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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坛之上，李白、杜甫的名气是最为响亮的，地位是最为崇高的。但在他们的生前，境遇却又不太一样。杜甫并不为人所重视，终其一生诗名并不算显达，而李白则是全民偶像，倾倒大唐众生，甚至包括了唐玄宗。
李隆基亲自迎接李白，并封他为翰林待诏的时光，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他一生对于功名，都是孜孜以求的，这正好有机会接触到最顶层的贵族集团。然而，这同样也是李白人生的低谷。他只不过是充当一名御用文人的角色，对于唐玄宗来说，李白与梨园弟子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李白也看出了这一点，并向唐玄宗请求辞归，也求仁得仁地被赐金放还。正是这个明智的决定，延续了李白的文学生涯，让这棵大唐最为繁茂的大树，不至于在温室中枯萎，不至于沦落到宋之问那种御用文人的档次。
很少人能够看到李白离开长安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是奉送了中国文化史更多雄浑伟大的篇章，更是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傲骨。一位绝世的天才，不为富足无忧的生活而卑躬屈膝，不随波逐流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看破人生的大智慧。
也就是离开长安后，李白的性格越发狂傲，越发不拘小节，这也让他的诗歌迸发出更多的活力和激情。这种性格，可能在普通人身上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对主角光环之下的李白而言，却是引来了一桩桩极具生活情趣的轶闻。
相传李白云游四方，要么追求灵感，要么寻仙访道，当来到华山时，却惊动了当地的县令。当时李白文人打扮，骑着一头驴，当街而过，路过当地县衙所在时，并没有下驴。按唐朝的规矩，在县衙门口只能步行，这一次大概是因为李白喝多了，忘记了此事，颠颠倒倒。
他无心，县令却有意，他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并呵斥李白：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说完，县令还让左右将李白拿下，带到府内，给他笔纸，要他将前因后果详细写出来。
经过这么一折腾，李白清醒过来，不过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并没有慌张。他接过笔纸，略加思索，写下了这样一段惊世骇俗之言：
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
县令一读，大惊失色，因为这全篇都是狂悖的话：我曾经喝醉了时，用皇上的手帕擦嘴，皇帝不但不怪罪，还亲手为我调制醒酒的羹汤。为了让我下笔，贵妃亲自捧上砚台，高力士给我脱靴。在天子的门前，皇宫大院之外，我尚且能够骑马，真没有想到，区区华阴县，还不让骑驴了!
这也不需要多做解释，上面所写的事情，全大唐的人都知道，只有李白才享受过如此的恩宠。县令马上也明白这到底是谁，马上下跪谢罪：不知道是翰林驾到，失敬失敬。李白也不愿意为难一个小吏，大笑一声，扬长而去。
这段故事，是记载在《唐才子传》中。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流传。至于是不是真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自此之后，骑驴竟然成为了中国文人的时尚。
驴的形象并不好，一开始也不是中原之物，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脚力还是在驮负能力上都没法与马相比，所以被文人们鄙视。《楚辞·九怀·株昭》：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
后来在两汉时，驴进入皇宫苑囿，便开始被人所重视，而且逐渐为人所喜。王粲生前爱听驴叫，他死后，与之交好的汉文帝曹丕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竟然让百官在丧礼上学驴叫。不过，此时还没有文人骑驴的说法。直到西晋时期，阮籍不是骑马上任，而是骑驴上任当官，这才扯上一点关系，不过还是和诗人、作诗沾不上边。
直到李白骑驴，这才奠定了文士的一种形象。宋朝释绍昙还特意写下了《李白醉骑驴图》：酒渴思鲸饮，金鸾早退朝。醉身扶不起，压折老驴腰。也就是从李白开始，唐朝的诗人骑驴的多了起来。杜甫写自己骑驴的诗歌就有三首;贾岛骑驴斟酌推敲二字，撞上了京兆尹韩愈;李贺虽然才高，也需要骑着驴寻找灵感，偶有所得便记录下来。
此后，骑驴和诗人乃至文人的形象越发鲜明，钱钟书先生都曾经说过：“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李白的一段轶闻，却形成了后世文人经久不衰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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