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何困死江都也不回中原地区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确认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隋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对于关中之外地区的制度化掠夺，建构的是一个空前的“国富民穷”，甚至是“中富外穷”的“盛世”。
事实上，早在隋文帝时代，隋就已经在构建以都城为中心，以国家级粮仓、行宫为据点的点、线防御体系，关东百姓缴纳赋税要自行转输至关中、河东的粮仓，以至于运输者千里不绝。
且不论这过程中的民力损耗和巨大的成本，只说这个制度设置的目的，其实就充满了防备心理。
这种防备针对的就是民间，大量的物资被集中在朝廷手中，哪怕反叛者占据州郡，实际上得到的只是“治民的负担”和一个个“空壳”，没有物资的积蓄，就不可能完成“乱民”到“乱军”的组织跨越，最终被好整以暇的关中府兵所剿灭。
所以，本质上，隋文帝给自己子孙预留的天下，就是一个“满目皆敌”的天下，是一个哪怕天下皆反，只要控扼北周故地，甚至更直接点，控制长安、太原重镇，就能坐观成败的“后发制人”的布局。
正是这个布局，让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先后饮恨。
国富民穷，不缺反叛者的地方缺少物资，不缺物资的地方缺少反叛者，所以，杨玄感、李密都能够在举旗之后快速的聚众，因为关东地区实在不缺少潜在的“反贼”，这些人“苦隋久矣”，哪怕给口饭吃，就会跟着造反。
但是，当这些“反贼”成了规模，达到了数十万、百万之众时，问题就会显现，当李密围攻洛阳时，他也只能占一个粮仓，不“缺食”却“少衣”。
而掌握了隋炀帝禁军的宇文化及在西归时，则更干脆，“乏食”，所以才北上黎阳仓，要知道，这可是跟随着隋炀帝据守江都宫的精锐，哪怕是这个隋炀帝即位后极力打造的统治枢纽，仍旧不足以供养这支大军。
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关中本位”也好，“关陇集团”也好，都不足以解释隋朝速亡的症结，因为在整个制度设计之中，这部分人根本不重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本身哪怕有重臣反对，有卫士逃役都无所谓，所有的缺口，都可以从关东、江南的文学之士和寒门武勋中填补，毕竟，隋炀帝的皇权不是关陇贵族们送的，而是他们父子两代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问题是，这个原本“两头沉”的天平，在大业十一年，先失去了一边。
大业十一年八月初八，北上巡塞的隋炀帝统帅着数以十万计的精锐禁军和妃嫔、大臣，被数十万突厥骑兵突袭，幸而得到了义成公主的事先示警，御驾于八月十二日转入了雁门郡城，据城死守。
突厥大军迅速进入雁门郡，八月十三日即包围了御驾所在的郡城，之后，攻克了全郡四十一个县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和齐王杨暕率领后军进驻的崞县在苦苦支撑，其中，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却只够吃二十天，突厥攻城非常激烈，箭羽甚至射到了隋炀帝面前。
八月二十四日，隋炀帝诏令天下郡县勤王，一直到九月十五日，突厥始毕可汗才解围离去。
可以说，自此之后，隋朝中央禁军的“武力优势”威慑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因为所有接到过“勤王诏令”的人都会知道，隋朝的皇帝率领着十万禁军被突厥包围，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整个东北亚最强的武力集团，又回归到东突厥汗国去了。
要知道，突厥汗国对于曾经的北周、北齐和初生的隋朝而言，曾经是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曾经的北周王朝甚至要迎娶突厥公主作正宫皇后，这种“和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间关系的不平等，或许可以与元朝向高丽王下嫁公主相提并论。
直白地说，曾经的北周王朝，根本就是突厥的臣仆。
而隋代周之后，统一的突厥汗国仍旧是控弦百万、东西万里的庞然大物，直到长孙晟北上离间突厥内部，分裂为东、西突厥，隋朝又打又拉，才让元气大伤的东突厥汗国臣服，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
在隋炀帝即位之后，立刻发动百万之众整修北方的长城，同时挖掘长堑，以做防御突厥的准备，这些举措，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他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在突厥仍在启民可汗这个时时对隋王朝保持恭顺的“臣属”控制之下所进行的。
换句话说，在突厥仍像隋文帝时代一样向隋炀帝称臣的和平时期，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突厥经历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威胁，却又不能像他父亲的时代一样，通过挑拨离间，促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属于顾着面子就没法顾里子的窘境。
隋炀帝即位时的东突厥，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经摸准了隋炀帝的脉搏，或者说“中式帝王”的脉搏，所以，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大肆铺张地北巡榆林时，启民可汗为“圣人可汗”引荐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见《隋书·突厥传》：
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其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王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
这段对高句丽使者的威胁，在《隋书·炀帝纪》中也有记载，措辞更加严厉，而这次与突厥的“盛会”，在《资治通鉴》中还有一段更神奇的记载，那就是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的御驾拔草修路，所谓：
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突厥可汗可谓恭顺至极，同时，不露声色地将高句丽人推到了隋炀帝的面前，见《隋书·裴矩传》：
(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东突厥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隋文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杨坚五子)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着，当率突厥，即日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结合上下文可知，高句丽使者实则是“朝于突厥”的，并且是突厥启民可汗亲自暴露、引荐给隋炀帝的，而之前亲自拔佩刀为隋帝拔草的行为，更是将隋炀帝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方向，所以，无论是裴矩的建议，还是之后隋炀帝的圣旨，都提到了一点：
当率突厥。
问题是，日后隋炀帝对高句丽的三次成行的大征伐，除了各属国的使者，有东突厥汗国派出的大军吗?
事实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隋炀帝君臣完全乐观估计了突厥的“恭顺”，以至于在“面子战争”中纠缠了好几年，而这出戏，本就是演给始作俑者看的，是表演，也是威慑，只是“演砸了”，反倒刺激了对方的野心。
所以，当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郡之后，整个北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庞大势力的介入，彻底抵消了围绕隋炀帝本人的正统朝廷和禁军的威慑力。
原本隋帝国的中央禁军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武力，隋炀帝也是天下各国的“共主”，任何反叛者都要顾虑和这样的敌人对抗的最终结局和力量对比，在大业十一年之后，所有有志于“反隋”的野心家们，都有了另一条更强健有力的大腿可选，那就是——东突厥汗国。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之后，再来看隋炀帝的退避江都，如果我们抛弃《隋书》不辨真伪的表述，而考量现实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他的政治选择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愚蠢”和“懦弱”。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隋炀帝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围对于帝国威信的伤害有多大，那相当于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武力优势”，如果再发生一次，等到解围时，可能隋帝国就已经不复存在，各地的隋官，早就自谋出路去了。
所以，他延续了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用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成员，亲孙子代王、越王分别镇守长安、洛阳，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形成镇守根本之地的“铁三角”。
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主力镇守江都，一方面，避开再次被突厥围困孤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监视蠢蠢欲动的江南，同时，坐观关东地方的“自相残杀”。
之所以这样解释，绝不是因为对隋炀帝有什么偏爱，而是他在江都，根本不是整日享乐无所作为，反而一直尽力维持着运河交通线的畅通和流域地区的平叛，比如陈棱统带宿卫兵攻李子通、左才相和杜伏威，杨义臣、杨善会打败高士达、张金称和格谦，王世充斩杀卢明月。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大业十二年之前，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贼帅为主，也在隋炀帝派出的十二道讨捕使者面前纷纷战败，但是进入了大业十三年(也称义宁元年)，反叛者开始向隋官蔓延。
比如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朔方郡的鹰扬郎将梁师都，左翊卫郭子和占据榆林郡，金城府校尉薛举也攻占了金城郡，围攻洛阳的李密也势力大炽，开始有隋官太守投降。
直白地说，就是隋炀帝的讨捕群盗的战略确实得到了实施，但是也正因为遍地烽火，使得“吏治组织”中的低级管理者，有了“借鸡生蛋”的机会，比如薛举，就是在本地隋官募兵数千人授甲时突然发难，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而罗艺，更是在讨捕群盗的过程中，不断出战，在基层官兵中积累了威望，才能够通过突袭，窃取涿郡的兵力和物资。
至于李渊就更不用说了，以太原留守的身份，招募兵马，对抗突厥和山西的群盗，都让他有足够的理由完成军队的组织化。
到了这个时候，隋王朝的棺材板才算完全钉上，因为本已经失衡的天平另一端，曾经最信赖的成员也开始了反叛。
“吏治组织”中低级管理者的倒戈，其实就是政权触角瓦解的开端，而这种瓦解的趋势，对于关陇贵族而言，是洞若观火的，所以，李渊的反叛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等到起兵反叛，已经是出手“摘桃子”的是时刻，隋文帝所建构的帝国体系就彻底瓦解了。
到了这个阶段，哪怕是隋炀帝有心率领宿卫禁军西归，其结果也不会比宇文化及的命运好多少，因为这一路上不但有李密这样的叛军在黎阳、洛口等仓城要点的疯狂阻击，还要面临着郡县统治瓦解之后，整个大军无从供应的困局。
要么，就一路饿着肚子打过去，要么，就被愈演愈烈的反叛者困死在某一个城池之中，这正是隋炀帝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或许在大业三年，启民可汗为他引荐高句丽使者时，就已经注定了。
虽然启民可汗早在大业五年就已经死去，可他的这一招祸水东引，却真真切切地报了东、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动荡的隋帝国重新陷入分裂之后，也产生了一群“儿可汗”，比如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解事天子”，郭子和则被封为“屋利设”。
就算是李渊， 起兵后打的旗子，也已经昭示着向突厥臣服的事实。
唐人赵蕤《长短经》卷四《霸图》中记录：
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宜兼以绛杂半续之。
《资治通鉴》卷184的记载是：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隋朝尚红，突厥尚白，所以，打“白旗”实际上是昭示对突厥的臣服，而杂用“绛白”，正是李渊所说的掩耳盗钟，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我还是隋朝的臣子，而不纯是突厥的“臣属”。
要知道，李渊是隋炀帝的亲表兄，也是“八柱国”家，关陇集团中的顶级贵族，在北方反叛时，仍旧要打突厥的旗子，试问，已经被突厥包围过一次的隋炀帝为什么不回归北方，究竟在顾虑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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