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几乎是中国所有王朝的国策，不论是怎么时代，保护农民耕地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让农民安心种地，如何让农民通过种地便能养活一家，这就是古代君王最重要的工作，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农民，因为人人都需要吃饭，只有吃饱了才能继续生活，才不会生事，老话说得好“手中有粮，心里莫慌”。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商鞅那个时代，我相信商鞅是坚决不会背“重农抑商”的这口锅。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明者并非商鞅，发扬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选择了一个“重农”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极致而已。
不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在周秦诸子之中仍相当普遍。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司马迁说的，更多是特指以“末业”为“贫者之资”，略近于今日所谓“脱贫”。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后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门”明显指谓鄙贱之事。
古人善用对偶表述，这里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经商者类同于女性之倚门卖笑者;岂止是富而不尊，简直就是虽富却贱。也就是说，贫寒者可以借“末业”致富，若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其实，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主体从远古开始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认识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成国家的基点。
重农抑商的原因在于，限制人口流动!我们知道，商人必须流动才能获利，农业则守土重迁，且不说商人有钱后会形成力量，就是大量的相互流动，就能把各地的人串联在一起，这对中央政府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对地方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利。在古代商业是属于无奈之举，工业革命后大量的商品产生才促进的商业文明。大凡是国富民强的国家，都是不用跋涉经商，自给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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