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少年，从品行上来说指的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年轻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指的是那些对国家造成危害的不安定因素存在的人。在《荀子·修身》中曾对恶少年下过详细的定义：“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颜师古在《汉书·昭帝纪》中注：“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众所周知，两汉时期，恶少年横行于社会。那么，原因何在呢?
1、
两汉时期，社会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逐末者日增，浮游者甚重，为恶少年势力的增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基础，“浮游者众”已经成为了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
“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这些浮食之徒，游手为巧，无所事事，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或以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
这些人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卑贱职业，他们以谋合任作为职业，或者从事赌博，或者怀丸挟弹。“未尝闻志义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无心之人、群竖小子接而持之，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无用而有害也。或作竹簧，削锐其头，有害之象，传以蜡蜜，有甘舌之类，皆非吉祥善应。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
这些无赖流氓或者群竖小子，整天喜欢怀丸挟弹，妄弹鸟雀，整天在街上游荡，所做之事对社会来说是百害而无利的。《汉书·鲍宣传》中记载了造成两汉时期“浮游者众”的原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宫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摇役，失农桑食，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百姓流亡的七种原因，导致了流民增多，以致出现了浮游者整日无所事事的局面。这些人无所事事、斗鸡走狗、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状况不断，为两汉时期恶少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王莽时期，针对“浮游者众”这一问题，制订了一种制度，即“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以禁止百姓浮游无事。
由于无所事事者增多，他们为了生存，通常从事一些不正当的职业，这就为恶少年势力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些恶少年通常不顾法纪，作奸犯科。“闾巷少年，攻剿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剽，指的是通过武力来强夺他人的财产，也称作攻剽、剽攻、剽劫等。椎埋，指的是椎杀人而埋之。掘冢，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盗墓。这些恶少年通过杀人劫财、盗墓来获得财物，这些恶少年的行为与强盗是无异的。
酷吏如义纵、王温舒也在少年时期违法乱纪，被划到恶少年这一列。“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这些人在少年时期无所事事，或者加入强盗这一行列，或者杀人犯法，还有的少年欺侮他人。
众所周知的大将韩信，曾受到胯下之辱。“淮阴少年又侮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于是信孰视，挽出胯下。”这些淮阴少年就是当时社会的地痞。郭解在少年时期，也曾经做过攻剽椎埋，掘冢铸币之事。
还有一些亡命少年依附在一些豪强贵族门下，做些让人痛恨之事。“轻侠少年赵季、李款多蓄宾客，以气力渔食间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这些轻侠少年依靠主人的势力，鱼肉乡里，淫乱妇女，横霸一方。“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
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的风气在西汉时期特别兴盛，当时的京师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鼓不绝。”除了京师地区，在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这些专门从事攻剽埋椎，掘冢铸币的恶少年，他们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一重大隐患。
汉高祖刘邦少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整天无所事事，典型的社会流氓。在《西京杂记校注》卷二就有这一段的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官，凄枪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顾酒卖饼、斗鸡蹦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的恶少年其实就等同于无赖。
2、
在社会动荡之际，这些恶少年更是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刘邦举事，“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他们平时就是不遵从法律，行为猖撅，在社会动荡之际，他们也参与其中，成为危害当时政府的一种力量。
他们或者投靠当地的豪强贵族门下，参与武装斗争，或者藏身于绿野山林，成为当地的强盗，或者拥立自己的领袖，自立为王，成为与朝廷对抗的一股力量。。戍卒陈胜自立“张楚”政权，自称楚王。不仅如此，陈涉起兵之际，“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陈平亦曾“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郦商也曾响应陈涉，“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通也向范阳令进言：“今天下大乱”，“诸侯畔秦矣”，“少年皆争杀君”，愿为见武信君，以求“转祸为福”。于是见武信君曰：“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贵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
在国家政治不稳之际，这些恶少年唯恐天下不乱，参与到这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选择自己的领导者，妄图自立乾坤。陈婴是东阳少年在杀掉其令时，强立为长的，“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详。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明也。’婴乃不敢为王。”
这些恶少年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自立政权。在西汉末年，王莽统治时期，天下动乱，各地豪强势力反对王莽政权，战争不断，而此时“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让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阔，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
他们成为反对王莽政权的先驱，这些恶少年的势力也成为各派军阀相互争夺的力量。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张燕把这些恶少年聚集起来在山泽间为盗贼。张绣也招聚一些少年成为邑中的一大势力，“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当各地军阀势力并起时，曹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泅之间。”《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中记载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拘淮、汝，褚以众归太祖”，“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鲁肃“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这些恶少年，在社会动荡之际，甚至成为颠覆整个王朝的重要力量。
3、
这些少年年轻气盛，有时为了他们所谓的侠义而杀人，做出违法乱纪之事。这些少年的行为从道义上来说还是让人欣赏的，而他们身上的侠气也是让人钦服的。晋人张华的《博陵王宫侠曲》也大力颂扬了这种侠气：“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衡。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围墙。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
虽然为人报仇的侠义精神让人赞扬，但是他们的行为为法律所不容，是对皇权统治的挑战。此外，我们从东汉吕母起义中也可以看出来。少年因为受吕母恩惠，为了偿还这份情义，愿意帮助吕母杀宰，所以在后来的吕母起义中，这些恶少年的势力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袁术少时也是以侠义而有名，“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而酷吏阳球也因为为其母报仇，率领一帮少年杀掉郡吏。这些恶少年多是为了所谓的侠义而违反社会法律规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这些恶少年也往往因为爱慕游侠的侠义精神而投靠到游侠的门下，成为游侠集团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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