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历史问题不仅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的前沿研究，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与域外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往来互动的叙事，从广阔无垠的草原到茫茫无际的戈壁，从峻岭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都留下胡汉碰撞演绎的历史与胡汉融合的文化遗痕。
一个世纪以来，中古胡汉演进图册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补充，唤起了人们从历史记忆中醒来。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也是依靠文化的链环衔接与延续。千年前的中古时代已经离我们的记忆十分遥远了，但是这个消失于历史深处的隋唐文化又距离我们很近很近，丰富精彩的唐诗常常吟咏朗诵随口而出，斑斓多彩的唐服常常飘忽在人们眼前，风剥雨蚀的唐窟佛像不时展现在人们面前，花纹精美无比的金银器不断出现在各类奢侈品的海报上……今人借助隋唐大国的文化遗产仍然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出国展览的大唐文物成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中的胡俑、壁画、金银器、纺织品等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书写胡汉历史就是书写我们民族的心灵史，是提高民族思想境界的人生之学。胡人形象的陶俑、壁画等载体不是一幅幅威武雄壮的“群星谱”，但却是能够进入那个时代历史谱系的一组组雕像，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民族形象和艺术魅力。发现唐代社会多元文化的民族正面。
中古隋唐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遐想，这种遐想不是瞎想，而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艺术来源于真实，也高于真实，当那些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胡人蕃人形象文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常想这是不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生物，它不是玄虚文字描写的，却是从点滴微观的真实细节做起的可信典型，从而使久远的人物又有了活生生的呼吸，以及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个造型各异的胡服蕃俑，不仅调动了我的想象力，而且要再现重要文献记载的史实，像断片的串接活现出有历史依据的外族形象，力求还原或接近历史。
唐代留给我们的不是到处可见的能够“申遗”的遗址，更多的是无形却融入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三省制使得参与政府管理的官员互相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科举制度最大限度地打破门阀固化，释放富有天才的青年人的活力，使他们有了上升通道，他们远赴边塞为博取功名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使所有年轻人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而展现才华。
如果说国都长安社会环境容易产生“光芒万丈”的诗人，或是浓缩很多的“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个盛产传奇的时代，洛阳、太原、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谱写的传奇正是与外来文化有关的人和事。朗朗上口的描写胡汉族群与艺术的诗歌俯拾皆是，司空曙《校猎曲》“数骑胡人猎兽归”，鲍方《杂感》“胡人岁献葡萄酒”以及“胡歌夷声”“胡啼蕃语”“胡琴羌笛”“胡云汉月”等，过去被认为对周边种族有贬低歧视之意的“胡”，越来越成为今天国际公认的中性词，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对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胡汉融合鼎盛时期不过几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几代人体察省悟，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总是被困在民粹单边的囚笼里。隋唐时代作为多民族汇聚的移民国家，正是镌刻下了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
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保障了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目前学界兴起用“全球史”视野看待历史进程中的事与人，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的藩篱，开放包容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我们的主张，我赞成对过去历史进行宏大的叙事，但同时也执著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我要感恩汉唐古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等文化遗产，使得我们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朗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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