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朝中后期的所有名将中，戚继光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身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妇孺皆知的大英雄。自大明朝开国以来，沿海就存在着倭患。朱元璋曾为此下了一道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道圣旨非常口语化，同时我们也能轻易发现：朱元璋在位时期就有倭寇为祸百姓。身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朱元璋曾经派出使者，警告倭奴同大明朝进行正当的朝贡贸易。但倭奴给脸不要脸，直接把大明朝的使者杀了。朱元璋再生气也拿他们没办法，毕竟中间隔着汪洋大海，真要开战太过劳民伤财。对于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大明朝，的确吃不消。
朱元璋为此出台了“海禁”政策，其中也包含着他个人的政治理念等多种因素。通过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1374年)撤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三年(1390年)发布“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品;三十年(1397年)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等一系列政策，大明朝的“海禁”政策日趋完善。
按理说，有着这样完备的“海禁”政策，倭患应当有很好的解决才对。但为何到了明朝中后期，倭患却愈演愈烈呢?以至于还出了戚继光这样一位，因抗倭而诞生的大英雄呢?
一、倭奴的内部原因
大明朝开国于1368年，在32年之前，也就是1336年，倭奴内部出现了大分裂。镰仓幕府被后醍醐天皇消灭后，天皇开始推行新政，企图将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后醍醐天皇大力提拔京都的贵族，让立下大功的武士不怪不满。蛋糕是武士们拼命抢来了，天皇却不给他们分一块，这必然要出事。于是倒幕大将足利尊氏用武力逼迫后醍醐天皇退位，佣立了新的光严天皇，这便是北朝。
后醍醐天皇退位后并没有被杀，他一路南下，到达了吉野，建立了南朝。这个南北对峙更像是中国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因为皇室都是一家人。因为后醍醐天皇手中掌握着八尺镜、琼曲玉和天业云剑“三神器”，相当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是正统的象征。在56年的分裂之中，南北之间战争不断。南朝一些战败的武士不甘心投降，便向西到达了中国。
原本是“落草为寇”的无奈之举，但他们在大明朝劫掠所得的财富，比国内的胜利者还要多。这丰厚的利益让原本是民间的劫掠活动，变成了官方的侵略行为。作为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竟然都跑来大明朝劫掠。对此《明史·列传·卷二百一十》就明确记载了：“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由此说来，大明朝饱受倭患，是受倭奴内部的分裂所影响。
二、“海禁”政策的弊端
明太祖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中出身最低的，他渴望恢复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单社会。没有贪官污吏、甚至没有货币和贸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将舟山群岛46座岛屿的岛民内迁。不仅严禁下海通商，连靠海为生的渔民也不得下海捕捞。与海外所有的联系，除了维持必要的朝贡贸易，真正达到了“寸板不许下海”的地步。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政策，朱元璋通过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震慑并控制沿海人民。《大明律》明确规定了：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通过以上措施，沿海百姓不得不在内地进行农作。过于严苛的“海禁”政策不仅破坏了沿海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习俗，也严重限制了海外贸易的收入。要知道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经济支柱便是海外贸易。大明放弃了这一财政收入来源，也为日后国库的捉襟见肘埋下了伏笔。对沿海地区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因此，百姓与朝廷的矛盾就此产生。
三、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
明代官员的官服上，会有各种刺绣来象征等级。文官官服是各种飞禽、武将官服则是各种走兽，所以“衣冠禽兽”一词最开始是个褒义词，是让人羡慕的。但是到了中后期，大明朝的吏治也开始腐败，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被弃之如敝履。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欺压老百姓，所以“衣冠禽兽”渐渐的变成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贬义词。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明朝官员的腐败与贪脏枉法。
在倭患高发的浙闽一带，一旦有人犯事，都会被判定为倭寇。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这已经成了一项“潜规则”。对百姓而言，下海被抓不仅自己要被处死，家人也要跟着遭殃。如果自己是“倭寇”，倭寇的家人远在海外，自然不会追究自己亲人的连带责任。对官员来说，自己治下的百姓违禁，属于自己的失职。即便处理好了，也难逃责罚。可一旦被抓的人是个“倭寇”，不仅没有罪过，反而是“抗倭有功”。
因此对于嘉靖年间的“倭寇”，其实是“中国人占十分之七，倭人占十分之三”，比如倭寇的主要领袖之一是徽商出身的王直。也难怪有学者认为：“倭寇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大明朝东南沿海的倭患，其多发的根源始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渴望走向大海的老百姓因为政策的制约，只能顶着“倭寇”的身份，去达成自己的目的。
倭寇侵犯、劫掠大明沿海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基本上集中在前期。明朝中后期越演愈烈的倭患，说到底是中国人与顶着“倭寇”身份的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撕掉这层伪装，这场抗倭战争就变成了农民起义。《嘉靖实录》很明确的写道：“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史·日本传》亦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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