就是其中之一，萨彬图的父亲达椿曾任礼部侍郎，但因不肯附从和珅而被其短毁褫落，这位背负宿仇的官员相信皇帝愿意对和珅一案穷究到底，甚至 藉此进行政治清洗，当然，或许也参杂了一举翻身的欲望。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个月后，这些复杂的感情形成了一份奏折。在奏疏中，萨不仅声称要求重新 查抄和珅家产，以找出那些埋藏寄顿的财产，更指责刑部在审查时意存含混，而内务府官员也同样心存袒护，要求皇帝密派大臣严讯追究。如果这道奏折被执行的 话，那么一场查抄之风将很快会刮遍京师。

　　嘉庆对萨彬图连续要求严查和珅家产的奏疏相当恼火，因为这位臣子显然不明白在皇帝心中，政局稳定才是第一要务。这一切都反映在5月29日的上谕 中。就像当初关于和珅一案的上谕一样，皇帝也在这份上谕中亲加圈改，将“其言不足凭信”改为更严厉的“其言不足取”，皇帝更怀疑萨彬图认为自己办理和珅一 案的目的是觊觎其庞大的家产，在“岂萨彬图以朕为好货之主，敢以此尝试乎?”后面，皇帝又想起号称“多难兴邦”的唐德宗借查抄大臣家产来充实内库的典故， 提笔加上“或伊必欲陷朕等于唐之德宗?伊未必有此伎俩也!”最后，皇帝判决萨彬图实为“聚敛之臣，朕断不用”，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同时告诫大小臣工“不得 再以和珅资产，妄行渎奏”。

　　尽管皇帝严令禁止讨论关于和珅家产的任何问题，但和珅庞大的财产已经成为了一个闾巷风言的传奇，即使是出于好奇的目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

　　抄家：“贪污之王”的真相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自从上次君臣奏对之后，吴就被皇帝委 派查办和珅及其家人名下财产。吴熊光办事迅速慎密，到22日即已将和珅在直隶产业查清并上报，次日奏折即到皇帝手中，但此时皇帝已经下旨对和珅一案不再株 连追究，所以，在23日的奏折上，皇帝批示“此案大局已定，和珅已赐自尽，不必过于株连搜求”，同时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 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在26日的奏折中，吴熊光对皇帝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出深深地钦佩，同时提醒皇帝，和珅虽然已伏国宪，但是其生前变乱旧章的余毒仍在， 譬如吏部铨法的弊病、户部各省报销的陈账等等，对和珅个人逆迹的清算理应到此为止，如今是该到了振刷政治陈弊的时候了，君臣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默契，皇帝 很欣慰的在吴熊光新的奏折后写道：“所奏诸条，皆应次第更正者，具见为国之诚，嘉慰”。

　　吴光熊在私人回忆录《伊江笔录》中记载自己亲历的抓捕和珅过程

　　但实际上，和珅的财产一事并没有皇帝在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么简单，就在吴的第二份奏折呈递的同时，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比起 吴熊光这个从二品的布政使，这份奏折的三个作者却都是皇室宗亲，他们分别是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刚在2月12日履新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这份奏折的内 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奏报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并缮写清单供呈御览。与皇帝在吴熊光奏折上“即稍有隐匿寄顿其财物，总在民间，亦复 何害”的宽容大度的御批完全不同，永锡等人在奏折中明确提到他们将“仍严饬该旗并派内务府、提督衙门番役留心密访有无隐匿寄顿”的财物。皇帝在这份奏折上 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 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但这并不是查抄运动的终结，恰恰相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端而已，3月5日，内务府奏折(同样是密折)又报告提督衙门交到查抄和珅家产案内折合库 平银2833249.61两，已交入内务府广储司内收讫。甚至到两个月后的5月2日，定亲王绵恩还在奏折中称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将查出的二 两平金33551两和白银3014095.33两一同交给内务府广储司收讫，同时还表示对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车价银也会“移咨内务府就近着追”。皇帝从来没 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只不过，对像吴熊光这样的汉人臣子来说，他们只要相信皇帝的宽容大度就足够了，至于 查抄家产这样细致入微又隐秘审慎之事，当然应当交由肃亲王永锡、定亲王绵恩和内务府总管永来这样的满人亲贵来办才能让皇帝放心。

　　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见闻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 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传抄流行。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成了毫无疑问的贪污之王。按照这份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 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伍千一百六十两。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 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是书更声称“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 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这也正是现在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来源。

　　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梼杌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胡本人可能正是这本书真正的作 者)。所以对革命党而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贪污记录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国耻与贪腐紧密相连，足 以唤起民众排满之心。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 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且其中收录的上谕、折片错漏百出。而 这份所谓的《全案》，实际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 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两千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一千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钱都去哪了?皇帝的荷包

　　真相诚然令今人失望，但在嘉庆时人看来，也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在清中叶时，户部库存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考虑到当时 川陕白莲教起事，朝廷连年征剿，大笔银两被投入到平弭内乱的无底洞中，所以和珅的这笔查抄财产，可谓久旱甘霖，足以为前线官兵再添助力。当然，前提是这笔 钱确实被用在军费开支上。

　　像所有良好的愿望一样，事实总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戳破，人们往往只关注于一个贪官究竟贪污了多少钱款，并且为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赃款目乱神迷，切 齿于其肆无忌惮的贪腐行为，并未朝廷再次揪出这样一个国之大蠹而欢欣鼓舞，并将国家出现的一切积弊都归咎于这个倒台的贪官身上，就像《清朝野史大观》的作 者所切齿痛斥的那样：“盖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斫丧于彼一人之手矣”。

　　却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的去向究竟会是哪里?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 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组织结构和职官设置，这些都很容易在公开编纂发行的《大清会典》中查到。它的神秘 之处在于，这个机构完全是由一个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小规模政治集团所掌管的，其各部堂官完全为皇族亲贵所垄断，下属的各部郎中、司员都是由政治可靠的满人担 任。整个内务府的唯一作用和目的就是为皇室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在整个清代，一个对国事稍加留心的士人足可以不甚费力地看到国家财政的 收支情况，了解户部库存银两的消长，但除了内务府的总管和皇帝之外，很少有人能知道内务府的财政状况，人们唯一清楚的一点是，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 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以皇室支出，但另一点需要肯定的是，内务府的收入决不至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因为他很擅长无中生有地巧借各种 名目为内务府招财进宝，来填补乾隆皇帝日益豪奢之心。其中和珅最出名的一个发明就是议罪银制度，典型的罚议罪银近乎于钓鱼执法，皇帝在得知官员过误后，会 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刻了。如果皇帝对官员 为自己罪愆付出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交上后，这笔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 卖。

　　大部分交易记录都会仔细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 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其中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 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到总数57.1%的部分，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 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同样，皇帝也不会放过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的财产，而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自然也比议罪银零敲碎打式的进账来得更快更多，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的龙心震怒之余，用抄家的巨额进项进行来作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理补偿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因此，当和珅倒台之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三千万还是一千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荷包。尽管这笔钱也许不像8亿两这样数额庞大，但也相当 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经费。当和珅被下狱赐死的那一刻，对其遗下财产的分配就成为了内务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一位好货之主， 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古玩、鼎彝、皮张、绸缎等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 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以免过多的赏赐开启这些人的贪鄙之心。至于房产，除了一部分(按照皇帝上谕是一半，但实际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皇帝的姐姐和孝公主，其它都分配给了成亲王永瑆、仪亲王永璇、庆郡王永璘和贝勒绵懿。几家当铺，除了其中的三家赏给三位近支王公之 外，其余也都收归内务府进行继续经营，一些皇帝近身的太监也分得圣恩雨露，得到了绸纱袍服和棉衣的赏赐。

　　对普通市民来说，他们能分得的，除了可能隐匿在民间还未被内务府苛察的眼睛发现的和珅余产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门税关变卖的破旧物件好戏装。唯一 的例外是从和珅府上收缴的人参，据称有六百余斤，由于库房已满，所以内务府决定将其变卖，但由于一时之间抛售大量上好人参，使整个北京奢侈品消费增长激 增，导致市面上一时竟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它应该成为贪腐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1799年结束时，大清帝国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体梦境之中，一位甫才亲政的年青君主，以“仁至义尽”的迅猛手段铲除了前朝权奸，一扫朝廷暮 气，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父亲的漫长阴影，意得志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全新统治，而他的臣民，毫无疑问也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一个国奸巨蠹后，这个国家将迎来一 个清正廉明的“中兴时代”，或者就像这一年年末一位叫法式善的国子监官员在奏疏中所写的“亲政维新”。

　　但皇帝的反应却出乎人的预料，他明白表示自己“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下旨严查“法式善有无劣迹，并著国子监堂官明白回奏，将此通谕知之”。

　　中衰降临

　　老朽之人总是生活在年轻时代的梦呓中，很多年后，当已是衰朽残年的吴熊光回忆起自己早年经历时，感到的更多是忧虑和不解。此时距离他陈奏处置和 珅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他的私人回忆录《伊江笔录》中，这位一声耿介的官员不无满足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为官理政时的机敏果敢和随侍君侧时的抗颜直 谏，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劝谏，才让嘉庆皇帝坚定从速处置和珅的决心吗?难道不是他的直言，才及时将皇帝仿效先帝南巡的奢骄之心消灭于无形的吗?

　　但此时嘉庆时代也已经和扳倒和珅时的乾隆时代一样，都成为过去，眼下已经到了嘉庆皇帝的继任者道光统治的时代。按理说，扳倒了一代权奸，又经历 三代君主的圣圣相因，励精图治，国家理应蒸蒸日上才是，但环顾四周，吴熊光目之所及，却全是一片凋零景象，银贵钱贱的财政危机从1808年开始大举爆发， 到道光时代已经泛滥成银荒之势。吴熊光相信这是西洋狡诈夷人用含银不足的劣质银元大量套换中国的优质银两，“洋钱成色低，潮、粤民因其用便，转将纹银先换 洋钱，甚至倒添成色，更流行江浙”，才导致这场危机到来，吴熊光建议选择廉洁通晓大体的官员任海关监督，责成其稽查洋钱，并在江浙等省倾镕成成色上好纹银 方准使用，以次由内地推广至闽粤沿海，同时禁止金银下海被洋船带出国内，或许可以挽回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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