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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推动了儒学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统一儒学的形成以及儒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统一儒学的形成由官修《五经定本》、《五经正义》及几部私修经书共同完成。《五经定本》是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的，是一部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五经文字的书，后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的统一课本。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在郑覃的主持下，又刻成了著名的《开成石经》，进步完成了五经在文字上的统一。《五经正义》由唐太宗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是一部解释五经经义的书。书在高宗朝撰成后，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应试亦必须准此答卷，不许自由发挥。私修经书主要有唐初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春秋榖梁传疏》以及唐后期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这些书也对儒学的统一做了贡献。儒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完成于唐后期。啖助、陆质师徒创自由解经之学属。
赕助著有《春秋统例》，陆质著有《春秋微旨》、《春秋集传纂例》、《春秋辨疑》。他们著述的特点是不受《春秋三传》的束缚，专凭己意说经，不对《五经正义》之类的书随意驳斥，即使对《春秋三传》本身也敢于提出异议，在学风上开启了宋学“空言说经，任意附会”的先河。韩愈、李翱师徒则从哲学思想上为宋学奠定了基础。韩愈“道统说”中的“道”在宋朝时被程、朱加以发挥，称之为“道”或“理”，并认为是最高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韩愈的“性情说”也被程、朱加以发挥，“性”被发展为天命之性”，“情”被发展为“气质之性”。李的“性善情恶说”也被宋学直接继承，成为“存天理，灭人欲”以及“致良知说”的先声。唐修八史唐代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王朝建立后，为借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史学十分重视。
贞观三年(629年)底，唐太宗将史馆自秘书省著作局移于门下省北，并令宰相任监修，负责编撰前代和本朝国史，把纪传体正史的编修掌握在政府手中，自此迄清代，官修正史成为历代相沿的唐代编修的正史共有八部，习称“唐八史”，即《晋书》、《梁书》、《陈制度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但获得唐政府批准而列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编修了《五代史志》十种，一并附进《隋书》，即今《隋书》十志。《史通》《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江苏徐州)人，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
《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刘知几对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进行了批判，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几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显然，刘知几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如果“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
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距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通典》《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即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陕西长安县)人。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用力三十余年撰成《通典》。全书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自上古到唐代宗时期的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沿革。
《通典》的问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史书体裁政书体，对后世史学影响巨大。杜佑撰《通典》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反对非今是古”，主张“随时立制，遇事通变”。这种古为今用的治学精神是可贵的。但《通典》大讲礼教，《礼门》占了全书的一半，又说明杜佑修史的根本目的是巩固礼教伦常。《元和郡县图志》和《蛮书》李吉甫(758～814年)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全书40卷，记述了各郡县的户ロ、物产、山川古迹、地理沿革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
原书地图部分在宋代已经佚失，因此，后人又称此书为《元和郡县志》《蛮书》一名《云南志》，唐懿宗时人樊绰所著。全书10卷，系统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是唐代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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