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光绪为什么要恭维日本?

  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久到什么程度?恐怕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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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否认,中国跟日本是一对冤家。真正的冤家不是一言不合就开打,而是爱恨交织、欲罢不能,有时恨得牙痒痒,有时又恨不得盖一条被子。

  譬如说,晚清以后日本没少祸害中国,明着就侵占台湾、插手朝鲜、攻打北京城,背地里不知道搞了多少幺蛾子。想想,中国人应该挺恨日本人吧,但最近读了点史料发现特别让人不理解的事情:

  1898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光绪皇帝亲自修改国书,在“大日本国皇帝”之上御笔亲书“(中日)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这话都说得出口?!!

  1898年是什么时候?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给日本2亿两白银,对于中国简直是奇耻大辱。大清皇帝竟然要以如此谄媚的语气来恭维日本?

  而且,不只是光绪皇帝,晚清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对日本爱的死去活来,为什么当时明明被日本欺负,还有人如此想要结好日本?中日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甚至结下”世仇“的?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同气连枝的友邦变成贪得无厌的恶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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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被瞧不起的蕞尔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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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日本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开明治维新,走上“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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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明治维新初叶,就有晚清士人注意到了日本的崛起之势,譬如王文韶在同治六年(1867年)就指出,“东洋日本国近来和法国和好甚挚,……数年后必为大国,为其力求自强也……东洋与中华最近,其力求自强如此,于我不无可虑耳,识之以告有识之士。”

  然而传统中国向来自视“天朝上国”,以“天下共主”自居。近代以来,虽遭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对西洋列强多有畏惧,甚至不惜俯下身子“师夷长技”,可对于日本这个崛起中的“蕞尔小国”,多数中国人很少把其放在眼里。

  1870年代,日本在吞并琉球与侵台事件中已表现的咄咄逼人,可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也仅是从鼻子里不屑地哼出一句 “阴而有谋”、“穷而无赖”。

  当时的驻日公使节张斯桂看到日本一意效法西方更是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作诗嘲讽道:“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就连之后积极推行新政,探究日本强盛之道的外交家黄遵宪在他初访日本时也留下“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这样虚骄自满的诗句。可见甲午战前,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轻视情绪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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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留日潮与“同种联盟”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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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察邻国,误轻小邦”,1895年甲午战败成为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转变的关键点。

  昔日的天朝上国竟成了东瀛岛国的“手下败将”,这对于晚清中国人的内心震撼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正像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甲午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就陷入一种矛盾的情绪中。一方面战争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割地赔款,令中国人对日本咬牙切齿;可另一方面,很多人此时也有感于日本的迅速崛起,对其维新成就颇表艳羡,积极鼓吹、主动迎合,期望能“仿行敌国之成法”,以“变通旧俗,振兴新政”,使中国转弱为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股留学东洋的热潮在晚清中国悄然兴起。1896年6月15日,13位中国青年远渡东洋,日本史家实藤惠秀将其视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嚆矢。1897年,广东人罗普只身飘洋过海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科,成为了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留学日本第一人”。

  1898年,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光绪皇帝更是接二连三地发布圣谕:“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鼓动有志青年负笈东瀛。

  就此,留日成为一时风尚,有人形容此时中国去往日本的留学生数量之多,“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

  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再加上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似度及黄白种族冲突论的影响,一部分国人甚至产生了联合日本共同应对欧美诸国东侵的想法。

  其实关于中日联合的构想起源甚早。1880年,日本就曾出现了较早的兴亚团体“兴亚会”,其宗旨在于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东亚颓势,继而振兴雄起,中国的王韬、郑观应等人都曾参加或支持过这个团体。

  1898年,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这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且表现出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这个团体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却是中、日各派兴亚势力联合及建立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对此后的中日交流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以“同文同种”相号召,结成中日同盟的构想,不仅存在于民间,甚至光绪皇帝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1898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光绪皇帝就曾在致日本国书上御笔亲书“(中日)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光绪对日本的上述态度,使得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甚至一度动议邀请伊藤博文担任中国的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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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当头之第一大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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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这种“联日抗西”的想法终究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控制了南满,侵略的触手伸进东三省,国人逐渐意识到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对于中国实则一样贪狡残暴、强横无比,“我东省同胞憎恶日军反甚于俄军”。随着中日冲突的日益加剧,清政府被迫大幅调整外交政策,在东北“广招欧美商民以均其势”,转向联西以制日。

  宣统二年(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彻底吞并了朝鲜半岛;1914年,日本借着参加一战的名义,出兵山东;1915年,日本更是威逼袁世凯政府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意图日益露骨,中日关系也愈加恶劣,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留日学生集体罢课,反日浪潮可谓声势浩大、此起彼伏。

  1912年,曾经留学日本多年的戴季陶在《民权报》中撰文,直接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戴季陶的上述看法大概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般认识。

  经历了“二十一条”的“国耻”,如同蒋梦麟在《西潮》中所说的:“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近代中日关系最为恶劣的时期由此拉开帷幕。

  其实,从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地缘政治、高层决策、媒体舆论、乃至个人体验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波动远比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还要复杂。

  有论者就指出,中国人在正视日本的同时常常掩盖不了其对日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不屑心理,在“师日”之中,却又时刻潜藏着“反日”的动机与身影。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获取的信息资源不一,人群层次跨度大,很难说有哪一种对日观感可以完全将当时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完全概括。

  但总体来说,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轻蔑到钦羡、再到恐惧仇恨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效法、联合与提防重叠交织,并且因人而异、因时不同、随事而变,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不过,随着日本的侵华野心不断膨胀,国人对日本警惕、防备的心理与日俱增,并最终演变成了看待日本的主要视角。

  就这样,近代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也彻底完成了从“友邦”到”恶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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