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君侧”之导火索——“假太子案”

  弘光元年三月发生的北来太子事件,成为左良玉起兵东下“清君侧”的最佳理由。在弘光时期发生的“僧大悲案”、“童妃案”、“假太子案”三大案中,以“假太子案”最为著名,在当时影响也最大。“假太子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没有确切的定论。弘光帝、马士英等认为太子是假冒的,为了平息外廷的舆论,对自称是太子的人进行会审,结论仍然是太子非真,此人是王之明假冒的,然而会审过程及结论疑点重重,难以使人信服。马、阮集团柄政以来,政治日益腐败不堪,广大士民对马、阮集团及朝廷早已怨恨不已,以期望能改变现状,而北来的太子事件恰好给百姓的这种心理燃起了希望之火,弘光朝廷对太子案件的审问又疑点重重,更加使人们相信,这是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的阴谋,以便陷害太子来保住帝位及权势。当然,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是不希望看到真的太子出现的,因为太子是崇祯帝的合法继承者,论序当立,必然危及自己的统治。百姓也洞悉这种心理,于是,民间有关太子是真的舆论愈传愈广,甚至连很多文臣武将也认为太子是真的。形成了“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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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良玉则上疏请保全太子,同时对弘光朝廷兴师问罪,谓:“太子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愿皇上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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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良玉虽然利用太子事件来作为起兵东下“清君侧”的借口,但也不排除左良玉对崇祯帝的忠君报恩思想。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死前, “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功成世守武昌”,所给左良玉恩封,在明代武臣中确实罕见,足以使左良玉感到崇祯帝的恩宠。而崇祯帝封左良玉为宁南伯, “宁南”二字,似有寓守护江南安宁之意。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灭亡后,左良玉的部将因此才有“天下事皆当关我公”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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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帝自杀殉国后,左良玉以崇祯帝的维护者自居, “三军缟素,率诸将旦夕临”,来吊唁崇祯帝。弘光朝成立之初,当部将劝左起兵东下之时, “良玉拊膺而号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弃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国家之变以自利也。封疆之臣,应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为效,有过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尽出索藏金银财物凡二三万散之诸将曰:此皆先帝赐也。受国家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诸将噭然皆哭”。良玉以先帝之恩来劝说诸将,可见其对崇祯帝仍然怀着尊崇之意。当左良玉听说太子在南京受到迫害时,难免把对崇祯帝的尊崇之意移情于太子身上,认为解救太子即是报先帝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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