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明朝的东南沿海为什么会倭患不断?

  在大明朝中后期的所有名将中,戚继光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身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妇孺皆知的大英雄。自大明朝开国以来,沿海就存在着倭患。朱元璋曾为此下了一道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道圣旨非常口语化,同时我们也能轻易发现:朱元璋在位时期就有倭寇为祸百姓。身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朱元璋曾经派出使者,警告倭奴同大明朝进行正当的朝贡贸易。但倭奴给脸不要脸,直接把大明朝的使者杀了。朱元璋再生气也拿他们没办法,毕竟中间隔着汪洋大海,真要开战太过劳民伤财。对于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大明朝,的确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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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为此出台了“海禁”政策,其中也包含着他个人的政治理念等多种因素。通过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1374年)撤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三年(1390年)发布“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品;三十年(1397年)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等一系列政策,大明朝的“海禁”政策日趋完善。

  按理说,有着这样完备的“海禁”政策,倭患应当有很好的解决才对。但为何到了明朝中后期,倭患却愈演愈烈呢?以至于还出了戚继光这样一位,因抗倭而诞生的大英雄呢?

  一、倭奴的内部原因

  大明朝开国于1368年,在32年之前,也就是1336年,倭奴内部出现了大分裂。镰仓幕府被后醍醐天皇消灭后,天皇开始推行新政,企图将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后醍醐天皇大力提拔京都的贵族,让立下大功的武士不怪不满。蛋糕是武士们拼命抢来了,天皇却不给他们分一块,这必然要出事。于是倒幕大将足利尊氏用武力逼迫后醍醐天皇退位,佣立了新的光严天皇,这便是北朝。

  后醍醐天皇退位后并没有被杀,他一路南下,到达了吉野,建立了南朝。这个南北对峙更像是中国的北魏分裂东魏西魏,因为皇室都是一家人。因为后醍醐天皇手中掌握着八尺镜、琼曲玉和天业云剑“三神器”,相当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是正统的象征。在56年的分裂之中,南北之间战争不断。南朝一些战败的武士不甘心投降,便向西到达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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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落草为寇”的无奈之举,但他们在大明朝劫掠所得的财富,比国内的胜利者还要多。这丰厚的利益让原本是民间的劫掠活动,变成了官方的侵略行为。作为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竟然都跑来大明朝劫掠。对此《明史·列传·卷二百一十》就明确记载了:“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由此说来,大明朝饱受倭患,是受倭奴内部的分裂所影响。

  二、“海禁”政策的弊端

  明太祖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中出身最低的,他渴望恢复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单社会。没有贪官污吏、甚至没有货币和贸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将舟山群岛46座岛屿的岛民内迁。不仅严禁下海通商,连靠海为生的渔民也不得下海捕捞。与海外所有的联系,除了维持必要的朝贡贸易,真正达到了“寸板不许下海”的地步。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政策,朱元璋通过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震慑并控制沿海人民。《大明律》明确规定了: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通过以上措施,沿海百姓不得不在内地进行农作。过于严苛的“海禁”政策不仅破坏了沿海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习俗,也严重限制了海外贸易的收入。要知道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经济支柱便是海外贸易。大明放弃了这一财政收入来源,也为日后国库的捉襟见肘埋下了伏笔。对沿海地区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因此,百姓与朝廷的矛盾就此产生。

  三、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

  明代官员的官服上,会有各种刺绣来象征等级。文官官服是各种飞禽、武将官服则是各种走兽,所以“衣冠禽兽”一词最开始是个褒义词,是让人羡慕的。但是到了中后期,大明朝的吏治也开始腐败,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被弃之如敝履。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欺压老百姓,所以“衣冠禽兽”渐渐的变成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贬义词。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明朝官员的腐败与贪脏枉法。

  在倭患高发的浙闽一带,一旦有人犯事,都会被判定为倭寇。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这已经成了一项“潜规则”。对百姓而言,下海被抓不仅自己要被处死,家人也要跟着遭殃。如果自己是“倭寇”,倭寇的家人远在海外,自然不会追究自己亲人的连带责任。对官员来说,自己治下的百姓违禁,属于自己的失职。即便处理好了,也难逃责罚。可一旦被抓的人是个“倭寇”,不仅没有罪过,反而是“抗倭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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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于嘉靖年间的“倭寇”,其实是“中国人占十分之七,倭人占十分之三”,比如倭寇的主要领袖之一是徽商出身的王直。也难怪有学者认为:“倭寇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大明朝东南沿海的倭患,其多发的根源始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渴望走向大海的老百姓因为政策的制约,只能顶着“倭寇”的身份,去达成自己的目的。

  倭寇侵犯、劫掠大明沿海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基本上集中在前期。明朝中后期越演愈烈的倭患,说到底是中国人与顶着“倭寇”身份的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撕掉这层伪装,这场抗倭战争就变成了农民起义。《嘉靖实录》很明确的写道:“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史·日本传》亦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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