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革命巅峰时期的伦敦，便是这样一个吃饱了撑的，却无处排放粪便的城市。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地，伦敦城市规模和人口也随之急速膨胀。
19世纪初人口还是100万，到了1851年就已激增到240万。
然而，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沿用的却还是最古来的排水系统。
污水坑，也就是俗称的旱厕，是官方唯一认可、用于存放伦敦人民日常排泄物的容器。
当时，在任何一条河流上修建厕所，或是未经批准倾倒污物，都是违法的。
所以大多数人家，都会将这化粪池安装在地窖下。
而全家老少的粪便和生活垃圾，都会堆在那儿。
但挖再大的坑，粪便总有会满的一天，到时候要如何处理?
当时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伦敦，想清理粪便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请掏粪工来定期清理粪坑，二便是任由粪便自由生长，满泄溢出。
在那个年代，因为工种危险(化粪池易发生爆炸)，掏粪工可是一门颇受尊敬的职业，被称为gong-fermor。
他们会把粪便运往伦敦城外，作为肥料卖给农民。
然而，随着伦敦的急速扩张，掏粪工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因为从城里到城外路程在不断加长。
所以，这也使得市民越来越不愿高价请人来掏粪，任由粪便从家中溢出，肆意流到大街上。
实在没办法时，很多人还会铤而走险地将粪便倒入水渠中。
当时英国的排水系统是极其古老和简陋的，与十几条河流连接，只能用于处理地表水。
虽然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法不责众，所有人都这样做了政府也完全没招。
于是到了1815年，伦敦政府也别无选择地允许人们把自己的排水管和下水道接通。
曾经清澈的泰晤士河，很快便成了粪水涌动的恶臭之河。
这座城市俨然一个巨型化粪池，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粪便的恶臭。
关于恶臭泰晤士河的漫画
没过多久，报应就来了。
随着粪便的发酵，恶臭的伦敦渐渐成了霍乱的温床。
1831年，伦敦第一次霍乱大爆发，截至1832年整个英国就有30000人丧生。
在这之后，病魔每年夏天都如约而至，带走无数英国绅士的性命。
电镜下的霍乱弧菌
现代医学已证明，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常见传播途径便是饮用了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
然而，当地的9个水管理公司，有5个就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
也就是说，曾经被胡乱排放的粪水，现在裹挟着病菌，再次回到人民口中。
因为发病快，死亡率高，当时的英国人畏惧地把霍乱称为“霍乱王”(King Cholera)。
游荡在泰晤士河收割生命的死神
但是，当时不够发达的医学可不知道什么是霍乱弧菌。
关于霍乱的医学理论，绝大部分医生都坚持瘴气说。
他们认为霍乱是肮脏环境中生成的瘴气，作用于人体引起的。
瘴气引起的霍乱，只针对抵抗力差的人，不具有传染性。
所以那时候的策略就是，把空气中难闻的气味除掉，就能抑制瘴气的蔓延。
于是在搞错传染源的情况下，大量的除臭行动就算再轰轰烈烈，效果都微乎其微。
伊丽莎白一世与她的抽水马桶
然而，更雪上加霜的是——抽水马桶出现了。
其实早在1596年，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就为伊丽莎白一世设计出了第一款抽水马桶，可储水将污物冲走。
不过这个看似跨时代的发明，在当时并没能立即火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想实现抽水，就必须将马桶和污水管相连。
这就意味着恶臭仍能畅通无阻地顺着马桶进入房屋，权衡之下老百姓还是觉得老式马桶好。
亚历山大·卡明斯设计的S型管道马桶
直到18世纪晚期，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nader Cummings)对做了一个看似细小的改变，才颠覆了马桶的命运。
他把原本笔直的管道完成了S型，每次抽水后管道就会被水封住一段，杜绝了恶臭入屋。
这样看来，现代抽水马桶的元素仿佛就齐全了?
且慢，当时的伦敦下水道可没有系统化，大多数抽水马桶只能与现有的粪坑相连。
原本化粪池只装排泄物等，现在还要和着抽水马桶的水。
粪水俱下，直接加速了粪坑溢满的效率，使原本就拥挤的化粪池更不堪重负。
有的街道，甚至需要在底下垫上砖头，造出小路，百姓才能顺利避开粪水回家。
根据一项报告，1850年伦敦每户的平均用水量是600升，到1856年，就直接飙升到了1000升。
毫无疑问，抽水马桶功不可没。
伦敦的专家在寻找霍乱的源头
抽水马桶虽改善了每户人家的生活品质，但是却把排污的问题抛给了整个城市。
“粪香”日益浓郁，除了影响市容(味)外，也让医生觉得就是这个味引起了霍乱。
于是政府就下达了禁令——将所有粪坑掩埋，短短6年间，三万个粪坑就被填满了。
但粪坑即便被填了，人总是要排便的啊，于是伦敦最大的河流——泰晤士河就遭了殃。
当时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极其简单粗暴的。
他们认为排泄物只要顺着河流冲走，瘴气就会消失，人们就不会得病了。
1844年污染严重的弗利特河
一下子，全部伦敦人口的粪便都倾泻入河。
正如议会上说的，“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个巨大的粪水池了，不再需要每人一个粪坑了”。
例如，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被粪便挤得河水无法流动，最后弗利特河也变成了福利特街。
这种奇葩的填河造陆方法，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1845年工人在覆盖弗利特河
毫无疑问，饮用水的含菌量也随之激增，市民每喝下一口水就等于喝下了全部污秽。
当时，只有极少数医生认为，霍乱是由一种尚未发现的介质传播引起的传染病。
约翰·斯诺(John Snow)就是其中坚定的一个。
为了追查疫情，他开始每天记录死亡和伤患人数，并将此标注在地图上，形成点地图。
通过这张“死亡地图”，他最终解开了疫情背后的秘密——水源。
虽然人们对微生物治病理论还不是很接受*，但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学计算，斯诺的地图使传播途径一目了然。
例如，自家拥有水井的感化院和啤酒厂，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几乎没人死亡。
而死亡案例最密集的地方宽街，那里的市民都共用一口公共水井。
*注：1883年，细菌学家Koch才在埃及首次分离出霍乱弧菌。
斯诺博士的死亡地图
当时斯诺就对城市管理当局说，“伦敦的地下水已严重被污染，伦敦地下就是一个地狱”。
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斯诺的那套说法，还是几年后矛盾越来越明显，官员才慢慢开窍。
之后，确认被污染的水井的水泵被拆除，市民也被警告要煮沸食用水再落肚。
死神加持的井口
霍乱，确实是暂时得到了控制。
但是，就算不喝一口井的水，粪水横流的泰晤士河也仍像一颗定时炸弹。
斯诺的死亡地图就是甩到了议员脸上，而到处推脱责任的政府，多年来仍然对肮脏的泰晤士河无动于衷。
直到1858年，被称为伦敦“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的事件爆发，他们才真正被熏怕了。
那一年的6月，伦敦热得就像一个大火炉，泰晤士河的温度直接飙升到近50摄氏度。
干燥的天气使河水快速蒸发，水位急速下降，河里的粪便仿佛被烧开了一样，恶臭翻滚弥漫。
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就想到泰晤士河边巡游，然而还未靠近河边就打道回府了——因为实在太臭了。
“只要闻过一次，永生都忘不了，闻了之后还能活着，就是幸运至极了!”
毫不夸张的说，那年夏天这令人窒息的气味，让整个伦敦几乎陷入瘫痪。
公众开始抗议，集体声讨泰晤士河的大恶臭。
不过，被熏得最惨的还数议员们，因为议会大厦就坐落在泰晤士河畔。
为了避免恶臭，议院的窗户上都挂上浸过青柠水的窗帘，连会议都难以继续。
而一贯拖延症严重的官员，在这恶臭的夏天执行力则显得极其高效。
只用了18天，政府就通过了巴瑟杰项目动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约瑟夫·巴瑟杰(Joseph Bazalgette)是继斯诺医生后，伦敦的又一救星。
早在“大恶臭”爆发的两年前，他就成了伦敦的首席工程师。
但在未上任以前，他就用了多年时间巡视伦敦全城，做了细致的调研，并起草了改造伦敦下水道系统的设计。
在今日看来，巴瑟杰的工程设计是相当完善的。
但是，坐在议会大厦的达官贵人就是一再拖延刁难，责令其修订计划。
他前前后后共5次细致修改的工程计划，都没通过审查。
就在第6次提交修改后的方案时，如有神助的“大恶臭”就爆发了。
所以短短18天，巴瑟杰的提案就获得了通过，在这之前他可是整整修改了7年都被否决。
连《泰晤士报》都调侃道，看到议员离开议会大厦时，“每位绅士鼻子上都捂着手绢”。
在这之后，拯救恶臭伦敦的接力棒，就从斯诺医生的手中交给了巴瑟杰。
而伦敦市民为了摆脱困境，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配合。
他们纷纷从书房、阁楼等走出来，投身义务劳动使工程进展神速。
从1859年开始，这个项目花了6年时间，就在1865年正式投入使用。
1867年7月28日，下水道就完成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那个夏日，老天爷就把两个月的雨量倾泻而下，而伦敦的排水系统完全应对自如。
伦敦下水道的建成，不仅像一支开塞露使便秘的伦敦顷刻畅通。
它还像伦敦进化出的消化系统，使污水排放、防洪涝、环境等问题通通迎刃而解。
更重要的是，它也切断了霍乱等流行病肆虐的起源，伦敦自此再没受过霍乱的袭击。
伦敦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完善下水道排污系统的城市，其建成也被称为“七大工程奇迹之一”
这个150年前修建的下水道沿用至今，成了这座城市的心脏。
人类总是要等到一次次灾难和教训后，才会生长出所谓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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