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体例、内容十分完整的法典，也被称为古代法典中的“最善者”。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典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华法系。当下，我国正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必要知晓唐律的来龙去脉，增加一些相关知识。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制定法律，其中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西周有“吕刑”等。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国改变以往法律不公开的做法，开始公布成文法。最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的执政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成为“铸刑鼎”。之后，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公布成文法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并延续下来。

　　战国时，魏相李悝在总结前人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法经》。秦国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由此，中国绝大多数封建朝代都把主要法典称为“律”。秦朝有秦律，汉朝有汉律，魏晋南北各朝也有自己的律，隋有隋律。

　　唐律的制定者博采唐前立法的众长，取长补短，综成唐律这一部著名法典。这里以两例证之：

　　一是唐律采用的“律”源自于商鞅的“改法为律”。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人物，姓公孙，名鞅;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受封商邑，号“商君”，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商鞅。他小时候就与许多孩子不同，特别喜爱法律，有“少好刑名之学”的说法。这为商鞅以后能在秦国主持变法、治理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361年，商鞅携带李悝制定的《法经》前往秦国，深得秦孝公赏识，获得委任主持变法。商鞅变法的范围涵盖农业、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仅在法律领域中就有“改法为律”，即把《法经》改称为秦律。“律”这个词在秦国前已被使用，但主要是指音乐领域里的音律。商鞅首创把主要法典称为“律”后，律作为一个朝代主要法典的地位脱颖而出，而且还使法典的内容更具规范性。

　　二是唐律采用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要由肉刑、自由刑和死刑组成。封建制五刑从奴隶制五刑发展而来。奴隶制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主要由肉刑和死刑构成。在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演变的过程中，有过一个重要的刑制改革事件，即缇萦上书汉文帝的事件。汉文帝十三年，太仓县令淳于意犯了罪，要被处以肉刑，押至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5个女儿、没有儿子，那时的女子一般不出家门。在押往长安前，他十分不高兴，埋怨自己没生儿子，关键时刻无人陪同去长安。此时，最小的女儿缇萦挺身而出，决定伴随父亲前往长安受刑。

　　到达长安后，缇萦给汉文帝上书，共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自己的父亲犯了罪，但不是一个贪官污吏，“齐中皆称其廉平”。第二层意思说：肉刑有很大弊端，“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由也”。第三层意思说：自己愿意降为官婢女，“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汉文帝看后十分动情，决心改革肉刑，迈出了中国古代改革刑制的一大步，以肉刑为主的奴隶制五刑逐渐向以自由刑为主的封建制五刑演变。唐律采用封建制五刑，接受了包括汉文帝改革刑制在内的历史成果。

　　唐律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唐朝颁行所有律的统称。唐朝颁行的律都以年号为名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永徽律疏》《开元律疏》等。这些律中仅有《永徽律疏》完整保存下来，故《永徽律疏》也就成了唐律的代名词。元朝时，把《永徽律疏》改名为《唐律疏议》，并沿用至今。

　　《武德律》以后颁行的每部律都对前一部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以致唐律内容精益求精，更适合时代的变化。《武德律》是唐朝的第一部律，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加以制定，共有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后，用了11年时间对《武德律》进行修订，颁行了《贞观律》。《贞观律》对《武德律》的内容作出较大修订，包括减少死刑和流刑的使用、完善复奏制度等。《贞观律》的修订使律条比较完善，以致其成为唐律的定本，以后的律条改动很少。

　　在《贞观律》的制定过程中，有不少值得点赞的地方，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增加了“五复奏”。复奏是一种在罪犯已被司法机关判定、皇帝审定为死刑之后，在死刑执行前再由皇帝勾决的制度。“三复奏”指的是一天之内由皇帝勾决三次;“五复奏”是指两天之内由皇帝勾决五次。这是一种对皇帝司法权力的制约，也是一种慎刑的表现。

　　复奏制度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贞观律》前已有“三复奏”制度。唐太宗错杀张蕴古以后，又增加了“五复奏”制度。当时，张蕴古任大理丞，审理了一个被告人为李好德的案件，认为此人精神不正常，于是奏告唐太宗：李好德有病，不应以“妖言”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那个地方的刺史。监御御史权万纪发现这一情况后，便弹劾张蕴古，认为他徇私枉法、谎报案情，企图放纵李好德。唐太宗收到权万纪的弹劾后，一怒之下，便判杀张蕴古，“斩于东市”。错杀张蕴古之后，唐太宗后悔用刑太重。于是规定，在京师发生的死刑案件使用“五复奏”制度，地方的死刑案件仍适用“三复奏”制度。由此，唐朝便有了“三复奏”和“五复奏”两种复奏制度。

　　二是增加了“加役流”刑，以替代部分死刑的执行。唐太宗在制定《贞观律》时，觉得流刑和死刑的刑差太大，一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犯罪因此被适用了死刑，于是决定增设“加役流”刑。此刑重于一般流刑，又轻于死刑，可使一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犯罪通过适用加役流刑而活了下来。改死刑为加役流刑的律条有50条，《贞观律》的用刑也因此比《武德律》更轻了。

　　唐高宗即位次年颁行《永徽律》，保持了《贞观律》的内容。考虑到司法官对唐律要有一致的理解、科举考试要有标准的答案，对《永徽律》律条作出官方解释适时出台。于是，《永徽律疏》颁行了。《永徽律疏》由律条和疏议两部分构成，疏议是对律条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律典中，律疏形式为《永徽律疏》首创，也为以后有的律典所继承。

　　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颁行《开元律疏》，对《永徽律疏》作了微调。微调的原因主要是避讳、地名的改变等，但在体例、内容方面无大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元律疏》实为《永徽律疏》的翻版。

　　唐律颁行以后，得到了有效实施，成为造就“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和“开元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贞观四年全国判决死罪的只有29人，开元二十五年全国判决死罪的也只有58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十分罕见。

　　优秀的唐律文本和良好的实施效果，使唐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虽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典，但这些法典皆以唐律为楷模。

　　《宋刑统》是宋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在体例、内容上都基本沿用唐律。当然，它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是采用“刑统”形式，把宋朝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的内容融入在一部法典中;还设置“门”，改变了法律中只有律条不设门的做法。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摆脱唐律的基本体例和内容。

　　《大元通制》是元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其地位如同律典。它在体例上与唐律有所不同，法条也增加至2539条，但许多内容都取自唐律，特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捕亡等篇中的内容，唐律痕迹十分明显。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篇目都减至7篇，律条则分别减至460条、426条。但是，唐律中的一些篇目名称仍在其中出现。据统计，唐律的内容在这两部律典中占了一半以上。

　　清朝的薛允升曾把唐律与《大明律》进行比较，著有《唐明律合编》一书。薛允升先后出任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在工作中，他感到《大清律例》不够理想，却又不好公开直言，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写入跟《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明律》与唐律的比较中。经过逐条比较，最后得出《大明律》用刑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结论。这一结论说明，唐律用刑比较平缓，是理想的律典;而《大明律》用刑比较极端，不是理想的律典。

　　另一方面，唐朝的高度发展吸引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纷纷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取经，包括学习、移植唐律。这些国家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

　　朝鲜的高丽王朝大量吸收唐律的体例和内容。公元10世纪时制定的《高丽律》，篇目共有13篇，其中12篇源于唐律，内容也大多来自于唐律。《高丽史·刑法志》讲得很实在：“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

　　日本也较为虔诚地学习、移植唐律。日本在公元7世纪至10世纪间制定的法典，不少仿照了唐律。特别是《大宝律》和《养老律》，在体例和内容上大量仿照唐律。日本学者石田琢智在《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一文中说：“从7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8世纪至10世纪，即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摹仿唐制的法典。”

　　越南也是一个受唐律影响很大的国家。公元1042年颁布的《刑书》和公元1230年颁布的《国朝刑律》大体依循唐律，体例中的卫禁、户婚、诈伪、捕亡、断狱等篇目名称和内容中的十恶、八议等规定皆取自唐律。

　　总之，唐律是一部生命力很强的古代律典，不仅对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时周边国家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唐律生命的延伸，以致其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一席。今天，要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读唐律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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