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任职

　　艾登出生于达拉谟郡(County Durham)西奥克兰(West Auckland)，一个非常保守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Sybil Grey)则来自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有名的格雷家族(Grey family)。艾登早年入读伊顿公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英国皇家步兵团，曾到法国前线作战，并因战功获颁赠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他的哥哥和一位弟弟，分别叫提摩泰和尼古拉。均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阵亡。战后，艾登为了实现当外交家的梦想而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精通俄语、法语、德语。1922年大学毕业，艾登未按先前的意愿到驻外使馆工作。他认为“议会是进入外交界的另一条门路”，决定通过竞选议员，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1923年，艾登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当选为代表沃里克和利明顿(Warwick and Leamington)选区的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以自己的仪表、才华和谈吐，获得保守党元老的器重。从此投身于政治事业。同年，他迎娶了派翠斯·伯吉(Beatrice Beckett)为妻，并生了两名儿子，1926年，艾登作为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陪同前往日内瓦参加同际联盟行政院会议。

　　1931年3月，艾登与张伯伦一起参加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工党政府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们常在首相府与政府各部大臣聚会，为英国参加裁军会议做准备。半年后，艾登经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推荐而出任外交次官，不久即以英国政府副代表的身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

　　1926年，艾登在外务部成为国会私人秘书，后于1931年获擢升为外务部次官。1934年，他加入了鲍德温的内阁，除了获委任为掌玺大臣，又被指派为国际联盟代表。他对被任命为帝国掌玺大臣这一职务深感不满，认为“表面上增加了权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甚至连决定政策的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都不是”。

　　他与其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家一样，极力主张反战，并努力以国际联盟来维持欧洲和平。从1933年起，艾登多次奉命奔走于巴黎、柏林、罗马、日内瓦和莫斯科，出访瑞典、挪威和丹麦，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会谈。1934年2月和1935年3月，艾登曾两次会见希特勒。他没有被希特勒掩盖其侵略意图的和平诺言所欺骗，主张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努力。艾登的见解在英国政界中引人注目。当时未参加政府的丘吉尔称他为“政府中惟一的优秀成员”。在保守党首相鲍德温改组内阁时，艾登因年龄、资历和政见方面的原因，未能出任外交大臣而仅担任鲍德温首相为他专设的与外交事务有密切联系的职位——国际联盟事务大臣。1935年10月初，墨索里尼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英国外相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企图向意大利行绥靖政策，把阿比西尼亚大部分领土割给意大利。艾登便私底下提出反对。最后，塞缪尔·霍尔爵士因签署《霍尔-赖伐尔协定》失败而辞职，艾登遂接任为外相。年仅38岁，颇有少年得志之势。在那时，艾登曾被认为是领导潮流的人物。当时的绅士阶级一般爱戴圆顶硬礼帽，但艾登却戴杭堡帽(即Homburg hat，这种帽有点像圆顶硬礼帽，但帽缘却稍微上卷，帽冠中央有折痕，而帽身则饰以缎带)，结果，在英国成为了新风尚。

　　担任首相

　　1955年4月，丘吉尔终于宣布退休，艾登遂接替他出任英国首相。艾登凭借著俊朗的外表、魅力和他在大战的政绩，使他在国内成为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当他一上任首相，便立即举行了1955年大选，并为保守党在下议院带来更大的多数优势。可是，艾登从未出任过有关本土事务的职位，故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经验。为此，艾登把这些事务一概交给他的副手们，如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等，至于自己则专注在外交事务，并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结成紧密的同盟。而艾登的名言：“要永远以和平为大前提。(Peace comes first,always)”更使他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

　　但是，这个英、美同盟在日后被证明是徒具虚名的。在1956年，艾登联合法国，企图阻止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为苏伊士运河自十九世纪以来，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资产，而该公司则正正由英国和法国的股东所拥有。面对著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艾登根据他在三十年代的外交经验，视纳赛尔为墨索里尼的翻版，认为两人皆如出一辙，都是急激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会入侵其他国家。然而其他意见却认为，纳赛尔的举动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合情合理。

　　结果在1956年10月，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和尝试斡旋后，最终劝阻纳赛尔失败。于是英国和法国，联同以色列出兵埃及，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地区。不过在出兵以后，艾森豪威尔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谴责这是殖民主义的死灰复燃。至于艾登则忽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都要依赖美国，以致艾登最后不得不向美国的压力屈服，进行撤兵。是次事件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著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正式衰落，脱离列强行列。

　　在苏伊士的彻底失败，使他的声望受挫之余，健康亦因而恶化。但他的财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麦美伦)，尽管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其中一位策划人，在此时却乘机巧妙地操纵艾登，使他终于在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一职，并由自己接任。艾登辞职后，成功挽留了自己的声望，并于1961年被册封为亚芬伯爵。

　　退休之后

　　离开政坛以后，艾登与第二任妻子在维特郡过著平静的生活，期间又写了一本受好评的个人传记，名为《Another World》，除此之外，先后出版有三部回忆录：《回到原位》(1960)、《面对独裁者》(1962)和《清算》(1965)。在1977年，艾登在美国外游时，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在他的要求下，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派出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接他回国，最后亚芬伯爵在1977年1月14日，因肝癌在索尔兹伯里逝世，终年79岁。

　　从1945年至1973年，艾登是英格兰伯明翰大学的校长。艾登唯一存活的儿子，尼古拉·艾登(Nicholas Eden)(1930年─1985年)，在1977年以前称为艾登子爵，也是一位政治家，因艾滋病早逝。艾登的长子，西门·艾登(Simon Eden)，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英国皇家空军在百慕大的一次行动中阵亡。艾登与西门的关系十分要好，故他的死讯对艾登造成了很大打击。有关艾登的文件和政府档案，现正存放于伯明翰大学，以作特别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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