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年一直被认为是明朝朝贡体系解体的一年。不仅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开始形成越来越强的敌对势力，连南洋地区的小邦也开始被西方殖民者所侵蚀。那么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联系?

　　1511年的世界，是从中世纪进入到近代的关键年份。虽然很多事情不是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但之前很多事件的结果与之后很多事情的起始点，都在这一年里有着集中出现。从这点来说，不应该按照地理上的大洲划分来进行孤立叙述。而应该按照几个重要的势力来分头说起。

　　先说不断引领世界进入近代化进程的欧洲地区。1511年的时候，西欧的主要国家都加入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长期鏖战--意大利战争。1511年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强大而富有扩张性的法国，引发了教皇、威尼斯、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的联手抵制。反法的神圣同盟建立，几乎注定了之后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西欧VS法国。

　　此时的西欧地区，主要国家都开始受到大航海时代的影响。但中世纪封建继承制与贵族集团的较量，依然牵扯着他们的主要精力。

　　在当时的不列颠岛，英格兰和苏格兰还是两个独立而经常对立的国家。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两个岛国都比过去都重视发展新式海军。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与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不约而同的大造海军。1511年，两国在近代早期最具威力的战舰纷纷下水。

　　真正从海上开发获益的国家基本只有两个：西班牙和葡萄牙。

　　前者已经在10年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著名的美洲银矿尚未被发现。此时的西班牙人也没有控制美洲大陆上大片土地，主要基地被限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吧等岛屿，并积极开拓尤卡顿半岛。由于没有足够的贵重金属矿藏被发现，所以他们当时主要的营收手段就是农业与种植业。

　　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在海上的获利要多很多。经过十多年的征战，他们已经建立一条里斯本--好望角--蒙巴萨--果阿的国际远洋航线。他们开始垄断西欧地区的香料贸易，并通过从西非获得的黄金、象牙、奴隶与经济作物，盛极一时。1511年，葡萄牙人还占领了他们在远东的最大基地马六甲。这不仅有利于控制亚洲海运，也在实际上破坏了明朝人拥有的南洋朝贡体系。

　　葡萄牙人是当时大航海时代主要受益者

　　在东欧，俄罗斯人或者说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国，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开疆拓土。除了对传统罗斯的几个城市共和国进行侵占和同化，还向西不断与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发生冲突。他们一方面扶持乌克兰地区的早期哥萨克，一面同立陶宛争夺今天的白俄罗斯地区。1511年就是这一阶段成功前的关键性一步。

　　欧洲地区最大的威胁是以巴尔干为基地的奥斯曼人。这个帝国在1511年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内乱阶段。由于奥斯曼继承人制度规定，继承者必须杀死自己所有的男性直系亲属。所以每次奥斯曼的苏丹新旧交替，都会形成一场小规模的内战。

　　1511年，已经按耐不住的王子塞利姆虽然造反失败，但靠着近卫军支持，躲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基地内伺机而动。老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实际上无力阻止这个局面。帝国的对外扩张因此处于一个停滞期。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要在横跨欧亚两地的帝国内获得优势，就必须拥有以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近卫军支持。因为后者是最容易获得欧洲最新技术，并转化为自身存在优势的集团。

　　顺着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中亚地区。在这一年里，起源于阿塞拜疆山区的萨法维王朝，已经控制了波斯地区和两河流域。由于奥斯曼人的大举东征还没来临，所以他们有能力将力量集中到更东面的河中与阿富汗地区。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河中北部地区来袭的乌兹别克人。双方为了河中地区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而大打出手。波斯的什叶派与中亚的逊尼派激烈交锋。由于前一年取得了谋夫之战的胜利，波斯人在1511年保持优势。

　　但波斯人还是觉得经常向河中用兵，太麻烦了。所以他们需要扶持一个势力较弱但又有巨大影响力的军阀，作为自己在撒马尔罕的代理人。蜗居在费尔干纳一带的帖木儿王朝贵族巴布尔，成为了他们的理想选择。后来的印度莫卧儿王传君建立者，在1511年，春风得意的再次拿下撒马尔罕的控制权。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图谋河中。之后，就因为当地逊尼派居民反对他与什叶派合作，将乌兹别克人又引了回来。莫卧儿的建立，可以说在这一年就已经注定。而此时的北印度，还处于垂垂老矣的德里苏丹国控制。

　　巴布尔最后一次控制河中 然后只能选择南下了巴布尔的表兄弟赛义德，则更为激进一些。在和巴布尔联合又败给了乌兹比克人之后，他带着自己的人马向东到了今天的新疆地区，投奔了蒙古帝国最后的直属残余部分--东察合台汗国。这成为了后来叶尔羌汗国的开始。

　　当时的中亚地区，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洗牌运动的后期。原先代表突厥-波斯化的蒙古系势力，正在急速衰退。100年前还能建立中亚大帝国的帖木儿，在100年后已经无法护佑自己的徒子徒孙。两股在中亚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势力，正从他们的策源地向着整个中亚挺进。其一便是与西方交流更为密切的西部文明势力，以萨法维王朝为代表。其二便是来自东北方半开化地域的蛮族，以乌兹别克人为例。

　　至于中亚地区的斗败者，也顺着历史的轨迹，向着两个方向撤退。巴布尔选择了南下印度，赛义德决心向东重回文化故土。他们后来也都获得了成功。

　　最后，顺着赛义德东奔的方向，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当时的明朝。1511年的明朝，实际上也处于自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既包括了自己的内部属性，又与外部世界的国际地位有直接关联。

　　1511年的明朝，除了在当年失去了马六甲与南洋地区的宗主地位，还在前些年遭遇到了西北地区的安化王叛乱。表面上看，这些事情似乎对明朝本身没有太大影响。实际上，这些事首先意味着明朝对外控制力的衰落，其次就是内部本身的根基也出现了问题。这两种控制力的减退，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断发展出更为严重而著名的事件。

　　特立独行的正德皇帝，是儒家士大夫笔下不务正业的昏君代表。但他的行事作风，恰恰是明朝前期皇帝身上的蒙古式作风残余。只不过在这种残余最终消退前，由年轻的皇帝来了一次巨大的回光返照。在他短暂的统治期结束后，明朝皇室将从嘉靖帝起，彻底从蒙古式作风，转为保守而传统的中原式风格。之后的明朝皇帝，将彻底变为东方吏制国家的宫廷君主。这对后来的历史，也有着重要影响。

　　所以说，1511年是世界近代史起步阶段的关键性年份。旧时代的影响，在这一年继续推动着历史发展。但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势力，也已经纷纷登上舞台，或正在创造历史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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