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激发的情绪中，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燃起的，也是最后熄灭的。后来，人们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被迫以苟且偷生换安宁，但到了这种地步，人们还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完全控制住了大革命的自由倾向，但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制服它的反基督本性。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些人认为，对上帝的不敬是为了补偿自己当年所受的委屈，自己当年对没品的小官都要唯命是从啊!虽然他们早就抛弃了大革命中自由、高贵、自豪的所有信条，却坚持以不信上帝作为对大革命精神的祭奠。

　　但是，今天的人们不难明白，对宗教的战争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侧面，是大革命全景中一个虽然引人注目却瞬间冷却的特征，是大革命前各种思想、激情和突发事件的暂时产物，而绝不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人们常把18世纪的哲学思潮看作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很有道理，确实，18世纪的哲学中带有深刻的反宗教性质。但是只要仔细审视一下，你就一定会看到，18世纪的哲学其实存在两股截然不同的独立思潮。其中一派阐述各种新锐的思想和革新性观点，有关社会等级、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等，比如人类生来平等，所以应该废除等级、阶级和教职人员的一切特权，比如民众权利至上，社会权利至上，统一的规章制度至上。

　　所有这些信仰不仅仅是大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等同于大革命本身，它们是大革命最根本的成果，从时间长度上来说则是大革命最真实、最持久的功绩。另一派哲学思潮是和教会开战，哲学家们攻击教士、各等级的教会、教会机构和基督教义，而且为了彻底推翻教会结构，他们还试图铲除教会根基。但是，既然这部分哲学产生于革命持续摧毁的各种现实中，它就应该和自己摧毁的各种现实一起逐渐消失，并最终被大革命的胜利埋葬。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儿，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另外我还要在下面的章节中专门论述这个重要的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强烈的仇恨情绪，并不是因为它是宗教，而是因为它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不是因为教士们要代天巡狩去管理来世。

　　而是因为他们是现世的地主、领主和行政官员，还征收什一税;不是教会不该在新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里占据高位，享有特权势力爆棚，而这时旧社会正在土崩瓦解。时间已经证实，并每天都在证实着这个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成果的逐渐巩固，反宗教运动已经随之瓦解;随着大革命攻击的旧政治制度的土崩瓦解，大革命憎恶的各种特权、大人物、阶级被彻底消除，不复存在，所以旧社会激起的仇恨，已经作为旧社会最终消失的根本性标志，日渐减退;最后，旧社会垮台了，教会日益从旧社会中分离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教会在人的精神世界里逐渐恢复从前的地位，而且比以前更加牢固了。

　　不要以为只有法国出现了基督教复兴的现象，欧洲革命之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会都一一重新振兴了起来。如果你觉得民主社会和宗教天生就是死对头，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根本没有任何教义敌视民主社会的精神，反而，各大宗教里有很多东西是大大有利于民主社会的。而且，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始终扎根于人民心中。人心是宗教的归宿，就算那些早已消失的宗教，也是因为信奉它的民族已经灭亡。如果各种制度要顺应民众的思想感情，却要把人的精神推向不信宗教，这岂非怪事?刚才我对宗教的议论，同样适用于评论社会权力(政府)，而且更为适用。

　　大革命一下摧毁了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结构，推翻了束缚人的一切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会误以为，大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旧社会秩序，而是要摧毁一切秩序;不是要摧毁某一政府形式，而是要摧毁政府(社会权力)本身。他们错误地断定，大革命的本质特性就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敢说，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路易十六:“如果您比较一下新旧两种形势，就会得到慰藉，重新获得希望。国民议会颁布的法令中，尤其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法令里，有一部分很显然是有利君主政府的。取消高等法院、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这对君主权力都是大大加强的。如果黎世留看到，现在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市民阶级，他会十分高兴的，因为这种平等只是表象，而且这种平等更加有利于权力的执行。

　　多少位先皇都曾用强权加强国王的权威地位，但世代的努力之和都没有大革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得更有效果。”他对大革命的这种解读，和那个领导另一场大革命的人的理解颇为相似。从一开始，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不只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废除旧社会的结构。所以，它对一切现存权力展开攻击，摧毁一切原有的大人物，干掉各种传统，变更风俗习惯，总之一句话，它要涤荡人的头脑，把一切曾经需要尊敬和服从的条条框框统统扔进垃圾堆里。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这么特别，这么无政府主义的原因。

　　但是拨开这些碎片，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庞大的中央集权，把之前分散于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行业、家庭和个人权势的零散权力全部纳为己有了。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和它相提并论。大革命创造了这种新政权，或者不如说，在大革命的废墟里，这种新政权是自动产生的。可以说，大革命建立的政府十分脆弱，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它可比自己推翻的政府形式要强大得多。它既脆弱又强大，而且这脆弱和强大来源于同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会在下面详加阐述。米拉波透过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的迷雾，一眼就看透了这种庬大的中央集权形式。当时的民众可是看不到这个庞然大物的。

　　但是，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都明白了这种新形式的权力到底有什么好处。而且今天，各国的君主仿佛只能看到它的好处了。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法国新制度的迷恋，而且，不仅大革命孕育的掌权者对新形式十分推崇，就连那些曾经和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视的人也加入进来，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努力废除各种特权和豁免权。他们致力于融合不同的阶级，使社会的不同等级趋于平等，公务员代替了贵族，统一的法律代替了地方性规章，统一的政府代替了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

　　在这项革命事业中，他们都兢兢业业，恪尽职责。遇到什么障碍，他们还会借用大革命时的手段和口号，他们偶尔还会煽动穷人反对富人，教唆平民反对贵族，鼓动农民反对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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